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他老子的普普通通的兒子,兒子的平平庸庸的老子,一群毛孩子的瘦骨嶙峋的爺爺和外公,幾幾乎乏善可陳,暮年對影常嘆息:“一生哪得真閑日,百歲應多未了緣。情緣未了終未了,百歲不敢吹大牛。”
他柔韌有余而剛強不足,長于揆情度理愧不殺伐決斷。他出生在黃土地,少小離家,關中西來,自來水把棱角洗了又磨,但“關中愣娃”的“愣”勁尚存,沒事不惹事,事來不怕事。你不惹是生非,黨國大事不停地找你,所以,也沒“愣”過幾天。他想圖個清靜:“沒事不惹事,事來咱避事”。可也難。你會覺得他脾氣古怪又可笑,我卻覺得他古怪得真樸,可笑得讓人能夠理解。
他有點脾氣,甚至頑癥。
他這人,一輩子喜歡木板床,住院手術才睡彈簧床,但是年過八十,瘦骨嶙峋,沒有坐墊硌得難受,夜夜背木板床不后悔。
他這個人,你別笑話,幼年缺水,惜水如油,總覺得洗洗涮涮嘩嘩嘩太費水,甚至于洗澡還要人催促。他洗澡偶爾使香皂或藥皂,不使洗浴劑之類。
他特別注意手的衛生,一天到晚不知洗多少遍。只要是肉眼看得見的東西,哪怕是一丁點灰塵也不放過,帶油的食品絕對不粘手,也絕對不使家人混用的碗筷。最不習慣席間用自己的筷子給人夾菜,你吃還是不吃?
他直到耄耋之年,一年四季冷水洗臉(說,寒冷防感冒、使人堅強),也不用香皂,或者涂抹生發油、固發膏之類,那不成了“驢糞蛋外面光”?見人濃妝艷抹,冶容媚姿,臉上厚厚一層粉膩,暗香襲人,聞那味兒,他聯想起古代黑店賊船里點燃的迷魂香,毛骨悚然。
不愿意早晚對鏡修面,不愿意在衛生間磨磨蹭蹭,生命不可虛擲。也看不慣見玻璃就扭扭照照銷魂一瞬的主兒,自慚形穢,趕緊繞行。
不愛理發,沒有那份耐心,盼著匆匆了事。到晚年,難得進一回理發館,頭發長了自己剪,一把剪刀一把木梳,不到十分鐘完活。
不愛刮胡子。刮胡子麻煩,忙乎半天弄成個光溜溜的不毛之地,假門假勢裝年輕。他慣于剪須,口袋里一把折疊小剪刀,走哪跟哪,不用換電池,不用充電,還可以活動活動手指,不大工夫活兒就做完了,也用不著包裝和刷洗。
不愛穿新衣服,一旦穿上身再也脫不下來了,直到換季或快要穿破為止。要換洗怎么辦?晚上換下來,親手洗凈、晾干,清早照穿不誤。
從來不穿睡衣。
剛到北京,別出心裁,單買了一條西服背帶褲招搖過市,“反右”變天了,收起來再也沒有穿過。改革開放,胡耀邦帶頭,西服加身,人們一時猶豫不決,他竟然穿戴起來,但是西服普及到連倒賣火車票的票販子都打上領帶以后,他又收起來壓箱底了。
他不愿向人借東西,東西壞了寧肯自己搗鼓著修也不愿麻煩別人。他學會修東西,盡量做到“萬事不求人”。有時自己修不好,更多的時候修好了。當然,免不了告借于人,但恪守母親的教導:“低借高還,再借不難。借一平碗,還一滿碗。”“三年困難時期”,月底沒錢買月票,常常賣廢品、賣舊書。
再說借錢。最不好意思伸手向人借錢。借錢是最難啟齒的,但是借了人家的錢他肯定記得牢而又牢,務必在承諾的日子如期奉還,時間長點的,要還本付息,母命不可違。他認為,借錢忘了是恥辱,借錢賴賬是罪過。在文藝界,這兩種人他都遇到過,他最怕他們借錢、借飯票和糧票。
他沒有書房,小小的臥室當書房,滿到處是書籍、報紙、刊物和雜物,非常零亂,但在他腦子里一切擺放得井井有條,閉上眼睛能摸得哪怕一頁紙的位置。整張寫字臺露不出碗大的一塊桌面,寫字在膝上,揮毫在地板。
喜愛步行,單位有車盡量不要車,髕骨骨折就是一次趕車急跑釀成的禍事,后來快行右臂摔傷骨折。至今,他還是盡量走路,坐公交車,絕少打“的”。
走路像急行軍,目標正前方,從不盯住行人尤其是女人不放。他說:“一個男人死死地盯著一個女人,就像貓兒沒皮沒臉叫春一樣叫人膩味。”對于記憶女人的面孔長相,他太低能。有好事者問:“真的像孔老圣人所言‘非禮勿視’?”他說:“懸賞萬元,歡迎檢舉。”
沉默寡言,不諳交際,善獨處,見生人幾句話就沒詞了。他從小怕見生人,見生人臉就紅,客人來了,他把自己關在側屋里死活不露面。
他最怕找人辦事,非找不可的時候才鼓起勇氣,硬著頭皮。出得門去,找到地址,勉強抬起胳膊,敲門、摁電鈴,聽說主人不在家,他反倒如釋重負。
他心慈手軟,在眼淚面前束手無策,是非善斷卻軟弱無能。他對那些手硬心黑的人很不理解。人說他是一介書生,可不,他是書生辦報、書生辦刊、書生寫書,終究成不了大器。
誰倒霉時,他想去看望誰,也真的去了。“文革”時期他就冒風險干過這樣的懸事。誰走運了,紅了,提了,發了,香了,改換門庭說話氣粗了,他反倒躲之唯恐不及,不想拉關系,不想套近乎,不想占便宜,不想分一杯羹,不想有一絲分外之想讓守身如玉的人嘲笑你淺薄。
他這個人,能忍,能咬牙,從記事起打針就沒有喊叫過痛。不論大病小病,不管多么難吃的藥,哪怕是同仁堂穿心苦的大藥丸,塞到嘴里咬上幾咬,像咽唾沫似的“咕咚”一下送入腹內。胃切除后,年年做胃鏡檢查,不在乎,老長老長的針頭抽骨髓也沒當回事。
他這個人,操心命,駱駝草,其實是根蘆葦,怕事,不惹事,偏偏被時勢所裹脅,“反右”幸免,“文革”難逃,不承認自己是“五一六”,軍代表以“槍斃”相威脅,險些誤了卿卿性命。比起詩人牛漢來,他汗顏,人家牛漢愣是不承認胡風反革命,外調人員打他的態度,他一怒之下把桌子掀了個個兒。
他從小不會吵嘴,據老人們回憶,也沒見他跟人打過架。人家打他一拳,他忍了;打他兩拳,忍了;打來第三拳,他要還手了,也可能不還手;要是打來第四拳,這一拳同時打在別人身上,天怒人怨,逼上梁山,真急了,老虎屁股也敢摸,但并非用拳頭。“文革”時挨斗,一斗就是上下午兩個單元,乘坐“噴氣式”。那時三十出頭,光屁股睡冰炕——年輕火氣旺,雖不似婷婷玉立也不致搖搖欲墜,但是拳腳相加,推來踢去,像耍猴一樣地侮辱你,你的雙腿像篩羅,立場漸漸站不穩了。他畢竟是秦漢地面上長大的,不能再忍了,一聲怒吼,咆哮公堂,主席臺上目瞪口呆,結果一頓臭抽,由“文藝黑線小爬蟲”升級為“現行反革命”。關中地方水質硬,民風彪悍,性格生硬,但不善變通,“陜西愣娃”,他也在其中。
晚年,再忙,每周日準看“拳王爭霸賽”,不怕困獸猶斗,哪怕血壓增高自己一頭栽倒,只怕畏葸不前不抗擊打,凝神注目,為優勝者鼓,為雖敗猶榮者呼!
他是白面喂大的,是個草食動物,不管物價怎么漲,只要有饃吃,就活得踏實。“陜西人愛吃面”,他頑強地堅守,終生不渝。
有面不吃大米,寧啃窩窩頭也不吃大米飯。喜歡餃子、包子、面條、鍋盔(大餅),見剛出籠的大白饅頭就流口水。至于羊肉泡,聞味兒就沒命了。切面比掛面香,搟面比切面筋道。要是油潑辣子蕎面澆湯烙面,那就是過年。下放干校,他可受洋罪了。湖北咸寧產大米,下放干部不論罪大罪小一律管飽,大伙兒食之如飴,苦了他這個老陜。干校產米,但非頓頓吃米,每周可吃面食一回到兩回。面吃少了,物以稀為貴,到吃面食的時候,大家一擁而上,何況常常是包子或面條。大家知道此人離了面食不能活,就你一塊、他一塊,把吃剩的或有意存留的饅頭塊兒施舍于他,所以,難友們都還記得他晾在屋門外一大堆掰得大小不等的、臨近發霉的“饃蛋蛋”。干校的戰友們給他起了個諢名——“胃虧面”,這諢名,妙,他領情,誰讓他得過 “胃下垂”、“胃潰瘍”呢?還有什么要命的“胃平滑肌肉瘤”、“淺表性胃炎”、“萎縮性胃炎”和“糜爛性胃炎”。
粉碎四人幫,四處游說,好吃好喝好招待。他說:“你們別張羅,陜西人愛吃面,啥都甭預備,一大碗面就知足了。”結果,除了一大碗臊子面,一桌酒席照擺不誤,他哭笑不得。不知道的,說他裝客氣;知道的,逢人便打趣地說:“請此人吃飯?省錢,一碗面就打發了!”
出國訪問,試著開開洋葷,結果,咖啡弄得他失眠,黃油讓他好多天拉肚子,打開從家里帶去的肉末雜醬,從大使館借來電熱壺,買來意大利通心粉,躲在衛生間煮面吃,牙刷就是筷子,腹瀉止住了。
喜獨食。他說,同旁人一塊吃飯,邊吃邊說,你一句,他一句,又用腦,又應酬,受罪,吃不香。只要肚里還有點油水,他就不愿意會餐赴宴。宴會上最為可怕的事是相互敬酒和一個個滴滴淋淋的酒盅像蚊蟲一樣在你頭頂飛來晃去,你端端正正干坐著,要么就參加進來大家一起說些熱情過頭的套話、空話,其實就是罰站。再說“喜獨食”吧,打個不大貼切的比方,他躲將起來吃獨食,就像自己在做一件見不得人的事。假如,他的最愛青菜大餡餃子剛要開吃,不速之客破門而入,地震了,旺盛的食欲去之渺渺。“對不起,先吃飯吧,沒關系,我等你。”那也不行,飯桌旁邊坐上個大活人兩只眼睛直愣愣地盯著你,無異于當眾表演陳佩斯的小品《吃面條》。
他愛吃肉,更愛吃內臟下水,猛吃豬耳朵,膽固醇噌地高上去,追悔莫及,后來學乖了。不大愛吃菜,卻喜好野菜,一回到老家,孩子們就去挖野菜,薺菜、灰灰菜、笤帚菜、刺兒菜,再想辦法弄些苜蓿來。能從公路邊槐樹上討得一頓槐花做“疙瘩”美美吃上一口,那才叫生活呢!
他不管是盛飯還是吃飯或者吃完飯,絕對不糟蹋一顆糧食。他最看不慣城里大老爺們派頭十足故意剩飯剩菜裝闊顯富。
他這個人,看起來斯斯文文,其實是個急性子,要辦的事說辦就辦,不拖拉,手腳麻利。他的腦子不停擺,永遠在思考,哪怕子夜睡夢中,想起什么事,或者來了靈感,馬上開燈記上一筆。
他寫東西,慣于凝神結想、一揮而就,借助復寫紙,一式兩份,人說他筆頭快,其實是編輯工作忙逼出來的。1961年,他利用兩個星期的學習假,躲在西山八大處密摩巖撰寫禮贊《紅巖》的小冊子,六萬言,一天一萬,六天寫完,一天修改,六天謄改,一天定稿。他日日伏案,夜夜面壁,夙夜匪懈,第十四天,月上柳梢頭,計劃全部完成。邵燕祥曾問他:“你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他老實招認:“余致力評論凡數十年,慚愧,不知文學為何物。”
他熱愛藝術,不論戲曲、繪畫、音樂、美術、曲藝、電影、電視劇,甚至書法、雜技、耍猴、說書打快板,只要是真正的藝術。他不像喜歡京劇那樣喜歡評劇,但是對《楊三姐告狀》如癡如醉。他對進夜總會跳騰卡拉OK沒有絲毫的興趣,對外出參加活動請上KTV(雜文《鹿的奉獻》所寫的那次除外),或者招待異性保健按摩……一概婉拒。他現在認為最幸福的時刻是開電視“聽”京劇和開電視“看”“世界名曲”,再就是在夜深人靜之時打開調頻收音機(后來是MP4,再后來是iPad)躺在被窩里雙眼緊閉享受此曲應是天上有的世界名曲和大交響樂隊的驚心動魄。
他這個人,最煩人說話啰嗦、行文絮叨,更煩轉文:一頭的霧水。喜好繁瑣學理的簡單抽象,追求繁雜生活簡化到最大化。大味至簡、大道至簡,他崇尚簡古,簡潔而有力,不相信再復雜再深奧的道理不能用最明快的語言來表達,牽牛鼻子,總能剔出要言妙道。人說他“以感性表達理性,以簡潔詮釋復雜”,也說他“情感真,文筆也好,造平淡而得至味,斯為難也”,他偷著樂。不過,簡化繁瑣也因為他太懶。懶得剪頭,盼著盡快創建“電子洗浴屋”,剛進去就出來,油頭粉面,連里外衣服都烘洗得干干凈凈。
他這個人,服膺馬克思的“對立統一”和毛澤東的“一分為二”,后來發現,更好使的卻是“一分為三”和“允執厥中”、“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他在《說“二”道“三”的美學》一文中寫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僵癡;‘對立統一’、‘一分為二’是常理;‘中生萬物’、‘一波三折’是才分”。當事物“一分為二”不盡達到“庖丁解牛”的精確程度時,請不妨“一分為三”,也不妨“僅得乎‘中’”,或許,可以指迷津、助文思,不失為成有先例的舊門道里的新思路。
他這個人,舞文弄墨六十多年,文革前緊跟形勢,山呼萬歲,忠君頌圣,妄想“文藝助國”;文革后緊跟形勢而戰火不熄,新文苑還是舊戰場?文藝同文藝打架,原來是政治和政治打架,文藝翻跟斗,原來是政治翻跟斗。他服膺“革命的現實主義”,喊出一個口號:“唯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除卻雙百不能救文藝”,結果,用“思想”詮釋“政治”、用“現實”圖解“革命”,背后還是“政治”,不過是各自服膺的政治罷了,于是,便冒叫一聲:“文學作為憲兵和打手的時代已經過去,評論作為使女和弄臣的時代已經過去,人笑我批判的武器‘銹跡斑斑’,沒關系,一息尚存就要直面現實為警鐘而鳴。”
他世紀末才發現顧準,相見恨晚。
他漸漸明白了點什么,2010年開微博,標簽上寫道:
一、文學旨在激活民族魂,直起民族的脊梁。
二、作家妙在獨特的發現和自由的想象。
三、深入生活貴在深入人的靈魂。
四、是作家,不忘刊發你處女作的編輯。
五、是編輯,學巴金,既“說真話”,又為“說真話”的作家服務。
六、見賢思齊,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七、不怕人批評,不抱怨退稿。
八、牢記難中有恩于自己的人。
九、不同忤逆之子和發財不擇手段的人交朋友。
這,可以看作此人的文學觀。
這個人的一生也是個大大的悖論——文藝這碗飯有滋有味、津津樂道、好吃,后來發現這碗飯并不那么好吃,動不動軍法從事,漸入晚境,面對電腦長太息:“余致力文學凡五六十年,斗來斗去,不知文學為何物。” 端的是:學問之美,使人一頭霧水。
他“文革”時期那么挨整,幾乎要了命,還是活了過來。他不是沒有想到死,可有兩根救命稻草支撐著活了下來:“一根是音樂,一根是幽默”。
他喜歡說笑、開玩笑,天大的事,想不開先不去想,說說笑就轉移了。女兒癌疾沉疴,疲累加憂愁揮之不去,半夜起來放《我愛我家》錄像,在笑聲中漸入夢鄉。
他的幽默是家傳,祖父以下愛說笑。他小時候,爺孫睡一個被窩,深更半夜,兩個光身子趴在炕邊吃涼面。爺爺是個樂天派,量大心寬。
1997年初,接杜漸坤主編信:“擬于今年《隨筆》封二刊登你的畫像……另請寫上一二句你想說的話。”他不假思索,寫道:“隨筆成作家者,少達而多窮,大抵魯迅之所謂‘傻子’也。”
他不蠢,所以很傻。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現世不報來世報。他年歲大了,該報的好像都報了,皇天后土,天公地道,活著先說活著的話,至于把握來世,那是比我們一代年輕得多的初生牛犢小哥們的事。他們血氣方剛,少了因襲的重擔,堅韌而不脆弱,個性非常鮮明,更有權臧否人物、重修歷史。
他來北京工作后,特別是“文革”過后,幾幾乎沒有休閑的節假日。
女兒病逝后,他越來越瘦,朋友見面,大驚:“你成‘馬三立’了!真的,不是‘逗你玩兒’!” 他說:“我不后悔,愛瘦不愛胖,愛輕捷不愛笨重,愛小目標不愛眾目睽睽,愛輕裝簡服不愛花團錦簇。只要運動來了頂得住地震來了跑得動瘦不干癟瘦不卑賤就好。”
他從來懼怕過生日,興師動眾,什么唱洋歌、吹蠟燭、吃蛋糕,誰操辦他跟誰急,他把親朋好友全得罪了。
他早早告訴家屬:“人活著靠精神,死后留下精神,死也得死得有精神。不要建墓地,不要留骨灰,巴金創建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就是作家的八寶山,文學館的藏書就是作家的骨灰盒。”
天有不測風雨,人有旦夕禍福;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花有花開花落,人有生老病死;毛有五顏六色,人有七情六欲;一人一個長相,一人一副面孔,一人一種脾氣。想要了解人,應先從了解他的脾氣稟性入手;沒有區別于他人的脾氣稟性,也就無所謂活生生的個人存在。
總而言之,終其一生(即便未曾蓋棺也敢大膽論定),他這個人,嫉惡又悲憫,堅韌又脆弱,滅神又造神,沖出來又陷進去,可憐無補費精神。人說他聰明早慧、憂國憂民,可后來呢?求索中外古今,同思想家進行靈魂的對話,琢磨著我與人、人與文學、文學與政治到底怎么回事,昏昏然,不得要領,沒有人不說他苦行僧似的傻帽一個。表面上看又“土”又“傻”,骨子里又“善”又“倔”,到老,伴隨其“精神”的,或許只剩下“可笑”二字。
只有我知道他這么多可笑的事,我對他太了解太熟悉太知根知底了。
我就是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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