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其，莫應豐的長篇小說《將軍吟》中的一位老將軍，空軍新編第四兵團司令員。他因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給吳法憲提過意見，在北京受到批評后， “帶著一個錯誤尾巴”回空四兵團主持工作。隨著那場運動的開展和深入，彭其的那個在會議上公開提出的意見，竟變成了“罷官”“奪權”“反黨”的罪行，繼而遭到了秘密綁架、挨批受斗、囚禁密室、撤銷職務等慘無人道的人身迫害和殘酷無情的組織處理。對此，彭其進行了頑強的、不妥協的斗爭，表現出一個老共產黨人面對林彪反黨集團的淫威而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

彭其是一個身經了自秋收起義至“文化大革命”的整個歷史過程的部隊高級將領。彭其一出場，就面臨著十分險惡的政治環境。因為他是帶著“錯誤尾巴”主持工作、領導運動的，這使他的處境更為艱難。擺在他面前的路有兩條，要末投靠林彪反黨集團、順從“造反派”的胡作非為，助桀為虐，打倒部隊許多忠實于黨的優秀領導干部;要末堅持真理、主持正義，同違背黨的原則和人民的利益的事作堅決的斗爭。前者不但可以使自己免遭于難，甚至可以升官晉級;而后者則是一條險惡的畏途，稍有不慎，就將給自己帶來災難。彭其選擇了后者。

彭其是一個耿直、坦率、光明磊落的人。他從不講假話，心里怎樣想的，他就要放炮似的放它一通，故有“炮兵司令”的美稱。然而，他的耿直，并不是那種簡單粗暴，不講原則的直捅，而是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經過理智的思索的一種個性表現。當文工團的造反派沖擊機要部門時，彭其清醒地知道硬頂是無濟于事的，他便巧用計謀，使這些人上當吃虧。事后他便以坦蕩的胸懷，當眾說明了自己“搞了一個小小的陰謀”的真相，并以一顆慈祥的老人之心，懇切地、反復規勸文工團的年輕人，要小心不要上某些野心家、陰謀家的當而去做有損于黨和國家利益、有損于部隊戰備的事。在那次長達一個下午的促膝談心式的報告中，彭其赤誠相見，肝膽相照，寬容與原則相結合，將自己的內心世界裸露于眾，令在座的人都為之感動。

彭其又是一個平易、慈祥、謹慎、細心的人。小說一開始就有這樣一個場面：當遭受迫害而心煩意亂的彭其回到家時，平日里聽來是悅耳的女兒彈奏的琴聲，這時卻使他更加煩惱，便命令秘書去砸掉女兒的鋼琴。當秘書去執行他的命令后，他又后悔了。他意識到由于自己的“問題”，已給全家籠罩上了不安的氣氛。由于工作的關系，自己平時本來對女兒缺少關心，這時怎么能去刺傷她的心呢?一種對于女兒的強烈的父愛之情油然而生。彭其的這種對女兒、對妻子的情誼在“苦相逢”中，同樣表現得淋漓盡致。

對家人是這樣，對戰友、對部下同樣如此。當兵團政委陳鏡泉受到莫名其妙的批斗后，彭其十分關切，立即前去看望。并在作報告時當眾宣布，今后不準對陳政委胡來，因為他是一個在戰場上失去了一只手的殘疾人。他充滿激情地說： “同志啊!你年輕力壯，兩手健全，要去欺負一個殘廢人。如果你們也把陳政委駕飛機，踏上一只腳，只要被我看見，我會開槍，我的槍法很準，也給你打掉一只手。”當自己的老戰友、管理處長胡連生受到無辜的批斗被拘留關押后，彭其又示意門診部主任方魯，給胡連生搞一個“精神病”的診斷證明，讓他住進醫院，將他保護起來。再如，戰士楊春喜在公審大會結束時，由于心情緊張喊錯了口號，在當時的情況下，楊春喜在頃刻之間就可由革命戰士而變成現行反革命，這可是關系到這個戰士一生前途的大事啊。為了保護他，彭其毫不猶豫地叫人將楊春喜帶來， “罵一聲： ‘混帳!’揚起手照著那年輕戰士的臉狠狠地打下去，將要接觸到臉上時又忽然控制住，只是輕輕地落下去”。隨后又叫警衛連長將楊春喜送到他那里去，說是要親自處理。回到家后，彭其親自給他送面條，并當面向他道歉。

作為兵團司令，搞好部隊建設，使部隊始終保持旺盛的戰斗力，這是義不容辭的神圣職責，對此，彭其是盡心盡職的。在那次部分人沖擊政治部機關事件過程中，彭其不顧一切后果，毅然決定動兵抓了文工團造反派的幾個頭頭，目的是為了穩住軍隊，為了保衛祖國南大門這“一塊天”，給少數妄圖搞亂軍隊的陰謀家以主動反擊。在兵團黨委準備開會批判他的前夕，聽到骰山基地讓臺灣兩架戰斗偵察機剃了光頭的報告后，彭其火冒萬丈，認為發生這種貽誤戰機的情況，自己有責任。他不顧陳政委的勸阻，不怕丟官，帶著沉重的思想負擔，立即下部隊去檢查。他對那種用所謂突出政治來批判“單純軍事觀點”的做法極為氣憤，嚴厲地批評了失職人員。而當看到堅持正常的軍事訓練的場面，則表現出異常的興奮情緒。從這兩種涇渭分明的態度，可以看出彭其對部隊戰斗力是何等關切。不僅如此，彭其還十分重視部隊的精神面貌。由于遭到莫須有的迫害，彭其關在房間里生悶氣。妻子見他這樣整天悶悶不樂會氣壞身體，就勸他自己出去散散步，彭其則不肯答應，說： “不要叫別人看見我這副臉。司令的情緒會影響部隊。”為了不影響部隊的士氣，搞好軍事訓練，他甚至對文工團的“造反派”這樣說： “要斗，你們就在路上斗，我不坐飛機，也不坐轎車，跟你們一起坐在卡車上，斗起來方便。斗完了，我們跳下汽車就合作，鼓動部隊搞練兵……”就是在被撤職押回空四兵團時，彭其在車上看見哨兵無精打采、軟綿綿地勉強站立的情形，也欲叫司機停車下去問個究竟。彭其身陷困境，仍不忘部隊建設，把個人的得失、歡樂和痛苦，自覺地放在服從革命利益的位置上。可以想象，在他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為我國人民軍隊的軍事素質的提高，真是費盡了心血，為保衛祖國南大門的領空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盡管彭其從精神到肉體遭到林彪反黨集團的嚴重摧殘，而始終還像一棵挺拔的傲霜斗雪的青松，不向惡勢力低頭。他對革命前途充滿了信心，頑強地堅持活下來。他發誓似的認為： “要活著!哪怕是把恥辱二字刺在臉上也要頑強地活著;為了消滅人世間的冤枉和不平，還需要背著冤枉好好地活下去。假如一個將軍也無處洗清冤枉，老百姓中間的冤枉怎么辦?假如一個將軍也要被冤枉奪去生命，普通百姓有了冤枉怎么活呀!”他把自己的命運和中國普通勞動人民的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因此，他成了一個“打不死的程咬金”。無論怎樣身處逆境，他總是仰頭挺胸，奮然向前，珍視著軍人的榮譽，守持著軍人的職責，表現出他錚錚鐵骨的英雄氣概。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創作這部小說的時候，“四人幫”還在中國大地肆虐橫行。作者冒著殺頭的危險寫完小說初稿，是值得人們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