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兒子焦裕祿

焦裕祿是山東博山人。1962年任中共蘭考縣委書記。在那一年，內澇、風沙、鹽堿三大災害一起襲擊蘭考大地。這年，風沙打毀了20多萬畝麥子；大水淹壞了30多萬畝莊稼；鹽堿地里10萬畝禾苗枯萎；只有枯草在寒風中抖動著。

黨派焦裕祿到蘭考當縣委書記。第二天，縣委機關的人到處找新來的書記，焦裕祿已經下鄉了。

他到災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隊去走了一圈，回來后說：“蘭考是災區。窮，困難多，但災區有個好處，它能鍛煉人的意志，培養人的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一席話說得大家心里熱乎乎的。

他下決心要和蘭考36萬人民一道治伏“三害”——風沙、鹽堿、內澇，為全縣人民造福。他帶領調查隊，在全縣展開治洪水，查風口，探流沙的調查研究工作。

當時，焦裕祿同志正患肝病，同志們不讓他在風雨中奔波。他拒絕了大家的好意，背起干糧，撐著雨傘和大家一起出發了。他和調查隊的同志經常在齊腰深的水里跋涉，蹲在泥水處歇息。有一次，他剛調查回縣不久，遇上大雨，雨下了七天七夜，焦裕祿顧不得休息，帶上3名同志，拄著棍子又出發了。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畫了一張又一張洪水流向圖。到了一個生產隊，隊長硬拉他留下吃頓便飯，焦裕祿說：“雨天，群眾缺燒的，不吃啦！”談過工作后又拄著棍子向風雨中走去。經過反復調查，縣委掌握了制服“三害”的大量資料。

那是一個冬天的黃昏。北風越刮越緊，飛雪越下越大。焦裕祿惦記著農民兄弟，他對同志們說：“這大風雪天，農民兄弟住得咋樣？我們不能坐在辦公室里烤火，要到群眾中去。”同志們帶著救濟錢糧出發了。

風尖厲地吼叫著，雪有半尺厚，焦裕祿用手捂著疼痛的肝部和小伙子們一起出發了。他走進一戶無兒無女的老人家。大爺生病躺在床上，大娘是個瞎子。

焦裕祿進屋后問饑問寒，大爺問他是誰？

他答：“我是您的兒子。”

大娘問他大雪天來干啥？他說：“毛主席叫我來看您老人家。”老兩口感動得流下熱淚。

焦裕祿始終把自己當成人民的兒子。

一次，他的孩子很晚才回家，一問才知道是看戲去了。他問孩子哪來的票，孩子說：“收票的叔叔向我要票，我說沒有，他問我是誰，我說焦裕祿是我爸爸。叔叔就讓我進去了。”

這怎么行！焦裕祿立即叫來全家人講了這件事，命令孩子把票錢如數送去戲院。以后，又讓縣委起草了個通知，不許任何干部特殊化，不許任何干部子女特殊化。

1964年春天，蘭考人民同“三害”斗爭取得了顯著成果。焦裕祿的肝病卻越來越嚴重了。他無論開會、做報告，經常把右腳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頂住肝部，手也經常按著時時作痛的肝部。

日子久了，他辦公坐的藤椅上，右邊被頂出一個大窟窿。同志們問起他的病情，他總是說：“沒什么，病是個欺軟怕硬的東西，你壓住它，它就不欺負你了。”

到地委開會，負責同志勸他住院治療，他說：“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離不開！”

地委給他請了有名的中醫診斷，開了藥方，因為藥費貴，他說什么也不肯買。“群眾生活很困難，花這么多錢買藥，我能吃得下嗎！”他對負責同志激動地說。

焦裕祿顧不上疾病的折磨，一心一意帶領人民同災害展開頑強斗爭。

一次，他到一個生產隊檢查工作，邊聽匯報邊記錄，肝痛得他手指發抖，鋼筆幾次從手里掉下來。匯報的同志見此情景，再也說不出話來。焦裕祿卻一再催促：“說，往下說吧。”

他動手開始寫一篇文章，反映蘭考人民的治災經驗，題目叫《蘭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換新天》。文章剛開了個頭，病魔就逼他住進了醫院。

離開蘭考那天，由于肝疼得厲害，他是彎著腰走到車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離開蘭考呀！他不止一次地向送行的同志說：不久就回來。

火車開動前的幾分鐘，他還囑咐同志們，到鄉下走走，好好抓一下工作總結。淚花在同志們眼里閃爍，焦書記心里裝著全縣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

焦書記病危的消息傳到蘭考，不少同志跑到醫院探望。每逢有人來，他總要拉著人家的手問：莊稼淹了沒有？沙丘封住沒有？泡桐樹栽了多少？麥子長得如何？縣委的同志來探望，焦裕祿特地囑咐他：拿一把鹽堿地改良后長的麥穗來讓我看看。

焦裕祿病情進一步惡化了，“肝癌后期，皮下擴散”。縣委副書記來看他，他顫抖地將自己的照片交給這位副書記，聲音微弱地說：“回去告訴同志們，我不行了，你們要領導蘭考人民堅決地斗爭下去。咱們是災區，我死了不要多花錢，請把我運回蘭考。活著我沒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1964年5月14日，人民的好兒子焦裕祿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那一年，他才4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