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的主要思想內容

班氏家族深受儒家學說熏陶，《漢書》成書過程受到官方意識形態影響，編修理念是繼承和發展西漢以來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理論，維護儒家的綱常秩序，宣揚漢為堯后的正統說和五行災異學說。

（一）正統論

《史記》的通史體例，將西漢一代“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既不利于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朝的歷史地位。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原因。于是，《漢書》“包舉一代”，斷限起自西漢建立，終于新朝滅亡，將《高帝紀》置于首篇。《漢書》中神化西漢皇權，擁漢為正統，是為論證東漢王朝的正統性和神化東漢皇權服務的。

西漢末年劉歆著《三統歷譜·世經》，構建了一套系統的五行相生的五德終始說，主要觀點之一便是以“漢為堯后”。《漢書·高帝紀》據此整理自唐堯至劉邦的具體世系，系統宣揚“漢為堯后”。但劉歆宣揚“漢為堯后”說，是希望劉漢皇朝能像唐堯禪位于虞舜一樣禪位于王莽，因而是為了服務于漢政權和平過渡的政治需要；而班固宣揚“漢為堯后”說，則是有鑒于劉邦“無土而王”，需要從神意角度做出歷史解說，為劉漢政權的合法性提供理論依據。

《高帝紀》所述劉氏世系并非班固憑空杜撰，而是依據《左傳》的記載得來的。《左傳》涉及劉漢世系的記載主要有三處：一是文公十三年，敘述了劉氏先人士會逃到秦國，晉人設計將他騙回。留在秦國的部分家眷改以劉為氏。交代劉氏的來歷。二是襄公二十四年，士會之孫范宣子歷數自己的世系。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三是昭公二十九年，借晉史蔡墨答魏獻子的話，敘述自劉氏先人劉累到成為范氏的過程。

《高帝紀》糅合《左傳》三處記載，外加劉向之說，補上了士會留秦一支從秦遷至魏再遷至豐的過程，而高祖正是出自該支。顧頡剛指出：“言劉氏為其后的只有《左傳》和圖讖，五經家則從無是說。《左傳》編于劉歆之手，圖讖起于哀平之間，這一說的來源也就可想而知”。

班固依據五行相生之五德終始理論，勾勒出了一個自伏羲氏而至劉漢的天命王權體系，“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貼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漢書·高帝經贊》）。通過作《高帝紀》，依據《左傳》關于劉氏世系的論述，考究出了一個自唐堯至劉邦的劉氏家族世系。班固正是借助于這兩個系統的建立，從而對劉漢皇朝的歷史統緒做出了神意化的解釋。所以，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根據的“五德終始說”和王權神授的封建神學說教，便成為《漢書》正統史觀的主要內容。

（二）災異觀

《漢書·董仲舒傳》與《史記·儒林列傳》中的《董仲舒傳》有一個重要區別，那就是《漢書》將集中體現董仲舒天人感應思想的《天人三策》完整地收入《漢書·董仲舒傳》，并在“贊”中列舉了劉向、劉歆和劉向曾孫劉龔等人對董仲舒的評價，其中劉向的評價最高，認為董仲舒有雖伊呂不以加的“王佐之材”；而劉歆、劉龔則認為“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后，《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后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班固充分認識到了《天人三策》所宣揚的天人感應思想對西漢武帝以后整個思想界產生的極其重要的影響。

董仲舒以天人感應為理論基礎的災異學說，被劉向、劉歆等人進一步發揚，用以解釋社會、歷史現象。由班固整理，體現東漢官方意識形態的《白虎通·封禪》《災變》總結前代學者的災異理論說，“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并臻，皆應德而至”（《白虎通·封禪》）；“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白虎通·災變》）。

集中反映班固災異思想的《漢書·五行志》，正是通過記載董仲舒、劉向和劉歆等人的災異理論，夾雜自己的災異觀點編成的。為了宣揚“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封建神學思想，《漢書》首創《五行志》，專門記述五行災異的神秘學說，還創立《睦兩夏侯京翼李傳》，專門記載五行家的事跡，把歷史上和當時的各種自然現象和災異與社會人事等聯系起來，闡釋自己對歷史、政治、現實的看法。

例如記述魯莊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劉向以為是由于齊桓公好色，寵信女子，以妾為妻，嫡庶數更，故致大災。董仲舒也以為，齊國不守綱常禮教，故遭天災懲戒。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為王室將亂，而諸侯莫救，未擔負其保衛王室的責任，故上天降災于四國，預示其將滅亡。劉向以為，宋、陳兩國是王者之后，衛、鄭兩國與周同姓也，卻都外附于楚國，沒有尊周室之心，故天災四國。

西漢惠帝四年十月，未央宮兩次發生火災，班固借劉向之口解釋為因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立惠帝姐姐魯元公主的女兒為皇后，殘忍暴虐，悖亂綱常，因此凌室和織室兩處分別發生火災。凌室是皇宮供養飲食之處，織室是供奉宗廟衣服之處，這兩次災禍等于告誡皇室沒有供奉宗廟之德，祭祀將會斷絕。后來惠帝果然無后，眾大臣誅呂氏而立文帝。

（三）宣揚漢德、維護綱常禮法

《史記》通記古今人物，立《陳涉世家》《項羽本紀》。《漢書》認為尊立項羽于《本紀》，冠于漢代帝王之上，不合禮法，體例不嚴；陳勝于秦末稱王，數月而敗，身死無子，所以也不應列為《世家》。因此，班書將陳、項俱改為《列傳》，就是要嚴格維護儒家綱常禮法。

《史記》于《高祖本紀》后即繼以《呂后紀》，而孝惠帝在位七年，竟然刪削不載。班固認為，雖然當時朝政皆出于呂后，但惠帝并未被廢，名義上還是天子，孔子修《春秋》，于魯昭公流亡他國，每歲書“公在乾侯”，《史記》的體例與孔子修《春秋》“尊尊親親”的觀點不合，實際上破壞了禮法秩序。

此外，《漢書》大力表彰征伐匈奴的衛青、霍去病等人功績，以及出使西域、匈奴的張騫、蘇武等堅貞不屈和一心向漢的氣節。例如《衛青霍去病傳》記述蘇建勸衛青招賢納士，壯大勢力，衛青說：“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在《酷吏傳》中對酷吏也多有回護，認為他們“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奸，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他還極力批評呂氏、霍氏等外戚專權亂法，其目的實際上都是在宣揚儒家“尊王攘夷”“君君臣臣”的綱常秩序。

（四）學術觀

班固的學術觀集中反映在《藝文志》《儒林傳》中，主要是繼承劉歆的觀點，尊孔崇儒，堅守古文經學，主張學術調和，認為百家學說相反相成，殊途同歸。

根據劉歆《七略》的六分法，《漢書》把龐雜的書籍分為《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其中《六藝略》排在首位，《六藝略》主要著錄了《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類圖書，這些儒家相關文獻被置于首位，獨立一略，充分體現了班固尊孔崇儒的學術思想。

《諸子略》將儒家排在先秦諸子的前面，給儒家以高度的評價。它還進一步闡明劉歆提出的“諸子出于王官”說，指出：“儒家諸流蓋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而且這十家學說中有價值的不過九家，“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都是依附于“六經”或者說是受“六經”影響才形成的，此后這一觀點幾乎成為學術界的定論。直到近代，對這一觀點的質疑和批評才逐漸興起，學者們開始從社會史的角度分析諸子學說的起源。

諸子九流十家的學術分類標準，反映了兩漢之際劉、班以儒家六經為正統的學術觀，所梳理出的學派師承、學術流變都是在維護儒家和六經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