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浪漫主義

18世紀以摒棄新古典主義為特點的一些作品，現在通常被人稱為前浪漫主義。在羅珂珂式詩歌(一種過分纖巧的詩歌，見該條)中，就有一些前浪漫主義的成分，但更多的前浪漫主義還是表現在一些新發展起來的類型或是正在經歷深刻變化的類型的作品當中，如一些帶異國情調的或感傷主義的小說(笛福、普雷沃、盧梭、理查遜、歌德)、資產階級的戲劇與非音樂性的情節劇(狄德羅、塞代納、梅西耶以及狂飚運動的劇作)以及根據個人觀察或根據個人經歷而寫出來的詩歌。

由于進步的和相對主義的啟蒙主義學說的發展，以及對創新實驗和個人獨創性的重視，啟蒙運動時期出現了一種新的創作氣氛。這種氣氛有利于作者采用非古典主義的神話(格雷、克魯普斯托克以及其他一些詩人)和原始的和異國的材料(盧梭所謂的高尚的野蠻人、英國與德國的原始詩歌等);有利于作者采用大眾文學的形式和題材(民歌、民謠、哥特式作品、中世紀風格作品、莎士比亞式的歷史劇以及漢斯·薩克斯風格的詩歌);也有利于作者創作散文體田園詩(格斯納)、對話體小說(狄德羅)、用散文或散文詩寫成的悲劇(萊辛及狂飚運動的作家)、用希臘音律寫的無韻詩歌，以及用自由韻律寫的抒情詩(克洛卜施托克)等新體裁作品。由于它特別重視感覺和潛意識而忽視抽象理論方面的問題，從而使具有宗教狂熱及神秘主義色彩的社會團體得以發展，同時也促進了感傷主義(催人淚下的喜劇、感傷主義小說與抒情詩)和聳人聽聞的題材(哥特式小說以及大部分狂飚運動的作品)的產生和發展。自然神論也大量出現在宗教與倫理道德理論之中。自然神論認為只有通過人的感覺才能客觀地揭示人們主觀感覺的“善”。因此，自然神論也十分有利于感傷主義和非理性的主觀主義的發展。

歷史上的相對主義使得人們把古代荷馬的作品和《舊約》解釋為一種原始的或早期的民族詩歌(如揚格、赫爾德)，并且使人們對古代歌者莪相的評價過高(如布萊爾、赫爾德)。由于人們認為鄉村生活比城市文明更接近自然之神，所以，無論是感傷主義的還是現實主義的田園詩，都享有廣泛的聲譽(哈勒、格斯納、E·馮克萊斯特、湯姆森、格雷、哥爾德斯密斯、柯珀、彭斯、沃斯·米勒)。一些宗教感情濃厚而又富于思考性的詩歌，又重新獲得了生機，如揚格、克洛卜施托克以及一些受他們影響較深的作家等，都屬于這一類詩人。反古典主義的文藝批評也越來越有力地發展了起來，如博德默、布賴丁格、施萊格爾、格爾斯坦伯格、萊辛、赫爾德、歌德、揚格、狄德羅、盧梭、梅西耶等人。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張文藝作品要有“特性”而反對“規范化”和“理想化”。勒薩日和斯摩萊特的小說，也和法國和德國的戲劇一樣，自覺地接受了這種影響，所以也應歸于前浪漫主義。而所謂民族文學的“有機成長”(赫爾德)和藝術作品的“有機結構”(歌德)之類的概念，也就因此而發展起來。由于人們開始重視個性和特殊性的價值，所以文學語言也變得豐富起來。例如克洛卜施托克主張使用新詞語和舊詞的新義;恰特頓主張使用古體形式和古詞語;彭斯與歌德主張使用方言或其他不大通用的詞語;特別是在德國，哈曼和赫爾德甚至要求賦予詩歌語言新的生命。

絕大部分前浪漫主義的作品都把一些彼此毫不相干的文體、風格不恰當地糅合在一起。例如，現實主義的細節描繪與新古典主義的悲愴格調并存;既運用民謠形式又堅持修辭學原則。除了歌德的早期作品等少數例外情形，直到自覺的浪漫主義和對浪漫主義本身的自我嘲諷出現之后，才普遍出現格調上的和諧，能夠巧妙地融合各種不同文體、風格。因此，所謂前浪漫主義還只能算是與新古典主義決裂的開始，只是思想內容和文字技巧發展的一個階段;但是它卻為浪漫主義的出現鋪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