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當賽金花的形象在夏衍的多幕歷史諷喻劇《賽金花》里誕生以后，四十多年來，一直眾說紛紜，毀譽不一，至今未有公論，是現代文學史上頗有爭議的文學人物形象之一。

夏衍的劇本以清末北京名妓賽金花在“庚子事件”中的一段傳說經歷為主要情節線索，從不同側面描寫了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后，上至禍國殃民的清政府執政者慈禧、李鴻章和諸王公大臣，下至部分地方官吏和甘愿為奴隸的順民，在侵略者面前搖尾乞憐、投降求榮的丑態，對他們作了淋漓盡致的諷刺與暴露。賽金花則是以肉體博取敵人歡心而茍求性命于亂世的“奴隸里面的一個”。

賽金花原本是個煙花女子，后嫁給清末狀元洪鈞為妾，曾隨同洪鈞出洋，成為清政府出使俄國、德國、奧地利、荷蘭四國的公使夫人。洪鈞任滿回國后病故，她便脫離洪家，重理舊業，成為名噪南北官場的妓女。

劇作家筆下的賽金花，是一個輕浮而沒有節操，庸俗而沒有民族觀念的賣笑女子。她追求醉生夢死、放蕩淫樂的生活。為此，她憑借自己的年輕美貌和聰明伶俐，巧妙周旋于一批達官貴人之間。在戶部尚書兼佐北洋軍務立山等人的慫恿、幫助下，她從天津跑到北京，重張艷幟，并跟禮部侍郎盧玉芳“結拜金蘭”，自稱“賽二爺”。當八國聯軍已經攻入北京城時，賽金花卻在盧玉芳的官邸和一些王公大臣們飲酒作樂，唱曲調情，全然不顧國家、民族之安危。在侵略者的炮火轟擊下，和她廝混的達官貴人們驚慌失措，她卻鎮定自若，讓人把窗門全關起來， “趁火沒有燒到身上的時候再樂一下”。戰亂的北京，生靈涂炭，許多王爺、大臣也被賜死、開斬。賽金花由于偶然的機遇，見到了過去曾有一面之緣的聯軍統帥瓦德齊，便賣身投靠，獲得了一個較特殊的地位和較優越的生活環境。她不僅與瓦德齊打得火熱，情投意合，甚至還流露出對瓦德齊夫人的嫉妒，其情操之低下，實在令人作嘔。當時聯軍在京糧草匱乏，處境困難，賽金花竟主動提出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她為購糧而四處奔走，成為侵略軍“漂亮的軍需官”。當李鴻章與瓦德齊的談判陷入僵局時，她又受托從中斡旋，她用要滿清政府替德國公使立牌坊的方式，來平息公使夫人的怒氣，為“老佛爺”保住了面子，促使聯軍與清廷達成妥協，簽訂了辛丑賣國條約。這牌坊正是中華民族恥辱的象征!這條約也是國際帝國主義大規模瓜分中國的開端。雖然這賣國的罪責不應完全由賽金花來承擔，但在這筆骯臟的交易中，她也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其卑污的靈魂和丑惡的行徑，是應該受到鞭撻的。

由于過去一切賽金花的傳記作者，都將她寫成一個逾越常軌的淫娃蕩婦和亡國妖孽，劇作家便企圖突破這種舊套和定論，他有意表現了賽金花身上尚存的善良人性和值得同情的悲劇性遭遇.例如，在戰亂中，當賽金花剛剛脫險，便欣然救下被聯軍誤作義和團抓起來的清廷大臣程璧，以及將要被槍殺的普通婦女顧媽。對于給瓦德齊揩地板、擦痰盂的清廷官吏魏邦賢，賽金花也很憐憫、同情，在瓦德齊面前給他說好話。當瓦德齊要賽金花幫助采辦軍糧時，她又婉轉地提出要瓦德齊阻止各國軍隊在北京城里的燒殺搶掠作為條件。最后，當她因一妓女服毒自盡受到牽連，被對她有偏見的封建衛道士、刑部正堂孫家鼐判為“傷風敗俗，虐斃人命，著即押解回籍”時，她還把僅有的盤費分送給仆人，安排好他們的生活，表現出她的有情有義。這些描寫固然豐富了賽金花的性格，使她的形象能給人留下一個較完整的印象，避免了簡單化、概念化的弊病。

但是，劇作家畢竟對賽金花傾注了過多的同情，過分渲染了她的豪爽、機智、善良和識見。如在立山官邸，當孫家鼐罵她是“妖孽”時，她不僅敢當面頂撞，而且敢回罵最大的妖孽是“老佛爺”，似乎頗有反抗封建禮教、追求個性解放的氣魄。當瓦德齊接受了她的要求，表示立刻下令“要各國軍隊停止在北京的過分的行動”時，賽金花立即“代表北京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向瓦德齊表示“感謝”，似乎頗有憂國憂民的情懷。當賽金花在議和談判中斡旋成功后，又被瓦德齊等人頌揚為“中國最好的外交官”， “替中國盡了很大的責任”，似乎成為拯救民族的“英雄”。

當然，賽金花與李鴻章、魏邦賢之流處于執政地位的民族罪人和死心塌地的漢奸相比較，是有區別的。這里的區別正是全劇的諷諭要害。盡管賽金花是一個為了茍全性命于亂世而攀附侵略者的奴才，是一個缺乏民族意識、愛國精神和高尚情操的庸俗女人，不應給予過多的同情，但是清廷上下眾生無恥得竟借重賽金花。作為一部歷史劇，人們由《賽金花》中那些顯宦貴胄的腐敗無能和喪權辱國的丑態，自然聯想到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諂媚外敵、欺壓人民的種種無恥行徑，激勵起愛國熱情，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