玉堂春，是馮夢龍編纂的《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難逢夫》中的主人公。她本姓周，山西大同府人，只因家境貧寒，被賣到遠在千里之外的南京“樂戶”蘇淮家，改名蘇三。 “玉堂春”是其藝名。

娼妓，是伴隨著婚姻制度的確立而派生的附加物。在我國原始社會后期，性關系逐漸受到限制，女子日益成為男子的一種奴隸或財產，娼妓始萌生于社會。后隨著歷代統治階級享樂生活的需要，它歷久不衰。直至宋、明時代，此風尤甚。謝肇淛的《五雜俎》一書在敘述明代嘉靖、萬歷年間的娼妓制度時說： “今時娼妓滿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終日倚門賣笑，賣淫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玉堂春，就是這樣一個命運“可憐”而富于反抗精神的妓女形象。

玉堂春姿容美艷： “鬢挽烏云，眉彎新月。肌凝瑞雪，臉襯朝霞，袖中玉筍尖尖，裙下金蓮窄窄。雅淡梳妝偏有韻，不施脂粉自多姿。便數盡滿院名姝，總輸他十分春色”，被蘇淮夫妻用八百文錢買進“樂戶”，視為一架活的賺錢機器。小說第一次提到“玉堂春”之名，出自于南京城內東華門前酒店中的酒保之口。他向客人介紹蘇淮“樂戶”時說： “他家里還有一個粉頭，排行三姐，號玉堂春，有十二分顏色。鴇兒索價太高，還未梳櫳。”寥寥數語，說出了玉堂春在蘇家真實的生活處境。她雖有著如花似月般的容貌，但只是一個由主人待價而沽的“粉頭”。這種屈辱的地位與她美好的青春年華恰成鮮明的對照。一個煥發著生命活力的妙齡少女，正當編織幸福的理想夢幻之際，卻掉進了封建制度的染缸，人的自由被壟斷，個性被摧殘，猶如商品一樣，受人左右擺布。在“家家品竹彈絲，處處調脂弄粉”的賣笑生涯背后，真不知流淌著多少少女辛酸的血和淚!

王景隆是禮部尚書王瓊之子，俊逸瀟灑，風流倜儻，父親留他在南京讀書，以博功名。家人王定，四處討帳，三月余累積了三萬多銀兩。他有了錢財，自以為有了尋花問柳的資本，竟做起桃花夢來。聽了酒保對玉堂春的介紹，他自當“留心”，不顧王定的勸告，徑到春院胡同尋覓玉堂春玩樂。王景隆自恃父親是當朝的禮部正堂，官勢顯赫，身邊又有三萬家財，實力雄厚，嫖狎一個小小的玉堂春易如反掌。鴇母開口要一百兩財禮，他說：“一百兩財禮小哉，學生不敢夸大話，除了當今皇上，往下也數家父。就是家祖，也做過侍郎。”這番頤指氣使的話，在欲索高價的鴇兒聽來，不啻是財神菩薩再世。她一改扭捏作態為趨附奉承，親自去叫玉堂春出來接客。

玉堂春淪落風塵后，常哀嘆命運的不幸。她借生病來辭客，是當時許多青樓女子抗爭不幸命運的一種手段。但在世風的薰陶，尤其是鴇兒的調教下，玉堂春已逐漸沾染了依攀高門、貪利圖財的習氣。她在小說中的正式登場，是在房中與鴇兒的對話。在她出場前，小說已通過諸種藝術描寫，眾星拱月般地為她的“亮相”作了充分的渲染。這種“不見其人， 先聞其聲”的藝術表現方法，有利于表現玉堂春不同凡響的鮮明形象。小說描寫玉堂春聽鴇兒說“三姐，我的兒，你時運到了!今有王尚書的公子特慕你而來”時，由托病辭客改而“低頭不語”。當鴇兒敘說： “王公子好個標致人物，年紀不上十六、七歲，囊中廣有金銀。你若打得上這個主兒，不但名聲好聽，也勾使一世受用。”玉堂春心有所動， “即時打扮，來見公子”。見王景隆果然“眉清目秀，面白唇紅，身段風流，衣裳清楚”，她心中十分喜歡，在一番開懷樂飲以后，殷勤服侍公子上床， “徹夜交歡”。玉堂春的貪戀王景隆，或許是出于年輕女子的情欲，她已是豆蔻之年，在相遇風姿俊雅的風流才子王景隆后，長期郁積的對異性的渴求之情感迅速升華，一發而“倒鳳顛鸞”;或許是仰慕王景隆的名門貴族家世和數以萬計的金銀珠寶，這對一個生活于社會最低層的孱弱女子來說，實在是太需要了，一個人生活在世間，誰無幸福的憧憬，尤其是陷身火坑的玉堂春，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急迫得近乎癡狂，以至于和王景隆“男貪女愛”;或許，在苦海中浮沉的她，真的感到“時運”到了，欲借王家的地位和財勢，從良改嫁，將終身托付給意中的情人等等，間或諸般兼而有之。小說對此幾乎不作任何描述，但從玉堂春對王景隆前倨后恭的態度中，卻深刻地揭示了她豐富而復雜的情感世界。透過小說提供的生動畫面，我們不難看到他們的初次相會以及沉湎聲色，只是尋常的妓女和嫖客的關系，缺乏愛情的思想基礎。呈現在人們眼前的玉堂春，是一個地道的妓女的形象。罪惡的封建制度，不但摧殘了人的肉體，還摧殘著人的靈魂。玉堂春的被吞嚙，即是一個顯例。

光怪陸離的世界，也使玉堂春的情感天地抹上了新的色彩。和王景隆共同生活一年，原先潛伏在她心靈深處尚未泯滅的良知逐漸得到恢復和滋生。尤其是在王景隆財盡落拓，鴇兒翻臉時，玉堂春十分同情他。對鴇兒要她驅逐王景隆的威脅，玉堂春先是“只當耳邊之風”，根本不予理睬;繼之正言指責鴇兒的“沒天理”;最后公開宣稱她和王景隆是“從小的兒女夫妻”。小說用較多的篇幅展現了玉堂春對王景隆的情愛。王景隆狎妓一年，固然有著貴族公子玩弄女性的思想動機，但他一心專注于玉堂春的熱烈情感，使這位淪落于娼門的女子十分感動。耳鬢廝磨中的情感交流，縮短了存在于兩人間由于懸殊的地位而產生的思想鴻溝，成為一對命運與共的情侶。王景隆見玉堂春為鴇兒所打，“心如刀割，慌忙按摩”，表現了誠摯的深情;玉堂春見王景隆兩手空空，四處流連，“一遞一聲”、 “長吁短氣”，并親自下樓盛飯端菜， “淚滴滴拿上樓去”給他吃，流露出無限的溫馨。一聲“冤家”，一聲“哥哥”，傾瀉了彌漫于兩人心中的不盡愛戀。作者用極其細膩的筆觸描繪了玉堂春從視王景隆為狎妓者到丈夫的思想發展過程，深刻地揭示了這位被蹂躪和踐踏的風塵女子純正和美好的心靈，鮮明地創造了“這一個”活蹦鮮跳的女性形象。

鴇兒用“倒房計”逐出王景隆，使玉堂春的頭腦更為清醒。她在認清了社會世相的種種偽善和奸詐后，對鴇兒的花言巧語再也不抱任何幻想，其反抗邪惡的性格特征也由此而得到了新的升華。她先是“每日思念公子，寢食俱廢”，牽掛著他的不幸遭遇;又借“還愿”之機和王景隆相會，定計誆騙鴇兒，演出了假戲真做的那場活劇;最后當眾大罵“樂戶”主人“圖財殺命罪非輕”，是“喂不飽的狗”， “填不滿的坑”，排局騙人，買良為賤， “萬分無天理”等等。一篇言正辭嚴的罵詞，淋漓盡致地宣泄了玉堂春在地獄般的妓院中所飽嘗的人間磨難的痛苦，令人額手稱慶。誠然，玉堂春反抗的目標，只是蘇淮夫妻，而對制造各種人生悲劇的封建制度和黑暗社會缺乏理性的認識。對此，我們不能苛求。她在“罵得夠了”以后，又逼迫蘇氏夫妻立下“贖身文書”，并挑戰性的寫上“收過王公子財禮銀三萬兩”，表現了和舊妓院徹底決裂的無畏氣概。 “紅粉亦英雄”，作者獻給玉堂春的這句評語，是其真實而恰當的寫照。

和王景隆離別時，玉堂春勸他“用意攻書”，銳取功名， “也爭得這一口氣”。王景隆回家后，謹記玉堂春的贈言，發憤讀書，終于得中金榜，選了高官，后四處尋覓玉堂春。誰知她在鴇兒的圈套下，已被山西來的販馬商人沈洪拐騙至洪同縣。玉堂春原以為一紙“贖身文書”將會使她邁向夢寐以求的人身自由之門，涉世未深的玉堂春畢竟太天真了。她在百花樓上靜候丈夫的佳音，結果等來的不是幸福，而是新的苦難。悍妒成性的沈妻皮氏與趙昂私通，合謀逼死沈洪后，誣陷玉堂春。知縣受了趙昂賄賂，把玉堂春屈打成招。剛跳出火坑的她又被投進了大獄。時王景隆任山西巡撫，從案卷中發現冤情，經過調查，機智地讓罪犯吐露真情，審結了此案。玉堂春才始得與王景隆重結姻緣。小說后半篇描寫玉堂春和丈夫都熱衷于封建的仕途生涯，為身遭不幸的女子們指明了一條“夫貴妻榮”之路。作者將玉堂春這一充滿人生血淚的悲劇人物納入“子孫繁盛”的喜劇性結局，其意義即在于此。這是一篇“擬話本”小說，“說話”藝人們為迎合市民們的審美趣味，如此“大團圓”的結局，本無可非議，但從小說批判封建制度的思想題旨來看，則有所損害，也削弱了玉堂春這一藝術形象的審美價值。盡管如此，小說在表現玉堂春新的“落難”時，將讀者的視線由妓院引向更廣闊的天地，窮形盡相地揭示了社會的世態人情，并直接把它和封建官僚機器相聯系，這有利于人們認識封建制度的腐朽本質，仍有相當的思想意義。

玉堂春，是中國文學妓女群像中的杰出一員。在與封建勢力的抗爭中，她既天真，又剛強，不甘沉淪，一心追求幸福的生活。但在封建制度的重壓下，靈魂被扭曲，而人性尚未泯滅。相遇王景隆后，機智而勇敢地和邪惡勢力斗爭，表現了朦朧的個性解放的思想。在她的身上，集中體現著我國古代女子的不幸命運和人生理想。這個血肉豐滿、性格鮮明的藝術形象，至今仍為人們稱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