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幺爸，何士光于一九八○年創作的短篇小說《鄉場上》的主要人物，一個覺醒了的閏土，一個站起來的阿Q。作者通過這一人物形象，表現了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給農村帶來的深刻變化。

在西南邊陲梨花屯的鄉場上，大約沒有誰比馮幺爸更窩囊、更無出息的了。他，四十多歲，高高大大的漢子，卻是一個出了名的醉鬼，一個破了產的頂沒有價值的莊稼人。這些年，只有鬼才知道他是怎樣過來的。可是，現在，就是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不起眼的角色卻站在了兩個女人中間來判斷是非了。兩個女人——小學教員任老大的妻子和羅二娘——因為孩子打架而爭吵起來，驚動了大隊曹支書，這位書記就把曾經看見孩子打架的馮幺爸叫來當面作證。本來女人斗嘴、鄰里糾紛不過是最常見的事，然而由于曹支書的出場就使這件小事變得微妙而復雜了。于是馮幺爸就處在一種十分難堪的處境。他只能像往常一樣嘻皮笑臉地說： “一條街上住著，吵哪樣。”

顯然，馮幺爸企圖以打哈哈了事。他知道站在他面前的一方是羅二娘，梨花屯的“貴婦”，她男人是食品購銷站的會計，她自己則是賣肉的，在這場糾紛中，曹支書又明顯地偏袒著羅二娘。毫無疑問，在這種場合下， “你如果得罪了羅二娘的話，你就會發現商店里的老陳也就會對你冷冷的，于是你夜里會沒有燈光，也不知道該用什么來洗你衣裳;更不用說，在二月里，曹支書還會一筆勾掉該發給你的返銷糧，使你難度春荒”。可以說，馮幺爸的為難、他的怯懦，就是這種畸形的社會現實造成的，從馮幺爸身上人們不難會看出社會現實生活中的陰暗面對廣大農民心靈的嚴重扭曲。站在馮幺爸面前的另一方是窮教書匠任老大的老婆。此刻，任老大的女人正怯生生地望著他，似乎在懇求他，他實在又不忍心昧著良心去傷害任老大的老婆。

可是羅二娘卻有恃無恐，步步緊逼： “馮幺爸，別人硬說你當時在場，全看見的呀。”曹支書更有心計地說： “吵是吵不出一個名堂來的……既然任老大家說馮幺爸在場，就讓馮幺爸說，事情搞清楚了，解決起來就容易了。”話中有話，隱隱地在施加壓力。馮幺爸慌了，他躲躲閃閃：“今天早上呢……我倒是在犁田。”馮幺爸確實活得太窩囊了，直不起腰板。他有女人，有六個兒女，做活路卻不在意。還不到春天就纏著支書要返銷糧;羅二娘請客的時候，他就去搬桌椅，然后在那兒吃一頓，他不敢得罪人，更不敢得罪梨花屯的上層。但是他的良知并未完全泯滅，他怯懦但還不至于無恥，他卑微但還不至于卑劣。

但是馮幺爸越是躲閃，羅二娘越是猖狂。在她的眼里馮幺爸在鄉場上不過是一條狗，只有朝她搖尾巴的份，曹支書更是振振有詞： “你真在場，就說在場，要是不在，就說不在。就是說，要向人民負責，對任老大家，你要負責，對羅二娘呢，你當然也要負責。”貌似公允，卻是一種壓力。但是對于馮幺爸來說，還有另一種壓力，那就是來自鄉場下層，他們希望他能說實話。兩種壓力在撕扯著馮幺爸，像他這樣卑微的小人物實在難以承受得起這種巨大的無量的壓力。不能再推挪了，馮幺爸采取了他最后的方法，干脆閉口不說。

羅二娘決不善罷干休。在她看來，馮幺爸的不說話實際上也意味著她理屈，因此，羅二娘扯開嗓子叫了，這回她可冒火了，而曹支書更是軟硬兼施地逼馮幺爸開口。無處可退，馮幺爸不得不開口了，他豁出去了。但是一開始，他卻大談他家的變化，是的，去年他多收了幾百斤糧，能吃到端午，還有幾十斤糯谷能給孩子們包頓粽子，到時還能收些洋芋，還有油菜籽、麥子等……

本來是來叫馮幺爸作證的，可他卻嘮嘮叨叨地說著些不相關的事，這更惹惱了羅二娘，她幾乎破口大罵了，然而她忽略了，恰恰是這些不相關的東西的缺乏，才使得馮幺爸如此卑微，如此猥瑣;同樣，也恰恰是這些東西的獲得才使得馮幺爸敢于向權威挑戰。黨的改革開放的政策已經在馮幺爸這個普通農民的身上產生了影響。今天的馮幺爸什么也不要怕了，他已經基本解決了溫飽的問題，而且也不用怕買不到煤油、肥皂、豬肉，也不用怕被扣返銷糧了。馮幺爸經歷了痛苦的內心斗爭后，他“猛地轉過身”，“把腳一踩，眼都紅了，敞開聲音吼起來”，他選擇了正義，他要向羅二娘、曹支書等人挑戰了。他在兩人面前吼道： “老子前幾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氣算是受夠了”， “國家這兩年開放了我們莊稼人的手腳，哪個敢跟我再罵一句，我今天就不客氣了。”他終于作證了，證明了是羅二娘的兒子仗勢打人，還誣賴任老大的兒子。馮幺爸終于挺直了腰板，恢復了人性和人格力量。

在鄉場上的人們的歡呼聲中，羅二娘“你記得，你記得”的聲嘶力竭的喊叫顯得微不足道，而馮幺爸的吼聲則繼續震蕩著：“只要國家的政策不像前些年那樣，不三頭兩頭的變，不再跟我們這些做莊稼的過不去，我馮幺爸有的是力量，怕哪樣?”馮幺爸的形象確實表現出社會現實的進步在農民身上所發生的深刻變化，支撐著馮幺爸脊梁的正是黨的政策所帶給他們的實際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