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來，日子過得渾渾噩噩，除非有重要的事，很少記得今夕何夕，齒序漸疏，卻開始掰起手指頭過日子，望日出日落，月盈月虧，默念這寂寥孤獨的日子還要過多少天。女兒北漂京城，已結婚生子，孩子還不到兩歲，妻子與女兒婆婆輪換照看，每年在女兒家待五六個月。剛回來兩天，又匆忙趕往老家，岳父母風燭殘年，都是八十多歲的老人，需要她床前盡孝，說好半月后回來。我們的小院再顯清寂。我的單身生活過得很寡淡，一年當中八九個月孤守空宅，似乎已成常態，距離成為我的星漢銀河。以前與妻子在一起時，已厭倦的庸常細碎日子，如今反倒感覺溫馨舒適，多少年了，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想念妻子。

我與妻子、女兒與女婿，兩場半徑反差極大的婚姻，讓妻子的后半生注定勞碌奔忙，我的后半生注定形單影只。

妻子娘家與我同村，兩家距離超不過二百米，雖不說青梅竹馬，至少也算少小相知。我們這里有句俗語：好姑娘不出村。當年，岳父母之所以愿意將女兒嫁給我，并非我有多優秀，就是考慮兩家離得近，他們老兩口年邁時女兒照應方便。這是上一代人的普遍想法，很平常。更早的時候，姑姑也嫁在本村，與我家距離同樣不遠。本家七叔和七嬸，兩家距離才三十多米。我們村是個臨近城鎮的平原小村，不足三百口人，同村婚嫁的，至少有四五對。婚娶對象在周圍村，距離不超過二公里的，有幾十對。再遠，婚姻半徑也不會超過五公里。逢年過節，陪媳婦回娘家、走親戚，或套上驢車，或騎自行車，或相攜步行，吃完早飯去，悠悠蕩蕩，午飯后回來，到家也就下午時分，還可下地干半晌活。我母親的姻親圈中，三姨曾遭遇婚姻挫折，離婚后，再嫁到十多公里外的一個村子，已算遠嫁。外祖母每提起三姨的婚事，常感嘆幾個姑娘中，三姨命最苦。每年中秋、春節，去三姨家走親戚，表哥需要將表兄弟們提前約好，一群人浩浩蕩蕩，早飯后去，傍晚才能回來。三姨很少回娘家，來了，當天不能返回，不得不住上幾天。這可能就是外祖母所說的命苦。

老家村北兩公里有座著名的黃土塬，現在叫峨嵋嶺，村里人稱作坡上，歷史上叫晉原、清原。塬上土地面積廣大，連通十余個縣，只因干旱少雨，土厚井深，生活遠比坡下苦焦，去坡上，要爬一面長達兩公里的陡坡。坡上坡下，如同兩個世界。過去，坡下人家很少與坡上人家通婚，誰家孩子若娶了坡上女孩，一定是因為家境不好。嫁過來的媳婦，直到老年，也會被人看不起，即使要強好勝，內心的自卑一輩子都揮之不去。同樣，誰家女孩若嫁到坡上，一輩子都在娘家人面前抬不起頭。我們村里，嫁到坡上的女孩幾乎沒有，反倒有幾個從坡上或外地山區招贅來的女婿。在鄉村，招贅女婿家庭狀況一般都不好，兄弟多，娶不起媳婦，招贅過來，連姓都要改，很受歧視。這些招贅女婿的婚姻半徑都很大，通常超過十公里，因為他們自己也覺得給家族丟臉，不愿意招贅到周圍村子。前些年，水利設施改善，坡上土地面積寬廣，栽了蘋果樹，坡上農民生活反比坡下富足，坡下人家仍不愿意與坡上通婚。為什么會這樣？就是因為那面長達兩公里的土坡造成的心理距離異常遙遠。

鄉村習俗最講地域，像一潭碧水，不能融入其中時，或浮上來，或沉下去。村里人都姻親套姻親，極少有外地女人。誰家媳婦若娶自外省，好像是異類，說話口音、脾氣、穿衣吃飯都怪怪的，甚至神情氣色、走路姿態似乎都與當地不同，終其一生，總給人一種隔膜感。我岳母原籍河南新安縣，十三四歲隨母親來到山西，嫁給岳父已近七十年，口音里仍能聽出河南話，生活中也能看出不同于當地的習俗。晉南在山西算富庶之地，有幾年，常有外地人來逃荒要飯，女人拖著面黃肌瘦的孩子，戚戚哀哀，走在街巷里，逢人便露出可憐兮兮的眼神。這種場景，是村人對外地女人的總體印象。我上小學時，有個同學母親是個安徽人，當時已三十多歲，身材高挑，面容姣好，卻始終不能為同村人接受，連干活、逛集都躲得遠遠的。后來，這位同學到婚娶年齡，媒人為他介紹對象，對女方父母說：這孩子什么都好，就他媽是外路人。言語之間，仿佛娶了外地女人，是個不可彌補的缺憾。

清代至民國，晉南地區在外做生意的商人眾多，民國版《臨晉縣志》記載：“民國紀元前，縣民經商陜省者常萬余人。凡子弟成年，除家無余丁及質地魯鈍者，悉遣赴陜省習商。”這些經商的年輕人，雖常年漂泊在外，娶親卻在家鄉，娶來的媳婦也留在老家，生兒育女之外，還要料理家務，侍奉公婆。若帶回來個外地媳婦，一定是生意做大了，帶回的二房；也有老家媳婦不幸去世，在外另娶妻室的。我的兩個舅舅，年輕時即外出，在西安做生意，后來當了掌柜、經理，兩位妗子無一例外，娘家都在老家，婚姻半徑超不過五公里。

舊時婚姻半徑的大小，與家庭狀況和個人境況好壞，往往成反比。家庭條件越好，個人條件越優越，婚姻半徑越小，反之越大。我祖父曾有過三次婚姻。第一次娶的是富貴人家姑娘，岳家在鎮北四里，成婚后，有了我父親和一位叔叔。第二次成家時，因為是二婚，又有兩個孩子，繼祖母娘家不光經濟狀況差，還離得更遠，在鎮西北十里。第三次成婚，家道中落，祖父本人已年過三十，岳家的光景更差，與第二次婚姻相比，婚姻半徑雖沒擴大多少，卻上了峨嵋嶺，若以現在論，等于娶自貧困山區。

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這種狀況仍沒有改變，因為戶籍管理嚴格，出生于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農村青年，婚姻半徑很少超過十公里，古老的村落里，幾乎看不到年輕的外地女性。偶有誰家孩子在外地工作，帶回來個外地媳婦，鄉鄰會像看大熊貓一樣稀罕，當面夸贊，回來后卻陣陣竊笑，說飯也不會做，鞋底也不會納，仿佛娶回來個災星，以后必會敗家。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我還是個小學生，一個冬天的上午，與全校同學站在寒風中，敲鑼打鼓，載歌載舞，迎來了一批北京插隊知識青年，以后幾年，我們那個小鎮上，不時出現男女知青悅耳動聽的京腔，給村人印象最深的，是穿方口黑布鞋、著藍色上衣的女知青，盡管她們行事作派都帶有大地方人的氣度，可村里人并沒有高看她們一眼。干活時笨手笨腳、一無是處的生活能力，沒有哪個鄉村青年將她們作為想象中的婚姻對象。

厚重的黃土地，培育了一方民風，同時也將一方百姓死死拴在土地上，形成一個封閉的姻親圈。村人婚嫁只能在這個小小的圈子里尋尋覓覓，說媒拉纖的，多是鄰里鄉親。他們的生活范圍就這么大，往往是一個姑娘嫁到某村，又會將該村的姑娘介紹到娘家村子，兩村數輩人之間，發生婚姻關系的很多。文學作品中，媒婆的形象不太好，伶牙俐齒，坑蒙拐騙，不知有多少鄉村青年因媒婆毀掉一生青春。實際在鄉村，說媒被認為是積德行善，并無職業媒婆，文學作品中描述的媒婆，不過是鄉村古道熱腸的女人。她們的生活范圍僅限于本鄉本土，并不一定能說會道，掌握的婚姻資源有限，婚介對象不過是姻親朋友圈內的青年男女。她們成人之美，也毀人之愛，成就姻緣，也毀壞愛情，但鄉村離不開這些人，鄉村婚姻大多由她們撮合而成。

當年，我與妻子的婚姻就是由同村女人說合的。說媒的女人大我兩輩，屬祖母級，實際很年輕，結婚也沒幾年，不過二十多歲，是個靦腆俊秀的女人，與生人說話都臉紅。我與妻子同村，一天三晌在一起干活，知根知底，經她兩面說合，等于捅破了那層紙，水到渠成。岳父母同意女兒這樁婚事，原因是兩家離得近，可相互照應。令岳母沒想到的是，高考制度恢復后，我上了大學，本來門當戶對的姻緣，一下變得不對等。我們已相處多年，卻還沒有結婚，岳母擔心這樁婚事不能成，連看我的目光也與以前不一樣，不再那么挑剔，帶上幾分疑惑，又有幾分擔憂。在岳母戰戰兢兢的期待中，我們結了婚，岳母又有了另外一種顧慮，擔心我將她女兒帶進城里，雖然我工作的小城，離村子只有二十多公里。結婚十多年后，我在小城有了住處，一家人遷過來。回想父母的初衷，妻子每隔幾天都會回去看望兩位老人，岳母還是感嘆：當初，同意你們訂親，就是因為兩家離得近，誰知道后來離這么遠。仿佛我能娶她女兒，與我這個人沒關系，是沾了兩家距離近的便宜。

大約從新世紀開始，村子里不時出現嫁娶遠方的婚姻。每當有男孩領回外地媳婦，村里女人照例像看稀罕一樣，趕過去看。若是女兒嫁往外地，無論男孩有多優秀，當父母的都顯得很無奈，好像從此會失去女兒。近幾年，異地婚姻更多。晉南民風尚文，加上獨生子女政策，各家都只有一個孩子，父母望子成龍，自己再受苦，也要讓孩子讀書上大學。帶來的結果是，孩子畢業后工作不一定有多好，男孩會帶來個外地姑娘，女孩則會嫁往外地。這些婚姻有的跨省，有的跨市，還有個別跨國的。每年春節期間，村子里好像是各地女孩的T形臺，展示出不同風采。我算了算，小小的村子里，娶外地媳婦的男孩，竟有十多個。這些外地媳婦光鮮亮麗，只有春節那幾天，在村人眼前一閃而過，模糊得像個影子。嫁往外地的女孩更多，嫁出去了，好像永遠消失，只有當父母收拾行囊，準備外出看女兒時，村人才想起這女孩的存在。這些異地婚姻，帶給父母的是操不完的心，若有誰長期不在村里，不用問，一定是去外地帶孫子、外孫了。

異地婚姻的增多，加劇了鄉村的凋零。年輕人之所以能異地婚娶，多因為漂泊在外，在打工地找到了伴侶。即將進入老年的父母則是被動地隨兒女去異地生活。留給家鄉的是拋荒的田野和凄冷的村舍。我們那個小村里，每到農閑季節，幾乎家家門戶緊鎖，兒子、女兒出去了，父母也跟著出去了，隨年輕人進了城，去過陌生而又艱辛的城市生活，只將一座座廢棄的院落留在村里。我算了算，老家那條巷里，原來有21戶人家，如今，常年留在村里的，只有三戶。前幾天回到村里，一個兒時的伙伴感嘆，有時心煩了，別說打撲克湊不起一攤人，想找個人喝酒傾訴都難。

因為年輕人紛紛逃離，大片土地撂荒，這幾年，農村土地流轉成為政府倡導的熱門話題。在中國鄉村，農民并沒有土地所有權，連祖先傳下來的老宅院，宅基地也歸國家所有。農民自己只有使用權，或承包經營權。所謂土地流轉，即承包土地的農民將土地使用權轉讓給別人，獲取轉讓費，或者入股分紅，以便土地集中連片使用。一次會議間歇，我與一位朋友說起這個話題。朋友長期生活在農村，是個有名的蘋果專家，對土地流轉有著獨到的看法，說：從長遠看，土地流轉是好事，現在政府雖然有倡導，但還是遇到麻煩，許多農民寧愿土地撂荒，也不愿意流轉給別人。因為，在他們看來，土地就是他們的根。這只是暫時的。十五到二十年后，你再看，不用做工作，村里人會爭相把土地流轉給企業。我問為什么？他回答：你想嘛，現在田里干活的都是45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就是農忙季節，你到田里看看，哪能找到一個年輕人。如今的年輕人，娶媳婦很少有周圍村的，而且結婚前都有一個條件，要有車有房，村里有房那不叫房，城里買的房子才叫房。為什么？因為他們根本不愿意生活在農村，城市才是他們的理想家園。村里的房子再好，也不會住。你想想，過上十五到二十年，這些對土地還有點感情的人都老了，干不動了，土地撂荒面積會更大，年輕人又不愿意種莊稼，與其長年撂荒，還不如轉讓給別人多少有點收益。

也許是因為我曾長期在農村生活過，也許因為年齡，朋友的話，讓我感到一陣陣悲哀，果真如朋友所言，以后的鄉村還是鄉村嗎？過后又想，如果真這樣，對于中國鄉村來說，又何嘗不是一種進步？至于文人的懷鄉情結，只是一種浪漫虛幻的想法，若讓他們長期在入不敷出的土地上勞作，恐怕沒幾天也會逃離。

我家兄弟六人，子侄輩十一人。我們這一代人成家，婚姻半徑沒有一個超過三十公里。我在家行三，與大哥年齡相差十多歲，婚姻半徑最小，不到二百米。六弟與大哥年齡相差二十多歲，婚姻半徑最大，跨了縣，也不過二十多公里。子侄輩中，大哥有三個孩子，大侄兒和大侄女屬六零后，比六弟還年長。另一個侄兒屬七零后，與六弟年齡相差無幾。三個侄輩婚姻半徑也很小，全都婚嫁當地。其余幾個子侄輩結婚時間都在2000年之后，婚姻半徑似乎在一輪輪擴大，二哥的孩子娶的是一個桂林姑娘；我女兒婆家內蒙；四弟的女兒是跨國婚姻。大侄女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當過幾年兵，復員后遠去西藏拉薩創業，自己開了家賓館，打拼不過三四年，領回個苗條秀麗的貴州女孩，如今已結婚生子。大侄兒是個下崗工人，有一兒一女，女兒北漂數年后，遠嫁云南。婚禮后數天，攜新婿在老家鎮上請客，我從縣城趕回來，剛下車，遠遠望見一個滿頭白發的老太太拄根拐杖，顫顫巍巍，朝飯店走來。走近看，是嫁在同村的姑姑。老太太已近八十歲，腿腳不便，娘家無論大小事，總要趕來，以姑奶奶身份，指點不到處。嫁出去六十年了，依然為娘家人操心。

異地婚姻給操辦喜事帶來諸多不便。時至今日，我們這里舉辦婚禮仍按古禮，男方要迎親，女方要送女。舉辦婚禮那天，新郎倌騎上駿馬，身披紅花，在禮炮聲中，伴著樂人吹打聲，先去新娘家迎親。新娘離開家門前，先與新郎跪拜祖先高堂，走出娘家門，由伴娘扶持跨上駿馬，叫“上馬”。隨后，鼓樂聲中，由迎親隊伍陪伴，浩浩蕩蕩，先在街巷里巡游。至婆家村里，又是一番巡游，到婆家門前，方才下馬。這樣做，一是增加喜慶氣氛，二是讓村人一睹新娘風采，認識新人。

若是異地婚姻，這個過程會很麻煩，儀式卻不能少。新人即使在工作的城市已辦過婚禮，回到家鄉仍要再補辦一場。既要迎親，就要有迎親的地方，變通的辦法是，先在城里找一家賓館，為新娘收拾一間閨房，貼對聯、窗花，掛上彩帶，有的連整個賓館都營造出喜慶氣氛，搭彩門，放氣球，鋪地毯，將賓館弄成新娘的家。我曾出席過許多次這樣的婚禮，望著從賓館送走愛女、孤零零返程的新娘父母，有種悲涼的感覺。

女兒舉辦的就是這樣一場婚禮。女兒遠嫁內蒙，婚禮前兩天，我和妻子趕往內蒙的一座城市，女兒的臨時閨房設在賓館的一間套房內，布置得喜慶熱鬧，對聯、窗花和大紅喜字一應俱全。第二天，迎親車隊接走女兒后，人去房空，我與妻子收拾完東西，坐在女兒的臨時閨房內，相對無言，默默垂淚。迎親隊伍看似一瞬間接走了女兒，我與妻子卻前后在賓館中呆了三天，這是個漫長的過程，是喜慶氣氛中的心理煎熬，仿佛生離死別。小兩口看似共同生活在北京，妻子總感覺女兒嫁在遙遠的蒙古大草原。

以后又出席過幾次這樣的婚禮，感覺社會開放程度越大，婚姻半徑越大，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的空間越大。兒女婚嫁何處？父母們越來越迷茫。前兩天，與一位朋友聊天，再次談到這個話題。朋友的獨生女兒很優秀，國內名牌大學畢業，現在已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年過三十卻未成家。他為女兒自豪，又不能不為女兒的婚姻擔憂。問他希望女兒找個什么樣的女婿，他說：作為父親，對女兒的婚姻只有兩個要求，一是別嫁到國外，領回個金發碧眼的女婿；二是對象年齡別比他這當爸的還大。說完，又感嘆，誰知道以后會是什么樣子。

我想，現在的婚姻半徑已大至無限，起碼，他沒法要求女兒做到前一點。婚嫁何方？連孩子本人也難以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