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牛運清

長篇小說。作者浩然。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此為浩然80年代的代表作。“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他曾經在創作中走過彎路，“栽了跟頭”。然而，他沒有為此而消沉，而是振作起來，對歷史、生活、文學、自己，進行認真反思。“在哪兒栽倒的，再從哪兒爬起來”。他懷著自愛、自強的志氣，深入農村，埋頭寫作。“直面農村生活現實，給改革時期的農民做一個歷史的紀錄，攝一些心靈和精神的面影!”于是，便有了《蒼生》的問世。他把這部小說作為“自己從1976年到1986年這個階段藝術實踐的一次小結，從此將要開始另一個階段的新路程”(《〈蒼生〉是怎么寫出來的》)。“頌蒼生，吐真言”是作者構制這部小說的意圖。它真實展現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農村的歷史性變革，既反映經濟改革給農民物質生活與思想觀念帶來的可喜變化，也針砭時弊，揭露某些農村干部，打著改革旗號，利用權勢，編織“關系網”，貪臟枉法，欺壓百姓，成為改革的絆腳石。偏僻山村田家莊的田成業，屬于那種不前不后、不好不壞，“跟大幫、隨大流”的普通農民。他勤勞、憨厚，缺乏主見。當家主事的是他那位善良、精明的內當家——田大媽。長子田留根，二十八歲，次子田保根，二十四歲，均未婚配。為給兒子娶媳婦，成家立業，傳宗接代，田成業老兩口受苦受累，焦慮不安。歷史已經進入80年代，而貧窮、落后、愚昧的山民仍然在古老的封建磨道上運轉。因為窮，厚道、愚笨的田留根在議婚過程中屢遭挫折。他沿襲陳舊的方式跟隨父親上山開石頭，往山下背石頭，累得骨瘦如柴，口吐鮮血，目的是為了蓋房子，娶媳婦。曾經和他搞過對象的姑娘，突然嫁給本村地主老財的后代、新暴發戶巴平安。有位不幸失身的漂亮姑娘情愿不要彩禮嫁給他，他卻不敢作主，而是順從母愿予以謝絕。他任憑命運的擺布，麻木無能。性格與生沽追求頗似其父。受過高中文化教育的田保根，則與父兄迥然不同。他精靈、自尊，躁動不安，奮力掙脫舊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勢力的羈絆，選擇自己的生活位置。高考落第后，他離開山村，外出尋求生活之路：到建筑工地當小工，自學瓦工技術，看建筑設計圖紙，學開汽車。改革之風已經把他吹醒。在婚姻觀、幸福觀、價值觀等方面，與父兄大相徑庭。他認為：“有了本事，有了地位，有了錢，有了人格，這就行了。”對于婚姻，他自有主張：“我得等著她們趕著找我，由我自由自在地揀最可心的挑。”他借女同學陳耀華的權勢，用炸藥開山取石，調拖拉機運送石料，解除父兄皮肉之苦，幫助兄長蓋房子，娶媳婦。在錯綜復雜的生活面前，他有時雖然顯得油滑，但卻保持清醒頭腦和改革、進取的志氣。他與竇隊長、陳技術員組建民辦聯合企業，當上了“新新建筑公司副經理”。其經營方針是：專在農村小鎮包工蓋房，優待等著蓋房娶媳婦的光棍兒。而且想方設法，帶動周圍貧苦農民“都過上富日子”。在這個人物身上，傾注著作者的熱情和希望。作品中出現的小地方“高干子女”陳耀華是個性格復雜、處于生活十字路口的女性，也是在田家莊兩類人物之間溝通信息的角色。其父是社辦水泥廠廠長，舅舅是鄉黨委書記，姑父邱志國是田家莊的黨支部書記。她憑借父輩的權勢在窯廠當會計。她一方面同情、鐘愛田保根，熱心為田家排憂解難；一方面，在提供證據，揭發邱志國罪行時，難下決心。她畢竟是在權與錢的混合土壤中培植起來的姑娘。田保根看透了這一點，忍痛舍愛，與她分道揚鑣。邱志國早已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在改革大潮中投機鉆營，胡作非為，挖社會主義墻角的蛀蟲。他拒絕把隊里的果園承包給復員軍人郭少清等，而承包給過去的地主老財巴福來，認為讓地主分子先富起來，才是新事物。他置廣大貧苦百姓于不顧，而支持壞人在窯廠做“圈套”，“侵吞國家的錢”。村里另一干部郭云認為，不能扔下多數人不管。主張把缺少勞力、沒有特殊本事的人聯合起來，搞個互助組式的組織，把生產、生活包起來。因此，遭受邱志國的反對與排斥。邱志國的違法犯紀行為，受到田保根的挑戰。他勇敢地向上級有關部門揭發邱志國的罪行。他知道不會一帆風順，但堅信“有權有勢只能掩蓋一時，終究會水落石出”。作品從田成業夫婦在封建落后思想束縛下為兒子操持婚事寫起，到兩位老人擺脫舊觀念，迎接新生活，不再干涉兒子婚事，“不再干那號費力不討好的事兒”為止，表現了普通農民思想上的覺醒和精神面貌的變化。同時，揭示了80年代初農村復雜的人際關系和各個階層、各種人物的心靈世界。字里行間流露出作者對生活的歡欣、憂慮，乃至某種困惑。作品結構嚴謹，語言明快，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鮮明的時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