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蕊是白話短篇小說《硬勘案大儒爭閑氣，甘受刑俠女著芳名》(見《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二)中的主要人物。

嚴蕊在歷史上確有其人，朱熹彈劾臺州知州唐仲友的奏疏多次提到唐仲友與嚴蕊的私情。嚴蕊受冤入獄的事情在《夷堅志》、《齊東野語》、《說郛》等筆記中皆有記載。明代凌濛初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塑造了一個頗有特色的藝術形象。

嚴蕊是臺州的上廳行首(即官妓領班)。宋代每遇良辰佳節(jié)，或官員來往，官妓必須迎新送舊，參見伺侯侑酒。嚴蕊不但姿色絕人，而且博學多才， “一應琴棋書畫，歌舞管弦之類，無所不通”，恰值臺州太守唐仲友“少年高才，風流文彩”，對嚴蕊十分眷顧。但嚴蕊對這種強顏歡笑，逢場作戲的生活十分厭倦，她在《如夢令》詞中吐露了心曲：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她把自己比做薄命桃花，用“非梨非杏”來比喻不能自主的處境，內(nèi)心充滿哀怨。她渴望自由，向往幸福的愛情生活，但這對于她猶如仙境般渺茫難求。

嚴蕊陷落風塵，喪失了最起碼的人身自由，甚至對自己身體的支配權也被剝奪了。唐仲友雖然喜歡嚴蕊，但并不把她當人看待，可以將她作為人情隨便送給別人取樂，她卻“不敢推辭”。嚴蕊處于這樣的地位，還要竭力保持自己人格的尊嚴，道德的清白，這種悲劇性格勢必會給她帶來不幸。唐仲友無意中得罪了陳亮，陳亮便到朱熹處誹謗唐仲友。朱熹對唐仲友素有成見，一怒之下罷了唐仲友太守之職，并將嚴蕊收監(jiān)，嚴刑拷打，逼問她與唐仲友通奸的情狀。 “誰知嚴蕊苗條般的身軀，卻是鐵石般的性子!隨你朝打暮罵，千捶百拷，只說： ‘循分供唱，吟詩侑酒是有的，曾無一毫他事。’受盡了苦楚，監(jiān)禁了月余，到底只是這樣話。”對于嚴蕊這樣的妓女來說，當然還談不上清白和貞節(jié)，她不畏權勢;不懼濫刑，拒不誣指唐仲友與她通奸，并非洗刷自己，也不是對唐仲友有感情，而是要維護正義，顯示獨立的人格。獄官勸她： “女人家犯淫，極重不過是杖罪。況且已經(jīng)杖斷過了，罪無重科。何苦舍著身子，熬這等苦楚?”嚴蕊回答說： “身為賤伎，縱是與太守有奸，料然不到得死罪。招認了有何大害?但天下事真則是真，假則是假，豈可自惜微軀，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令日寧可置我死地;要我誣人，斷然不成的!”作者用鏗鏘有力的語言把嚴蕊明辨是非，不畏權勢的剛強性格和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高潔品質表現(xiàn)得十分突出。中國歷代描寫妓女的文學作品，大多表現(xiàn)她們受壓迫，遭凌辱的苦難，反映她們對愛情生活的追求，這篇小說同樣描寫了嚴蕊的不幸，卻突出表現(xiàn)她對道德和人格的追求，具有更深刻的思想意義。像嚴蕊這樣以挑戰(zhàn)者姿態(tài)反抗封建勢力壓迫的妓女形象，在同類作品中并不多見。

嚴蕊這一藝術形象，是在激烈的矛盾沖突中，通過人物性格的碰撞而完成的。小說把朱熹、紹興太守這些道學家設置為嚴蕊的對立面，更加襯托出嚴蕊的性格光輝。宋代道學家高談正心誠意，性命道德，在作者筆下卻是迂腐偏執(zhí)，心術不正的偽君子。號稱一代宗師的理學大家朱熹，為泄私憤，不問情由地罷免唐仲友官職，還殃及無辜，使嚴蕊蒙受不白之冤。紹興太守見嚴蕊模樣標致，便道“從來有色者必然無德”，于是濫施酷刑。嚴蕊十指纖細，掌背嫩白，他說， “若是親操井臼的手，決不是這樣，所以可惡”，要用拶來拶指。嚴蕊雙足瘦小，他又說， “此皆人力矯揉，非天性之自然也”，要將夾棍夾她，嚴蕊“著實被他騰倒了一番”。作者用揶揄譏諷的筆墨描寫這些道學家的卑劣行徑，并以皮里陽秋的手法揭示出他們猥瑣齷齪的內(nèi)心世界，從而與嚴蕊的心地坦蕩、品格高尚形成鮮明的對比。

小說采用白描的手法刻畫嚴蕊的形象，把人物描寫、性格刻畫與情節(jié)發(fā)展結合起來。小說寫嚴蕊的貌，開頭僅用“絕色女子”四字一筆帶過，在朱熹拷問嚴蕊時，補敘出“苗條般的身軀”。嚴蕊被解到紹興復審，再進一步描寫她“模樣標致”，“十指纖細，掌背嫩白”， “雙足甚小” (古時婦女以小足為美)。作者用層層皴染的方法，在嚴蕊被拷問時描寫她的美貌，既說明嚴蕊的美貌給她帶來不幸和災難，又表現(xiàn)出道學家對美的摧殘和狠毒無恥。小說通過嚴蕊在不同情景下所寫的三首詞來表現(xiàn)她的“才”。第一首《如夢令》表現(xiàn)她身不自主的苦悶，第二首《鵲橋仙》進一步表現(xiàn)她對正常的愛情生活的渴望，第三首《卜算子》更加明確地表示了從良嫁人的心愿。這三首詞成為刻畫嚴蕊性格、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的有機組成部分。

小說刻畫嚴蕊形象簡潔明了，個性突出，但是對嚴蕊內(nèi)心活動描寫不夠，未能充分展現(xiàn)出嚴蕊豐富復雜的精神世界和內(nèi)心活動，人物形象略嫌粗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