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所寫人物計有八十余人，按照茅盾最初的構思，小說旨在全面檢討現代中國社會，“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現象”。作家本打算把一九三○年前后“新儒林外史”的部分也連鎖進總的建構中，后來因結構上的緊縮，所謂的“新儒林外史”無以全部實現，而某些有關內容卻簡約地被投射到一些主要圍繞吳蓀甫府邸活動的上層知識分子身上。例如大學經濟學教授李玉亭、律師秋隼、杜家叔侄學詩、新籜、大學生吳芝生、張素素、頹廢詩人范博文等。他們在藝術的成功程度上參差不齊，但大致都帶著各自不同的精神面貌，多少不等地顯示著“子夜”的社會對他們的制約和影響，同時他們在小說中的地位也多少展示著“子夜”社會的某些本質特征。其中尤以李玉亭最為突出。

在為長居鄉間初來上海的吳老太爺接風的舞會上，有一位男客，中等身材，尖下巴，戴著程度很深的近視眼鏡。在與人們的交談中。他不說“是”，也不說“不是”，只是微微笑著。這人就是李玉亭。作為大學經濟學教授，他的理論信條是： “無論如何，資本家非有利潤不可。不賺錢的生意根本就不能成立”。他是一個寄生的知識分子，求得主子的歡心和豢養，心安理得地充當資產階級金錢世界的奴仆，大抵是他生活的主要節目了。

他的強烈的依附性，使他時常驚顫顫地窺測著時勢。金錢世界的風云原是變幻不定的，為著維持奴才的身份，李玉亭處處想當“和事佬”，不作“撥火棒”。既有利于趙伯韜，又有利于吳蓀甫，標榜顧全大局，底里卻企盼左右逢源而確保自身的安全，這是這個人物基本的處世哲學，也是他突出的性格內容。還在他第一次和讀者見面的時候，一位和他情感上有些暖昧而又是《子夜》中相對稍稍清醒些的女大學生張素素，曾給過他一則戲謔的判詞——“大凡教書的人總是那么灰色的，大學教授更甚。學生甲這么說，學生乙又是那么說，好，我們的教授既不敢左袒，又不敢右傾，只好擺出一副挨打的臉兒嘻嘻的傻笑。”真是一語破的，肖像如畫。

大凡李玉亭這類人物獨有其敏感和脆弱的地方，少有大幅度的形體，豐富性大都凝集在他們的內心深處。李玉亭雖不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但是茅盾還是將他放置沖突的尖端加以表現。主要手法是借助一、二件事情，以精雕細琢的筆力反復地描畫出他的緊張不安的內心活動。

作為吳蓀甫的說客，李玉亭在小說第九章走進了華安大廈的趙伯韜房。他是帶著剛剛目睹“五卅”紀念會血火交織的風暴所致的恐懼，更是帶著吳蓀甫信任和考驗兼而有之的壓力去會見趙伯韜的。未及與趙伯韜接話，老趙卻像變戲法一樣拖出一個“迷人的妖精”來。一個渾身雪白毛茸茸的人形，刺腦的濃香和格格的艷笑……之后人形漸顯，嬌媚女性的所有誘惑相全數攤放在李玉亭的面前，老趙猥褻的動作和哈哈大笑，女人作態的嬌喊，繼之老趙那番坦蕩得叫人喘不過氣來的“玩女人經”……這一切對本屬斯文或頗想斯文的大學教授來說，實在是奇特的一擊。于是，他只能“驚異地張大了嘴巴”。不辱使命的理智，終讓他向趙伯韜提出了正事。強作公正不偏的小聰明，使他找得了煞費苦心的措辭，而對手卻輕而易舉地揭破秘密的全部： “玉亭，今天你是帶了蓀甫的條件來和我交涉呢，還是來探探我的口風?”李玉亭真有些窘了，不過他并未忘卻“介于兩大之間”的處境。自然他得為自己辯解，他小心翼翼地爭取著對手的體諒，而趙伯韜卻王顧左右而言它，借著玩女人的話題奚落著李玉亭的后臺，李玉亭不能不順著這類話題湊湊趣， “心里卻又焦急，惟恐趙伯韜又把正經事滑過去”。幸而不然，但整個交涉無疑是棘手的。雖說李玉亭多的是戰戰兢兢，謙卑地請求“容我參加一些第三者的意見”，但他在一個居高臨下而又霸氣凌厲的對手面前，既無法完成吳蓀甫的信托，又不能取媚于趙伯韜，他太為難了。趙伯韜拍著大腿大笑，李玉亭則“一怔，背脊上竟透出一片冷汗”;趙伯韜藐然地搖一下頭，李玉亭的“臉上飛紅，感到比挨了打還難受”;臨末離開華安大廈，他的心頭沮喪極了。他一鼓作氣向前跑，好像背后有鬼趕著似的，一顆心重甸甸往下沉，“他覺得眼前一片烏黑，幻出一幅怪異的圖畫：吳蓀甫扼住了朱吟秋的咽喉，趙伯韜又從后面抓住了吳蓀甫的頭發，他們拚命角斗，不管旁邊有人操刀伺隙等著”。

涵容這類意蘊的場面，《子夜》中還有多處，它們處處精細，不過又絕少雷同。比如，老板們為籌劃要事稍稍冷落他，他都會來一陣心理騷亂。因為吃過趙伯韜的一頓夜飯，他連吳蓀甫的律師離他而去的關門聲，都會“聽著忽然心里一跳”;他在小客廳里不過坐了十分鐘光景，可已經覺得很長久了。最敏感的莫過于他的背脊，被人家無端疑忌，他想來又是害怕，又是不平，覺得“背脊上有些冷颼颼了”。當吳蓀甫還是打算聽取他的意見時，他又以為機緣來了， “神氣很興奮”，乘勢滔滔不絕。貌似處處為大局著想的李玉亭 在每一個場合中幾乎都處在腹背交夾的兩難之中。作家不時會寫到他的背脊的反應，其實他是沒有背脊、沒有獨立人格的，他是一具隨風飄蕩的游魂。在他那個時代，他的“忠心”時會被無情地輕侮和辜負，所以在他似乎做穩了奴才之后又會在萬分冤屈之外，不時地添上幾分不得其主的孤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