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厚三晉土·晉北之旅·大同·民族交融之地

自古以來，大同就是中原通往西北邊地的門戶，是北方游牧民族進入中原的必經之地。大同以北是以畜牧業為主的內蒙;由大同向南，人們的生產由畜牧業逐漸轉變為半農半牧和以農業為主，因此邊塞古城大同是中原文化與北方民族文化的交接地區。在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漢族的交往、融合的過程中，大同一直是十分重要的地區。據說遠在春秋時代，這里就形成了一個漢族與游牧民族人民進行交換的聚落。戰國時期，位于晉北的趙國與北方游牧民族樓煩、林胡、東胡來往密切。趙武靈王認識到他們的騎射技術在丘陵和山地作戰的長處，出于邊防和兼并戰爭的需要，決定在國內組成一支精于騎射的軍隊，為此還決定襲用胡人便于騎射的服裝。“胡服騎射”的政策打破了華夏族盲目的自尊觀念，開創了由國家倡導的向少數民族學習的范例，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意義深遠，而且“胡服騎射以后，騎馬文化與農耕文化的結合，游牧民族和華夏民族的交融，從此得到大幅度的正式的開展，對于發展壯大中華文明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對于華夏中原文化——黃河文明的更新及其強大的生命力，也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見唐嘉弘《論趙文化及其歷史地位》)。“胡服騎射”取得政治上、軍事上的重大勝利后，趙武靈王便在今大同之地建立了城邑，其位置就在今御河左岸的古城村。

山西大同云岡石窟石刻佛像(北魏)

東漢初年，“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見《后漢書·南匈奴列傳》)。南匈奴八部四五萬人歸漢，被安置于朔方、云中、定襄、雁門、代等郡，其中四郡均在包括大同的晉北地區。南匈奴遷入塞內后，助漢守邊，使北部邊境出現了“邊城晏閉，牛羊布野”的景象。下層民眾在與漢民族雜居的過程中，也逐漸漢化。

十六國末年，鮮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建國之初，拓跋珪下令“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改變了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氏族制度。到太武帝拓跋濤時又頒布了“均田令”，實行百官奉祿制，改定禮儀、官制、律令，并提倡漢服、漢話，使民族之間的融合更加深入。開鑿于北魏時的云岡石窟就帶有明顯的民族融合的特點。窟中主佛像是依照北魏五位皇帝的形象建造的，其相貌不像印度人，而是帶有北方鮮卑人的雄厚勁道。其佛裝則“褒衣博帶”，將漢族士大夫的常服加之于佛身。北魏時期，大同既是北魏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又是北方民族和漢族商業往來、文化交流的城市。據史書記載，各族人民常在這里互市，交換牛羊、馬匹、食鹽、紡織品以及生產工具等，各族人民的舞蹈、雜耍、音樂也常常在集市上演出。當年的關稅樓、城門、馬市、貿易市場的遺跡至今仍在。

民族間的相互交往和融合，不僅使相對落后的少數民族文化得以提高，而且也使漢民族文化受到影響。這里的漢民族受游牧民族的影響，形成了強悍、尚武的風俗，慷慨、豪放的邊塞詩，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這一風尚的薰染。大同的古代建筑也帶有明顯的多民族文化的特點。可以說，三晉文化中的突出特點——中原華夏文化與鄰近民族文化的沖突融合，在古城大同的歷史文化中有最突出的體現。多民族文化的并存與融合使三晉文化呈現出兼容并蓄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