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年，巴金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這部杰作由三個人物、情節相關聯的長篇小說《家》、《春》、《秋》所組成，其中以《家》的成就為最高。高覺新是《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在封建社會，家長制是整個封建專制制度的社會基礎。在嚴酷的家長制下，有多少年輕的生命遭到了摧殘，又有多少善良的青年被扭曲而慘痛地生活著。 “五四”的先驅們在激烈地抨擊封建舊文化、封建舊道德的同時，發出了一篇篇聲討封建家長制的檄文，其目的正在于致力摧毀維系封建專制制度的社會基礎，使廣大青年從封建牢籠中掙脫出來，獲得“人的解放”。作為堅定的反封建的文化戰士，巴金通過自己的筆，在《家》中含著眼淚控訴了家長制的罪惡。覺新這一人物形象便鮮明體現出巴金的這一創作傾向。

高家，是四川成都地區的一個封建大家族。高老太爺是這個以宗法禮教為思想支柱的封建家庭的最高統治者，覺新是他的長房長孫，理所當然地被視為這個家族香火的主要繼承者。這種天然決定的地位，使他比弟弟覺民、覺慧更多地承受來自封建家族的壓力。但是，強勁的“五四”新風畢竟已經喚起了許多青年的覺醒，也吹進了這個充滿著腐敗氣息的古老的家庭，覺新不能不受影響，新思潮同樣對他產生著巨大的吸引力。于是，在這個家庭中，他處于一種特殊的處境。長期所受的封建禮教的薰陶養成了他馴服順從、循規蹈矩的軟弱性格，加之高老太爺“平靜地把這個大家庭的擔子放在他的年輕的肩上”，更使他非常注意以封建禮教來規范自己的行動。另一個方面，為“五四”浪潮所激蕩，內心深處渴望著個性解放、個性自由，向往著得到個人生活的幸福。于是“他變成了一個有兩重人格的人：在舊社會里，在舊家庭里，他是一個暮氣十足的少爺;他跟他的兩兄弟在一起的時候，他又是一個青年”。他閱讀的是新思想的報刊，過的卻是舊式的生活，在思想和行為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反差。在思想上，他渴慕新思想，也愿意做一個新青年;而在行動上，他又無力違抗封建秩序，甘愿在舊的生活軌道上走下去。

在這樣一種矛盾狀態中生活，覺新的內心苦不堪言。他愛慕著梅表妹，但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敢有半點反抗的表示，聽憑由“拈鬮”來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事后只能絕望地痛哭。他的軟弱毀去了自己的幸福。他從自身的痛苦遭遇中，對敢于叛逆的覺民、覺慧無限同情;同時，卻又不得不按照祖父、叔父的意愿，以維護封建家庭秩序、封建禮教為最高職責，對兩個兄弟嚴加管教。他既要承受兄弟們對他怯懦、屈服等致命弱點的指責，又要替兄弟承擔來自封建家長們的怒叱。因為居于統治地位的家長們出于維持高家固有的封建秩序和自身的利益，必然對叛逆者懷有極大的仇恨。他們不能直接責罰覺民和覺慧，自然而然地便把這種仇恨發泄在對他們唯命是從的覺新身上。

作為封建家長制，封建禮教的受害者，覺新的處境是令人同情的。但同時，他自身也有著致命的弱點。他實在軟弱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作揖主義、不抵抗主義成了他性格的主要特征。如果說，由于他的軟弱不但導致了自身的悲苦，而且也客觀上造成了梅表妹的悲劇，那末，同樣因為軟弱，他又把妻子瑞玨送上了封建禮教的祭臺。在瑞玨即將臨產的日子里，陳姨太他們借口高老太爺的靈柩還停放在家里，瑞玨在家生產會帶來“血光之災”，而逼迫瑞玨搬到城外。在這個關系到妻子生命安危的事件上，覺新奴性十足，仍然不敢對那幫吃人的封建家長們說一個“不”字。盡管他并不相信那套封建迷信的胡說八道，但只是流著眼淚請求瑞玨原諒，結果還是屈服照辦，葬送了瑞玨年輕的生命。在作揖主義、不抵抗主義的人生哲學的支配下，在不少場合，覺新其實是充當了封建家長制、封建道德的衛道者。這不但表現在他對弟弟們的叛逆舉動有過規勸和阻攔的行動，而且在于他在那樣說、那樣做時，并非是對外在壓力的屈從，恰恰相反，他是真誠地發自內心，心甘情愿地膺服封建思想的那一套準則。說他是封建階級的孝子賢孫，實際上也并不為過。他曾經一再向弟弟們表示“我愿意做一個犧牲者”，“我不是奢侈家，不是命運和自然的愛子。我只是一個勞動者。我穿著自己的圍裙，在自己的黑暗的工廠里，做自己的工作”， “然而我卻是一個沒有自己的幸福的勞動者”。如果把高家這個封建大家庭比作“黑暗的工廠”的話，那么，奉行作揖主義、不抵抗主義的覺新確實像個誠心誠意、不計報酬的“勞動者”。他犧牲了自己個人的幸福，協助著封建家長們制止弟弟們的叛逆行動，竭盡全力調和著高家新生的和腐朽的兩種尖銳對立的勢力，維系著這個行將崩潰的封建大家族。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在同情他的痛苦處境的同時，又不能不對他的作揖主義、不抵抗主義，以及以此為出發點的所作所為表示譴責。

覺新是一個懦夫。如果沒有新思潮的影響，沒有一定程度的個性解放的要求，那末他可以麻木不仁地打發日子。但是問題正在于他多少接受了“五四”春風的吹拂，于是死水掀起了波瀾，產生了前面所說的感情上的痛苦。覺新陷入于痛苦而不能自拔卻又不能不生活下去的境地，健忘，便成了他的法寶，也成了他性格的又一重要特征。事實上，正是因為他健忘，才有可能在極度痛苦的折磨中消磨生命。他在奉命成親的過程中，曾經因不能同中意的梅表妹結婚而感到了“美妙的幻夢破滅”的痛苦。可是成親以后，健忘幫了他的忙。 “在短時期內，他忘記了過去美妙的夢，忘記了另一個女郎，忘記了他的前程。他滿足了。他陶醉了，陶醉在一個少女的愛情里。”又比如，當覺新知道梅表妹又回到了家鄉以后，他精神上感到了極大痛苦。可是不一會兒，他又高高興興地和弟妹們一起逗樂、歡笑，好像毫無憂慮的樣子。連他的弟弟覺慧也感到吃驚： “人原來是這樣健忘的，同樣的一個人在短短的時間內竟然變換了兩個面目。”大哥正是個“剛剛掘開過去的墳墓而又馬上忘記一切”的人。覺新的這種健忘，其實是一切懦夫的通病。他們不滿現實，不滿自己，而又不愿或無法改變現實，改變自己，健忘便成了這類軟弱性格的逋逃藪。

覺新的形象具有很高的典型意義。作家以其圓熟的藝術技巧，展示了這個人物復雜靈魂的全部奧秘。從覺新這樣一個既是封建家長制和封建禮教的受害者、又死心塌地去維護封建秩序的性格，深刻揭示了整個封建制度吃人的嚴重性。它能迫使一個在心靈上屢遭創傷的青年隱泣著被殘害的痛苦的同時，而又甘心情愿、不由自主地去維護那吃人的舊制度。如果說人們從梅表妹、瑞玨等被告至死的青年的命運中，認識了舊制度的吃人本質，那末在覺新的遭遇和其思想行為中，就更能清晰地感受到舊制度的殘酷性。覺新形象特殊的認識價值正在這里。作家在說到《家》的創作動機時曾說， “我要向一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訴’，我不能忘記甚至在崩潰的途中它還會捕捉更多的‘食物’：犧牲品”， “我要從惡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青春的青年”。覺新是被舊制度捕捉到的“食物”，他失去的青春，他的悲劇命運，他的被扭曲了的性格，向人們展示著，在封建制度下屈從就范的青年是沒有出路的;只有像覺慧那樣與舊制度作徹底決裂，才能爭得自己的美好的青春，才有光明燦爛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