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二十二歲的王蒙向文壇推出如同彗星一般的短篇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作品中的劉世吾是作家懷著一片赤子之心，奉獻給黨和人民的“觀察和思考的果實”。

劉世吾是某區委組織部的第一副部長。他有過一段光榮的革命歷史，精明干練，知識分子的出身使他在建國初基層干部隊伍中顯得特別有工作藝術。但是，隨著生活和地位的變化，他的精神狀態也發生了相當觸目的變化，他慢慢地變得“什么都習慣了，疲倦了”。小學教師林震，這個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調入區委會的第一天，接待他的就是劉世吾。林震當時幾乎像小學生見到老師一樣的拘謹和緊張，而這位副部長則“機械地點著頭，看也不看地從一大疊文件中抽出一個牛皮紙袋，打開紙袋，拿出林震的黨員登記表，銳利的眼光迅速掠過，寬闊的前額上出現了密密的皺紋，閉了一下眼，手扶著椅子背站起來，披著的棉襖從肩頭滑落了，然后用熟練的毫不費力的聲調說： ‘好，對，好極了，組織部正缺干部， 你來得好。不，我們的工作并不難作，學習學習就會作的，就那么回事?！边@句“就那么回事”，幾乎是他的口頭禪，甚至就是他性格的外標。他仿佛看透了一切，他不再操心，不再愛，也不再恨，對同志、對黨的事業采取一種冷漠的態度。

他是一個官僚主義者。工作敷衍、疲沓，某些傳閱的文件，他拿過來看看題目和結尾就簽上名送走;聽匯報時會漫不經心地查閱其它材料。對麻袋廠廠長王清泉的問題，他早有所聞，但遲遲不作處理。對于林震的匯報，又以“解決這個問題的時機目前還不成熟”、 “有類似毛病的干部也不只一個”為理由，企圖長期拖下去。對兢兢業業工作的好同志，他漠不關心，當秘書趙慧文因家庭生活的不快找到他時，他只是空發一通不著邊際的議論。雖然他終日也忙忙碌碌，但只不過是機械地做著不得不做的事;他雖也清楚青年人的工作熱情，但一句“就那么回事”，一笑置之，便是他的全部文持。

他還不是一個簡單的官僚主義者。他不同于一般那種不深入基層，不接近群眾，忙于打電話、批文件的官僚主義者、事務主義者。他有工作能力，對下級干部情況也能“了如指掌”;對工作并非一貫消極冷漠，在后來處理麻袋廠問題時，也頗能“雷厲風行”。嚴重的是，他總有意無意地為自己的錯誤喬裝打扮，使它們得以在“正確原則”的掩蓋下繼續存在并且發展。他的一整套“領導藝術論”、 “條件成熟論”、 “成績基本論”，不時會發揮著庇護自己錯誤的作用。林震到區委會后，發現黨的機關中還存在著不少以往無法想象的問題，他惘然了。而劉世吾卻告訴他： “當然，想象總是好的，實際呢?就那么回事。問題不在有沒有缺點，而在什么是主導的。我們區委的工作，包括組織部的工作，成績是基本的呢或是缺點是基本的?顯然成績是基本的，缺點是前進中的缺點。我們偉大的事業，正是由這些有缺點的組織和黨員完成著的。”真可謂侃侃而談，娓娓動聽!劉世吾的復雜性就如趙慧文向林震介紹的那樣：“他的缺點散布在咱們工作的成績里邊，就象灰塵散布在美好的空氣中”，讓人不易察覺。無怪乎林震原本對劉世吾有一肚子意見，這時卻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和劉世吾談話似乎可以消食化煙?！辈粌H打消了意見，反而倒懷疑起自己的判斷，思想變得模糊不清了。

劉世吾是一個復雜的官僚主義者，也是一個極富危害性的官僚主義者。他在思想上的冷漠和保守，作風上的疲沓和懈怠，以及駕馭得異常圓熟的庇護錯誤的理論，集中反映了一個共產黨人革命意志的衰退。這是靈魂上的墮落，它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如同毒菌一樣侵蝕著黨的健全肌體，同時也嚴重地抑制著生氣郁勃的新生力量。林震和他的沖突，是圍繞著共產黨人的理想的沖突。哀莫大于心死，新生一輩用理想改造現狀，而劉世吾卻用現狀否定理想。一個曾經有過理想的共產黨人，如今完全失卻了理想，敷敷衍衍浸潤著他的思想和行動，并且這類思想和行動又被包裹在一些看來天經地義的裝飾之下。新生的人民共和國誕生沒幾年，王蒙敏感地捕捉到這些不良傾向，及時揭發出來，確有警鐘長鳴的意義。

小說在深刻揭露批判劉世吾的混世主義哲學時，并沒有將他的內心生活簡單化、絕對化。他不時也會感慨地懷念昔日的熱情，流露出對自己現狀的不滿： “我處理這個人和那個人，卻沒有時間處理自己”，這大概是他的最清醒的自我估計。他被艱巨瑣碎煩難的革命工作嚇住了，時不時會選擇文藝作品作為自己情緒的安慰劑。他尋找著小說詩歌中“單純的、美好的、透明的生活”，一旦進入現實世界，暗淡的心境又會回復如初。對于眼前的生活，他有一句同時很著名的話：“我真忙啊!忙得什么都習慣了，疲倦了?！彼且恢灰驯徽蹟嗔顺岚虻您楒溃且粋€羅曼蒂克的革命者，他不是帶著獻身于人民事業的堅韌意志進入革命隊伍的。或許他有過對于急風暴雨式的斗爭的亢奮，但隨著地位的改變，遠離人民，隔膜于人民的實際要求，于是難耐于似乎沒有詩意的日常工作，走進了與時代、階級使命對立的無愛無憎的精神世界中去。

小說是通過林震的視線展開劉世吾的種種的。劉世吾的性格特征常因處于同一類型人物的相互對比、相互映照而得到更為鮮明的表現。小說中的韓常新、王清泉、李宗泰等，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官僚主義作風，但劉世吾有著和他們不盡相同的特點。在處理麻袋廠問題上，劉世吾與韓常新的對照便是著例：都是官僚主義者，一個是不認真，一個是不老實;一個是世故圓滑，一個是耍小聰明。

小說對劉世吾語言和細節的提煉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區常委會上，林震對麻袋廠問題的處理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韓常新聽后怒形于色，劉世吾卻非常沉著、冷靜。他一開口就出人意表，首先肯定林震的意見“是對的”，承認很給了他“一些啟發”，然后把話頓住， “悠閑地踱到桌子邊去倒茶水”，“用手撫摸著茶碗”，接著卻又吐出： “不過具體到麻袋廠事件，倒難說了……”這把一個官僚的典型“風度”、“語態”鏤刻得入木三分。

劉世吾的形象是王蒙給新中國文學奉獻的一個新人物。在作家當時認識的條件下，揭示了這一人物的危害性，是頗有膽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