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興原是戰國人總結《詩經》藝術經驗而提出的詩論范疇。漢代經學家闡釋曰：“比者，比方于物也；興者，托事于物。”(鄭眾《周禮注疏》卷二三)“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玄同上)因而兼具詩藝和政教美刺雙重涵義。唐代陳子昂、白居易倡“興寄”“寄興”以反對六朝浮靡詩風，強調詩的政教美刺作用，得到朝野政藝的認同，遂使“比興寄托”成為詩文以詩騷傳統扭轉唯美綺靡頹風，強調其政教美刺作用的同義語和特殊手段。詞產生于佐酒侑觴、燕舌鶯歌之中，向被視為艷科小道，蘇軾以來士大夫的以詩為詞、以文為詞，對詞體雖有革新開拓，但并未從根本上改變詩尊詞卑的局面。南宋詞人劉克莊較早以“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托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劉叔安感秋八詞跋》)，論及詞的比興寄托、政教美刺作用，實乃是對南渡以來詞人借香草美人寓托身世家國之感的反映。首先明確標舉“比興寄托”政教美刺，并身體力行用以論詞作詞，旨在扭轉浙派詞之頹風，極力推尊詞體的，是以張惠言、周濟為代表的常州詞派。閨閣艷情、風花雪月，原是詞本色當行所在，專注于歷代詞借香草美人寓托身世家國興亡盛衰之感的揭示，才是常州派倡導比興寄托的關鍵所在。故常州派中堅周濟認為：“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后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介存齋論詞雜著》)陳廷焯則謂：“夫人心不能無所感，有感不能無所寄，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郁，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伊古詞章，不外比興。”(《白雨齋詞話》自序)近人吳梅則直言：“所謂寄托者，蓋借物言志，以抒其忠愛綢繆之旨，三百篇之比興，《離騷》之香草美人，皆此意也。”“唯有寄托則辭無泛設，而作者之意，自見言外，朝市身世之榮枯，且于是乎覘之焉。”(《詞學通論》)周濟和況周頤還特別從創作作法上論及有寄托和無寄托：“初學詞求有寄托，有寄托，則表里相宣，裴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托，無寄托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詞貴有寄托。所貴者流露于不自知，觸發于弗克自已。身世之感，通于性靈。即性靈，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橫亙一寄托于搦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則是門面語耳，略無變化之陳言耳。于無變化中求變化，而其所謂寄托，乃益非真。”總結出極為可貴的藝術經驗。常州詞派標舉比興寄托，不僅意在力挽浙派詞旨枯寂之頹風，而且通過以比興寄托，政教美刺這一傳統詩論中頗具權威的批評范式，對歷代詞作比興寄托、政教美刺之作用進行揭示與總結，終于使詞不僅在創作實踐上，而且在理論上真正獲得與詩賦同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