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籍·隋書

85卷，魏徵等撰。魏徵(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陽(今河北藁城、晉縣一帶)人。唐初名相、著名歷史學家。隋末，武陽郡丞元寶藏響應李密起兵，召魏徵為典書記。魏徵歸李密，仍掌文翰。李密兵敗，魏徵歸唐。其間，一度為竇建德起居舍人。高祖武德五年(622)，為太子洗馬，掌四庫圖籍繕寫刊輯之事。“玄武門之變”后，太宗數引其入臥內，訪以為政得失。魏徵“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歷諫議大夫、尚書左丞秘書監、參預朝政(副相)。拜侍中，加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求為散職，拜特進，仍知門下省事。貞觀年間，先后向太宗陳諫二百余事，被太宗比作一面可以明得失的鏡子。貞觀三年(629)，太宗詔修梁、齊、陳、周、隋書五代史，以魏徵修隋史，并與房玄齡總監諸史。魏徵對梁、陳、齊史“各為總論”，對隋史“總加撰定”，以序16篇、論53篇。貞觀十年，五代史一同完成。貞觀《隋書》紀、傳55卷，在魏徵主持下，由顏師古、孔穎達、敬播、李延壽、趙弘智等先后參予修撰完成。十五年(641)，為配合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又詔修《五代史志》，專詳五代的典志。經歷了十五個春秋，至高宗顯慶元年(656)，修成三十卷，由監修長孫無忌領銜奏上。參予修撰人員，今可考知者有：令狐德棻、褚遂良、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敬播。其中，經籍一志四卷，已有魏徵于貞觀十年(636)前后撰定的成稿，故“獨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宋天圣二年隋書刊本原跋》)《五代史志》30卷，在高宗至中宗、睿宗的半個世紀間“別行”，玄宗初即合入《隋書》紀、傳中，成為《隋書》紀、志、傳85卷，流傳至今。《五代史志》30卷，自玄宗初再無“別行”之說了。

《隋書》85卷，紀5卷、志30卷、列傳50卷。集中體現了太宗的修史宗旨：“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冊府元龜》卷554)魏徵將太宗的這一宗旨具體為“以隋為鑒”，從隋朝的危、亂、亡的教訓中求得唐朝的安、治、存。書中進行歷史比較，把亡國之君的作為當成“取鑒”的重要內容，指出“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卷70“史臣曰”)同時，又對比隋朝不同時期的政治狀況，總結其衰亡過程，起自文帝晚年，成于煬帝，非一朝一夕所為。魏徵以“見盛觀衰”的史筆，密切注意著“居安忘危，處治忘亂”的征兆。重視民眾，尤其是民心向背對歷史的影響;注意考察民生枯榮與政權興衰的關系;矚目君臣關系，強調君臣相輔;刻意暴露帝王罪惡行徑給社會帶來的巨大災難，即所謂“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卷八十三“史臣曰”)等等，是《隋書》突出的思想特點。以亡國之君的得失作為取鑒的基本內容，從反面向唐太宗君臣提供了一整套較完整的值得借鑒的治國方略，即注意調整君民關系，君臣關系，實行“以靜求治”的施政方針，終于促成“貞觀之治”的政治局面。

《隋書》在編纂方面的成就，歷來評價較高，稱其敘事“簡練，文筆嚴凈”。(《陔余叢考》卷七)在有關南北朝的十部“正史”中，該書也被認為是上品。《五代史志》合入《隋書》，固然因隋居五代之末，其余四史單行，遂為《隋書》之志。但其總結隋代之亡，“意在龜鑒”的思想，又與《隋書》紀、傳部分是相通的。就是體例，也明顯地是以隋為主。其敘梁、陳、齊、周典志，均列朝代名稱，而涉隋者則直書帝號或年號，不加“隋”字。志分十類，故稱《隋書》十志，包括禮儀、音樂、律歷、天文、五行、食貨、刑法、百官、地理、經籍等十個方面。十志，在更廣闊的范圍上提供了值得取鑒的社會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內容，受到更高的稱贊：“隋志極有倫類，而本末兼明，遷、固以來，皆不及也。”(《通志》卷六十五)其“惟通前后而勒成一家”的成就，展示著以典志反映社會的史學道路。既無家受承傳，又缺乏完備而系統的史料準備，是《隋書》修撰過程中最大的難題，在“二十四史”中絕無僅有。隋朝留下來的國史材料，只有《開皇起居注》六十卷。《大業起居注》“非唯經亂零落，當時亦不悉具”。魏徵等采取了兩項應急措施：采訪或是以其子孫自通家傳參校。《魏鄭公諫錄》卷四)盡管多方努力，《隋書》仍然有一些“名顯當時”的人物“史失其事”。

最早的刻本是北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刻本，今僅存其跋。現存宋刻本已無完本，遞修本(宋小字本)存六十五卷，宋中字本存五卷。商務印書館所印“百衲本”，為元大德饒州路刻本(元十行本)。元刻，另有九行本，即元至順瑞州路刻明修本。明代，有南、北二監本，汲古閣本。清代，有武英殿本、淮南書局本。1973年，中華書局以宋小字本和兩種元刻本為主互校，并參以上述其它六種刻本，擇善而行，出版了校點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