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貢生，是清代吳敬梓的長篇諷刺小說《儒林外史》中的人物。

嚴貢生，名大位，字致中，廣東高要縣人。他方巾闊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絡腮胡子，倚仗自己貢生的身份，對上百般巴結，對下百般欺詐，是當地出名的惡霸。

千方百計巴結官僚，是嚴貢生的愿望。他深知自己只是一個小小的貢生，要想橫行不法而沒有靠山是不行的，所以他無孔不入地巴結官僚。南海縣舉人范進和張靜齋來高要縣拜訪湯知縣，因湯知縣下鄉去了，兩人只得在一個關帝廟里等候他回衙。嚴貢生得到消息，趕忙跑來拜會縣主相與的這兩位舉人老爺，還帶來雞、鴨、糟魚、火腿等九個盤子和一瓶酒予以盛情款待，無非是想討好范進和張靜齋乃至湯知縣，圖日后照顧和關照。后來，嚴貢生為了侵貪乃弟家私，還奔波到京，大著膽，竟寫一個“眷姻晚生”的帖，想與國子監司業周進冒認親戚，以便打贏官司，滿足自己的貪欲。

巴結官僚，雖說是嚴貢生的愿望，但他只是一個貢生，往往難以如愿，于是他以吹牛來抬高自己的身價地位。在范進和張靜齋面前，嚴貢生吹噓自己與湯知縣是“極好的相與”。其實，他與湯知縣何曾有什么關系和交情。在廩膳生員王德王仁面前，嚴貢生又吹噓學臺周進十分看重他，與他有著非同一般的關系。其實，周進與嚴貢生根本不認識，沒有絲毫瓜葛。至于嚴貢生吹噓自己與張靜齋是“在湯父母衙門里同席吃酒認得相與起來”，分明是一派胡言。在嚴貢生最后一次出場時，他仍然在自吹自擂，說自己“一向在都門敝親家國子監司業周(進)老先生家做居亭，因與通政范(進)公日日相聚。今通政公告假省墓，約弟同行，順便返舍走走”。很明顯，扯虎皮當大旗，恬不知恥地吹噓自己與官僚的親密關系，借此來抬高自己的身價地位，已成為嚴貢生的家常便飯和一貫伎倆了。

嚴貢生嘴上說得好聽，什么“小弟只是一個為人率真，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實際上，他對老百姓敲詐勒索，欺騙恫嚇，無所不為。嚴貢生家一只才生下來的小豬走到緊鄰王家，王小二慌忙送還，可嚴貢生說豬到人家再尋回來不利市，硬押著出了八錢銀子把小豬賣給王家。這一口豬在王家已養到一百多斤，不想錯走到嚴家去，嚴家把豬關了。王小二的哥哥王大走到嚴家討豬，嚴貢生卻說豬本來是他的，要王大照時值估價，拿幾兩銀子給他才能領回豬去。王大同嚴家爭吵了幾句，就被嚴貢生的幾個兒子拿門閂面杖打折了腿。鄉下農民黃夢統，九月上縣來交錢糧，一時短少，央中人向嚴貢生借二十兩銀子，每月三分錢利息，寫立借約送在嚴府。但黃夢統卻不曾拿他的銀子。大半年后，黃夢統想起這事，來問嚴府取回借約，嚴貢生便向他要這幾個月的利錢，說黃夢統不曾取約，他的二十兩銀子就沒有動用，誤了大半年的利，該是黃夢統出。黃夢統情愿買個蹄酒上門道歉和取約，可嚴貢生還是執意不肯，把黃夢統的驢和米同稍袋都搶了家去，還不發出紙來。以致王小二和黃夢統都不得不上縣衙喊冤。嚴貢生得知湯知縣準了狀子，慌忙卷卷行李溜之大吉。而在嚴貢生為二兒子娶親完畢后的歸家途中，也不減欺壓百姓的惡習。嚴貢生雇了兩只高要船，船費是銀十二兩，立契到高要縣付銀。在船將到高要縣時，他假裝頭暈惡心，從箱子里拿出一方云片糕吃了幾片，登時好了。剩下的幾片故意擱在后鵝口板上，那掌舵的駕長果然上當，吃掉了云片糕，嚴貢生只作不看見。等船到了碼頭，新郎新娘和箱籠都上了岸，他才轉身返艙，眼張失落地尋找所謂的藥，說這一料藥是費了好大的麻煩花了幾百兩銀子才搞到的，專治他的“暈病”，聽說被船家吃掉了，頓時大發雷霆，要寫帖子送船家到湯老爺衙門里去，從而唬住了船家，賴掉了船賬。

嚴貢生的慳吝和揮霍也是出了名的。一年中，至親要請他喝酒吃飯好幾次，他卻從來不回請。他出貢豎旗桿，竟拉人出賀禮，欠下廚子的錢和屠戶肉案上的錢也賴著不還。嚴貢生對別人這么無賴吝嗇，對自己卻放縱得很，絲毫不講節儉。當初他也有不少田地，可白白都吃窮了。買豬肉過不得三天，一買就是五斤，還要白煮的稀爛，上頓吃完了，下頓又在門口賒魚。而今則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開了后門換肉包子吃。

嚴貢生雖然沒能做官，卻十分講究“臭排場”、空架子。他的第二個兒子在省城娶親，寓處門口有四個戴紅黑帽子的人手里拿著鞭子站著，彩轎旁邊的遮陽上貼著“即補縣正堂”，嚴貢生本人則頭戴紗帽，身穿圓領補服，腳下粉底皂靴，一身官服。回去的船上，又借了一副“巢縣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肅靜”“回避”的白粉牌，四根門槍，插在船上，儼然官船。

在嚴貢生的心目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兄弟之情，他看重的只是錢。嚴貢生在弟弟嚴監生死后才從省城科舉了回來，一回來又不直奔過去吊喪，而是慢吞吞地跟老婆坐著說閑話，打點拿水來洗臉。嚴監生的遺孀趙氏送了兩套衣服和二百兩銀子給他，他便“滿心歡喜”，得知老婆和兒子們都得了趙氏“別敬”，他才換了孝巾，系了一條白布的腰，走到兄弟家，在柩前叫聲“老二”，干號了幾聲，下了兩拜，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們弟兄一場，臨危也不得見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我們科場是朝廷大典，你我為朝廷辦事，就是不顧私親也還覺得于心無愧。”說得多么冠冕堂皇，又是多么矯情虛偽，真是無情無義又無恥到了極點。后來，嚴貢生又覬覦起了弟弟的家產，他不但硬立第二個兒子去承嗣，還吩咐十幾個管事的家人把他的二兒子作為他們的新主人，把嚴監生扶正了的妾趙氏仍作為妾看待，稱呼為趙新娘，騰出正屋給他的二兒子住，各人管的田房和利息賬目替他連夜攢造清完。趙氏自然難于接受，只好喊冤打官司。嚴貢生雖然在縣、府、司里都告輸了，但后來據說“仍舊立的是他二令郎，將家私三七分開，他令弟的妾自分了三股家私過日子”，最終還是達到了侵占乃弟家產的目的。

嚴貢生這個人物無疑是可厭可惡的，作者對他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抨擊。而這種無情的揭露和抨擊又是通過“直書其事，不加斷語”的白描手法來達到的。如嚴貢生剛剛自吹自擂，說自己為人率真，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作者隨即描寫一個蓬頭赤足的小廝來告訴嚴貢生早上關的那口豬，主人來討了，在家里吵哩!這樣的描寫，顯然不僅僅在對嚴貢生進行諷刺了，而已是一種無情的抨擊!

在小說中，嚴貢生是封建知識分子倚仗功名橫行不法的代表，具有典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