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訪錄》及其實學(xué)特色

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是明熹宗天啟時（1621～1627）被宦官慘殺的東林黨人。這一不幸事件促使黃宗羲在青年時期便參加了反抗“奄宦”（宦官）的活動。后來清軍南下，他在浙東組織“世忠營”進行抵抗，失敗后繼續(xù)進行過抗清活動，晚年從事學(xué)術(shù)研究。《明夷待訪錄》一書寫成于清康熙二年（1663）。在這部著作中，他通過對明朝政府種種暴政的揭露，觸及了封建君權(quán)，即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若干問題，發(fā)表了一些新穎的見解。

在黃宗羲以前，已有思想家對封建君權(quán)發(fā)表過評論。如兩晉之際的鮑敬言（生卒年不詳）和元代的鄧牧（1247～1306）認為“無君無臣”才是理想的世界。鮑敬言說，太古時代最好，那時沒有君臣之分，沒有徭役、賦稅和掠奪；沒有城池，沒有軍備，沒有刑法。鄧牧也對太古時代做了描述，說那時大家都不愿意當(dāng)皇帝，有人一旦被推出，大家便都擁戴他，怕他走后沒有人來接替，后來的情況就變了樣。由此可以看出，鮑敬言和鄧牧都用美化遠古的手法來揭露現(xiàn)實的黑暗，不過，他們受道家的影響很深，其論述往往流于幻想，存在著深度不足的弱點。

黃宗羲比前人進了一步，他的觀點鮮明，而且有一定的理論深度，從而為后人認識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君主專制制度提供了若干思想資料。可以說，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是真正的實學(xué)，它直接探討了現(xiàn)實政治制度問題。

“天下之利”以及“公”與“私”等，這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概念，政治家和思想家們總是借用它們來發(fā)表自己的觀點，并進行推論，用以區(qū)別真?zhèn)闻c是非。如《禮記·禮運》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公”便成為“大同”社會的標志，又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私”成為“小康”的特點。這里，我們不來探討《禮記·禮運》篇所謂“大同”與“小康”的含義，只想說明：后來的思想家們探討國家和政治制度問題基本上都利用了這個框架。

黃宗羲政治思想的出發(fā)點就是所謂“天下之利”。他論證說，古代君主“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所以“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jīng)營者，為天下也”（《明夷待訪錄·原君》）。這種圖景有點像《禮記·禮運》篇所描述的“大同”世界。從形式上看，黃宗羲用的概念是古老的，但其中含有新內(nèi)容，他提出了“天下為主，君為客”的命題。他說，三代以下是“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同上），這就是說，君主把天下視為己有，獨占了天下之利。君主在他沒有得到天下的時候，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去博取個人的“產(chǎn)業(yè)”；得到天下之后，又不惜“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壓榨這份“產(chǎn)業(yè)”的“花息”。基于這樣的理論，他得出結(jié)論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同上）這里所講的并非什么“小康”世界，而是直接對封建君權(quán)做了尖銳的揭露。這種評論在封建社會很罕見，沒有膽識是提不出來的。

“天下為主，君為客”表面上和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主義思想有些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孟子的“重民”思想是在中國統(tǒng)一的君主專制國家尚未建立以前提出的，其主旨是勸說諸侯貴族實施“仁政”，以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并創(chuàng)造統(tǒng)一天下的條件。而黃宗羲的命題則含有批判君主專制主義的民主主義因素。秦、漢以來，隨著中央集權(quán)制的鞏固，封建統(tǒng)治思想一直認為“國”即皇帝，這二者是一致的。秦始皇出巡全國，到處刻石記功，聲稱：“六合之內(nèi)，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史記·秦始皇本紀》）由秦始皇開創(chuàng)的“朕即國家”的封建君主專制主義為歷代統(tǒng)治者所承襲。直至明末清初之際，有些思想家才舉起“天下”的旗幟，力求說明“天下”與君主的區(qū)別。黃宗羲指出“天下為主，君為客”，這個命題和過去統(tǒng)治者使用的君為舟、民為水的比喻是不同的。除此，黃宗羲的摯友顧炎武也力求區(qū)別“亡國”和“亡天下”，他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他強調(diào)“保天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所以他說出一句名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zé)焉耳矣。”（《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條）這就多少突破了易姓改號和朝代興亡的舊觀念。

黃宗羲和顧炎武的思想傾向有許多相似之處。顧炎武于康熙十五年（1676）給黃宗羲的信中說：“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fù)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dāng)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師之。”（《亭林佚文輯補·與黃太沖書》）對《明夷待訪錄》推崇備至。他們都把希望寄托于未來。果然，二百多年以后，中國近代的維新志士讀到《明夷待訪錄》，很受感動，正如梁啟超所說：“我自己的政治運動，可以說是受這部書的影響最早而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