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內容·魏晉南北朝小說·志人小說

志人小說，就其字面意義而言，是記錄士人日常生活的小說，通常以《世說新語》為代表。此前，還有裴啟《語林》、郭澄之《郭子》，此后，還有虞通之的《妒記》和沈約的《俗說》。問題是，記錄士人生活的小說顯然不僅僅如此。譬如許多志怪小說中也時常記錄士人的生活情趣。此外，大量的“雜記”體小說、“笑林”類作品，如葛洪《西京雜記》、殷蕓《小說》、邯鄲淳《笑林》、侯白《啟顏錄》等，都有類似的記載。甚至像蕭繹《金樓子》這樣的著作也應當引入我們的視野。該書就曾專辟“志怪篇”，主要兩類作品，一是轉錄前代之傳說，二是記錄耳目之所接。但更多的是記載了許多古今人物的奇聞佚事及各地的風土民情。這部分內容較之“志怪”不僅量大，而且更為傳神動人。這類故事，多集中在“志怪篇”之后的“雜記篇”中，或可借用魯迅的概括，將它歸入志人小說一類，可能更為恰當。“雜記篇”所記多為南朝故事，時代既近，聞見必多，故所記饒有情趣。如“有人讀書握卷而輒睡者，梁朝有名士呼書卷為黃妳。此蓋見其美神養性如妳媼也。兩葉蔽目，不見泰山;兩豆塞耳，不聞雷奮。以其專志既過，不覺睡也”。而據本書卷五“著書篇”，蕭繹著有“黃妳自序一秩三卷”。注云：“金樓小時自撰，此書不經。”所謂“不經”，大約是雜錄文人故事一類的書。又如記劉穆之：“劉穆之居京下，家貧。其妻江嗣女。穆之好往妻兄家乞食，每為妻兄所辱。穆之不為恥。一日往妻家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本以消食，君常饑，何忽須此物。后穆之來為宋武帝佐命。及為丹陽尹，乃召妻兄弟設盛饌。勸酒令醉，言語致歡。座席將畢，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曰：此日以為口實。客因此而退。”《宋書》本傳未載這段故事，僅云：“少好《書》《傳》，博覽多通，為濟陽江敩所知。敩為建武將軍、瑯琊內史，以為府主簿。”而據《元和姓纂》，濟陽江氏世代為大家。劉穆之入贅江家，確實有高攀之嫌。《宋書》本傳載：“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語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需，微為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僅讀《宋書》，我們對劉穆之何以如此豪奢，頗難理解，讀過《金樓子》，始可明了劉穆之的這種做法恐怕是為自己年輕時的貧賤洗刷恥辱。這真是一種暴發戶的心理。從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從這種描寫中推想出當時門閥制度的無情。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寥寥數筆，寫照傳神，頗得《漢書·朱買臣傳》之神韻。又如：“顏師伯要幸貴臣莫二而多納賄，家累千金。宋世祖常與師伯樗蒱。籌將決，世祖先擲，得雉，喜。謂必勝。師伯后擲，得廬。帝失色。師伯擲遽斂手，佯曰：‘幾作廬爾。’是日，師伯一輸百金。”《宋書》本傳僅稱其“多納貨賄，家產豐積，伎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為衣冠所嫉”。但是顏師伯怎樣邀幸，正史沒有詳載。《金樓子》僅僅用數十字，就將其發跡的秘密楬橥無遺。表面上顏師伯“一輸百金”，但邀寵買歡，頗愜君心，所得又何止“千金”。以至世祖臨死，遺詔師伯輔政，“尚書中事，專以委之”。又如：“孔翁歸解玄言，能屬文，好飲酒，氣韻標達。嘗語余曰：‘翁歸不畏死，但愿仲秋之時猶觀美月，季春之日得玩垂柳。有其二物，死所歸矣。’余謂斯言雖有過差，無妨有才也。”這就像《世說新語·任誕篇》篇所載：魏晉“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而南朝名士不讀《離騷》，他們的生活情趣更多地表現在賞月玩柳、形諸歌詠方面。《玉臺新詠》收錄了大量的詠月賞柳之詩篇，也就不難理解了。又如：“世人相與呼父為鳳毛。而孝武亦施之祖，便當可得通用。不知此言意何所出。王翼在座聞孝武此言，徑造謝超宗，向侍御坐天旨云：‘弟有鳳毛，吾不曾見此物，暫借一看。’翼非惟不曉此旨，近不知超宗是謝鳳之兒。超宗感觸既深，狼狽起，還內里避之。翼謂超宗還內檢取鳳毛，坐齋中待望久之。超宗心瞿微歇，兼冀其已悟，于是更出對客。翼又謂之曰：‘鳳毛止此一看，本不將去，差無損失，那得遂不見借。’超宗又走，乃令門人密往喻之。翼然后去。翼即是于孝武座呼羊肉為蹲鴟者，乃其人也。超宗字幾卿，中拜率更令。騶人姓謝，亦名超宗，亦便自稱姓名云超宗。蟲蟻就官乞睞，幾卿既不容酬此言，騶人謂為不許而言之不已，幾卿又走。”鳳毛麟角，比喻稀世珍寶。據《南齊書·謝超宗傳》載，謝超宗作《殷淑儀誄》，頗得宋孝武帝稱賞，譽之“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這句話實有雙重含意：一則說超宗才華蓋世，二則說超宗有先世謝靈運、謝鳳之風采(謝超宗為靈運之孫、謝鳳之子)。我們通常所知，不過如此。“世相與呼父為鳳毛”則又擴充了我們的知識。不僅如此，這段描寫謝超宗狼狽不堪的情形，極為生動，讀來真令人捧腹大笑。從上述內容來看，我們研究志人小說顯然應當涉獵更加廣泛。

當然，“世說” 體依然是志人小說的淵藪。這類作品以裴啟《語林》為較早。該書主要記錄“言語應對之可稱者”，如：

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我們知道，西晉后期，隨著中原的喪亂，晉元帝倉皇渡江南下，建立了偏安江左的東晉政權。因此，這里的“長安”與“洛陽”，實際上就是故國的象征。明帝小小年紀即深知“日近長安遠”，申明了一種深深的故國情思。注重于言語的敏捷，這恐怕與東漢代以來的談風有關，更與魏晉清談息息相關。

在《世說新語》問世前后，這樣的著作比較多，較著名的有郭澄之的《郭子》和虞通之的《妒記》。《郭子》“許允婦”條載：

許允婦是阮德如妹，奇丑，交禮竟，許永無復入理。桓范勸之曰：“阮嫁丑女與卿，故當有意，宜察之。”許便入，見婦即出，提裙裾待之。許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慚色，遂雅相重。

這則故事的主旨很明顯，不過宣揚所謂男子好德不好色、女子三從四德之說。但是，它寫得非常機巧，引人入勝。從女方的背景來看，既然是阮德如之妹，可以推想一定也是當時名門出身。阮德如的生卒年雖不詳，但是，今傳《嵇康集》中有嵇康所寫《與阮德如書》，則與嵇康同時代，且與嵇康交游，也是名士階層，至少是準名士階層的人物。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相當重要的。你只有具備了這一背景，才有可能談到日后的發展。由此來看，許允婦的文化背景是比較優越的。女子講求四德：德、言、容、功。其中“德”字最要緊。魏晉名士與當權者司馬氏都講求個“德”字，但是理解不盡相同。司馬氏以傳統的儒教相標榜，故所謂德行，便是名教。而以嵇康為代表的魏晉名士則是 “越名教而任自然”，所以，阮籍可以與嫂子話別，為鄰家小女哭喪，而這一切與傳統的名教完全背道而馳。所以對于一個“德”字如何理解，的確是判斷一個人價值取向的分水嶺。從許允婦的后來對話中不難看出，她心目中的“德”便是傳統的“婦德”，也就是后來概括出來的所謂“三從”，在家從父，嫁夫從夫，夫死從子。這便與魏晉名士多少有所區別。但是，許允婦畢竟生活在思想解放的魏晉時代，故其言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其突出的表現就在“言”與“功”上。許允婦“功”如何，本文未寫，但是其“言”的確令人難忘。說自己“新婦所乏唯容”，而針砭新夫“君好色，不好德”，可謂一針見血，令許允甚有愧色，也在情理之中。

《妒記》，顧名思義，主要記錄了“士人婦”的生活情狀，當然主要是妒忌的情狀。如“王丞相曹夫人”條載：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眾妾羅列，兒女成行。后元會日，夫人于青疏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奇可念。”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驚愕，大恚，不能自忍，乃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敘謙志。蔡曰：“不聞余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爾。”王大愧。后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虞通之，會稽余姚人，宋黃門郎，事跡附見《南史·丘巨源傳》。著有《后妃記》四卷。《宋書·后妃傳》：“宋世諸主，莫不嚴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韜妻以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當即此書。《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著錄二卷。魯迅《古小說鉤沉》輯錄七條。東晉名相王導的事跡在史書中多有記載，特別是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幾乎就是以王導為主角。近代國學大師陳寅恪在其著名的《王導之功績》文章中對王導在東晉初年安定江南的功績給予極高的評價。因此，對于王導，大家應該不是很陌生的。但是，對于王導背后的故事，譬如他妻子的故事，我們所知就不是很多了。這則故事為我們認識王導以及東晉南朝的社會風尚具有一定的價值。故事的主角雖然是曹夫人，而且開篇也以一定的篇幅寫了這位曹夫人的嚴悍和忌內心理。其實，這一點也容易理解。作為丞相的王導，權勢炙手可熱，其“眾妾羅列，兒女成行”，這在當時也并非異事。問題是，偏偏這位曹夫人絕不能容忍在她眼皮底下發生這樣的事，因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她的妒忌是人之常情，但是，她所以能夠爆發出來，而且令這位丞相“不能久堪”，就具有某種令人驚異的地方了。誰都知道，秦漢以來，有關婦道的說法很多，甚至形諸法令固定下來，比如有所謂的“七出”，其中一條就是不能允許婦人妒忌。違反這條規定，男方就有權將妻子休掉。而到了魏晉以后，婦女的地位似乎有了較大的改變。《世說新語》記載了許多才女的故事，比如謝道韞對于丈夫的不滿，劉辰翁就給予高度的評價，現代人更是津津樂道。曹夫人的 “性甚忌”，而且居然叫王丞相有時下不來臺，我們可以想象當時婦女的地位較之以往，確乎有了變化。這是題外話，就此打住。小說家為了營造故事的氛圍，叫曹夫人兇悍異常，又寫王丞相既要享受妻妾成群的生活，又要顧忌臉面上的事，這就構成了矛盾的沖突。在這個矛盾沖突中，王丞相的形象使人感到格外可笑。當曹夫人“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時，我們這位大名鼎鼎的王丞相，“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這里我們注意到，王導出門命駕的是一輛牛車，而不是馬車;第二，王導不論處在多么危急的時刻，手中的“麈尾”是時刻不離的，這表明了一種名士的身份。而這兩者放在一起，確又有些矛盾。也正因為如此，蔡充用“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爾”來諷刺王丞相。也正是這兩點，才構成了這篇故事的富有戲劇性的效果。結尾一句有些出人意表。就因為這樣一句笑話，惹得王丞相大為不快，所以在關鍵時刻，作了報復，結果是蔡充沒有得到升任。這對王丞相的虛偽，不能不說是一種莫大的諷刺。又如“京邑有士人婦”條載：

京邑有士人婦，大妒忌;于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系夫腳，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嫗為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系羊，士人緣墻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為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師嫗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于室中，祭鬼神，師祝羊還復本形。婿徐徐還，婦見婿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 ”婿曰：“猶憶啖草不美，腹中痛爾。”婦愈悲哀。后復妒忌，婿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為誓，不復敢爾。于此不復妒忌。

以極其夸張的筆調描寫妒忌成性的“士人婦”種種表現：第一，“于夫小則罵詈”;第二，“大必捶打”;第三，“常以長繩系夫腳，且喚，便牽繩”，罵與打是肉體的折磨;而“常以長繩系夫腳，且喚，便牽繩”則是剝奪自由，是一種精神的折磨。開篇寥寥幾筆，就將“士人婦”的虐待狂心理特征勾勒得淋漓盡致，也為下文進一步展開作了強有力的鋪墊。問題是怎么解決這個矛盾。士人找到了巫婆，因為在過去，巫婆是唯一可以和先人或鬼神對話的神通廣大的人。巫婆果然不負所望，想出了一個只有她才能想出的辦法：來個金蟬脫殼之計，以繩系羊。當婦人牽繩時，沒有想到牽到的不是郎君，而是一只羊，自然大為驚詫。藉此機會，巫婆說道：“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為羊。”因為她是巫婆，所以，她的話自然有絕對的權威。“士人婦”誠惶誠恐地齋戒數日，敬祭鬼神，祈盼郎君回到她的身邊。為了增加故事效果，這位“士人婦”與士人的對話令人叫絕。婦人叫丈夫回憶作羊后的感覺，而丈夫也煞有介事地說：“還記得作羊時吃草不如意，肚子有些痛。”聽到這些，“士人婦”更加相信巫婆的話，由于自己作孽，丈夫真的變成了羊。“愈悲哀”三字實際也暗示了“士人婦”悔過自新的決心。至此，矛盾似乎是圓滿地解決了。然而故事并非如此簡單的了結，結尾又節外生枝：這位“士人婦”好了瘡疤忘了痛，日后妒忌本性復發。這位士人也故技重演：“伏地作羊鳴。”結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婦人又“徒跣呼先人為誓，不復敢爾”。從此再也不敢嫉妒了。短短二百余字的故事，一波三折，讀罷給人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在志人小說創作中，劉義慶(403—444)撰《世說新語》乃是集大成之作。劉義慶為南朝宋武帝劉裕之侄、長沙王劉道鄰之子，出繼給臨川王劉道規為子，襲封臨川王，曾任荊州刺史、江州刺史及南徐州刺史等職。《宋書·劉義慶傳》提到《徐州先賢傳》10卷，未載《世說新語》。最早著錄這部書的是唐人所編《南史》本傳及《隋書·經籍志》子部小說類。而《隋書·經籍志》中著錄劉義慶著作頗多，如《宣驗記》《幽明錄》《集林》《典敘》等書及文集8卷。很難想象這些著作全是他一人所為。《宋書》本傳說他“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參軍。其余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并為辭章之美，引為佐史國臣”。義慶招致文士，多出編書的需要，這是中國古代達人顯貴熱衷的一個傳統。呂不韋編《呂氏春秋》，劉安編《淮南子》，蕭子良編《華林遍略》，蕭衍編《通史》，蕭統編《文選》，蕭綱編《法寶聯璧》等，均招致門人所作。因此《世說新語》很有可能也是在他的思想影響下由門人編纂而成的。從今存的《語林》佚文和《搜神記》的故事看來，其中往往有與《世說新語》及《幽明錄》相同的內容，有些甚至文字都大體相同。可見是匯集眾書而成。此書有不同的名稱，或曰《世說新書》，或曰《世說》，或曰《新書》，或曰《新語》。今通行本分為36類：《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方正》《雅量》《識鑒》《賞譽》《品藻》《規箴》《捷悟》《夙惠》《豪爽》《容止》《自新》《企慕》《傷逝》《棲逸》《賢媛》《術解》《巧藝》《寵禮》《任誕》《簡傲》《排調》《輕詆》《假詰》《黜免》《儉嗇》《汰侈》《忿狷》《讒險》《尤悔》《紕漏》《惑溺》《仇巢》等。每門都記載名人軼事若干則。此書所記上起西漢，下迄劉宋初年。其中最早的是《賢媛》中記載陳嬰之母，最晚的則是《言語》中記謝靈運、《文學》《識鑒》中記載傅亮，絕大部分所記則為魏晉人的言行。此外，趙宋時代還有37、38、39類的不同分法，較之36類多出的是《直諫》《奸佞》《邪諂》。據汪藻《敘錄》稱：“皆正史中事而無注。”即汪藻所見的多出這三篇，是沒有劉孝標的注文。再查《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所引《世說新語》佚文，也不見有內容可歸入此三類者，很可能是后出的，未經劉孝標作注。況且，《直諫》與《方正》《規箴》類重復;《奸佞》與《讒險》也易重復，似無另立門類之必要。

《世說新語》中所載名人言行，雖多為片言只語或畸行瑣事，但在選材、編排上，在行文中間，仍然表現了作者的觀點和傾向，即努力標榜儒家的名教。如開頭四篇就是孔門四科的名目：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它表彰漢末名流李膺“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宣揚德治仁政，“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如此等等，無不以儒家的倫理道德作為評判的標準。當然，《世說新語》以“德行”開篇，就一般意義上說，與《論語·先進》所載孔門四科有關，但就當時的時代背景而言，在作者劉義慶的心中，對于德行的理解恐與孔子有較大的區別。是否可以這樣說，《世說新語》的中心內容，誠如陳寅恪所說，乃是記錄魏晉清談之書。《德行篇》載：“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所謂“言皆玄遠”即高談老、莊。作為一部記載歷史人物軼事的小說，它涉及到魏晉上層士大夫政治斗爭、社會風尚、人際關系以至學術文藝思想等種種方面，畢竟有助于我們了解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的一些側面，了解士族階級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書中所載東晉政治人物如王導、周��、庾亮、溫嶠、陶侃、桓溫、謝安等事跡尤詳，所載有關他們的言行，往往可以由小見大。例如王導，《方正》記載他欲與陸玩結親;《政事》記載他接待臨海任姓及幾個胡人的故事，表現了他善于團結各種力量的才能;《雅量》記載他聽到庾亮有東下奪權傳聞時的態度;《輕詆》記載他因大風揚塵而說 “元規塵污人”;《尤悔》記載他誤會周��的言語，以至周為王敦所害。這些故事表現了幾個豪門士族集團之間互相聯合又相互傾軋的史實。《排調》記載諸葛恢和王導關于兩姓先后的調笑，《方正》記載諸葛恢拒絕謝家結親的要求，和同篇記載韓康伯關于謝氏的評論，反映了東晉士族之間地位和勢力的升降。又如謝安，是當時一個極負盛名的清談家和政治家。劉義慶在《世說新語》中對他稱贊不已，把他看作士族階層的理想人物。謝安出仕前曾隱居會稽，是一位善談玄理、徜徉山水的名士，后來被征為官，漠視世事的情懷仍然未變。《言語》記載：“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羲之說這是“虛談廢務，浮文妨要”。謝安卻說：“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謝安除了具備一般清談名士的特點而外，還能深藏不露，臨危不懼。《雅量》記載他與士人下圍棋的時候，收到了他的侄子謝玄在淝水之戰大捷的消息，雖然心里高興，但是表面不為所動，不改常態，表現了謝安能在危急關頭從容不迫地應付局面的雅量和才能。《世說新語》記載了當時名士對于自然山水的獨特愛好和感受。《言語》記載王獻之語：“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忘懷。”他敏銳地發現了美麗的山水景色，悠然神往，把自己同自然融合在一起。《文學》又記：“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這就表現了他們欣賞山水時所感到的愉悅。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中說：“《世說》這部書，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的教科書。”這是很有概括性的評論。

《世說新語》在藝術上有較高的成就，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記言則玄遠冷雋，記行則高簡瑰奇。”就是說，它往往能在只言片語中，生動地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征。如《雅量》記載顧雍在群僚圍觀下棋時，得到喪子的噩耗，強壓悲痛，“神氣不變”，拼命用指甲掐手掌，以至流血染紅坐褥。一個細節就生動地表現出顧雍的個性。又如《忿狷》繪聲繪色地描寫王述吃雞蛋的種種蠢相來表現他的性急：“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于地圓轉未止，乃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嗔甚，復于地取內口中，嚙破即吐之。”抓住了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作了漫畫式的夸張。

《世說新語》的語言簡約含蓄，雋永傳神。正如明人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所說：“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然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它又能將口語熔鑄為生動活潑的文學語言。有許多廣泛運用的成語出自《世說新語》，如“難兄難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等。

《世說新語》是魏晉軼事小說的集大成之作，是這類小說的代表作品。后世模仿《世說新語》的著作不絕如縷：唐代有王方慶《續世說新書》，見《新唐書·藝文志》雜家著錄，今佚;宋代有王儻《唐語林》、孔平仲《續世說》;明代有何良俊《何氏語林》、李紹文《明世說新語》、馮夢龍《古今譚概》等;清代有吳肅公《明語林》、李清《女世說》、顏從喬《僧世說》、王卓《今世說》等。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稱這些模擬之作“纂舊聞則別無穎異，述時事則傷于矯揉”，沒有多大文學價值可言，只能說明《世說新語》的巨大影響。

《世說新語》也為后世戲曲小說提供了不少素材，《玉鏡臺》(元關漢卿著)《剪發待賓》(元秦簡夫作)《蘭亭會》(明揚慎作，或題許時泉)等戲都是根據《世說新語》中的故事改編而成的。《三國演義》中的有些情節如楊修解“黃絹幼婦”之辭、望梅止渴、七步成詩等，也取自《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問世約五十年，到南齊永明年間，有個叫史敬胤的人對此書作過注釋和糾謬。宋人汪藻《世說新語考異》中輯錄有51條，其中13條無注。其生平事跡不詳。“王丞相過江”條注稱自己是史疇的后代，則此人應為史敬胤。他的年代從注文中所說的“今人”可以考知，如稱江淹為“今驍騎將軍”，而江淹永明初為驍騎將軍。按照慣例，談到某人官職時，若非歷舉生平官職情況，則應指出其最高的一種(往往也是最后一種官職)。這里所說“今驍騎將軍”，應是當時江淹最高也是最后的官職，以后江淹又做過御史中丞的事，史敬胤不得預知，故可確定史敬胤所說“今”是指齊永明年間，即江淹任驍騎將軍的時候。現存最早的對《世說新語》作了全面注釋工作的是梁朝的劉峻(孝標)。劉孝標作注時，所見傳世的《世說新語》本子已不少，字句歧義頗多，故今存標列異同的校語多達二十余處。此外，劉注雖同史敬胤一樣，以征引有關史書為主，但是史敬胤缺乏剪裁，而劉注則引據核恰，注釋詳密，裁剪得當，為《世說新語》補充了大量的史料。征引之書，經史別傳三百余種，諸子百家著作四十余種，別集二十余種，詩賦雜文七十余種，釋道之書70種。所采《晉書》，即有王隱、虞預、朱鳳、沈約等所撰，俱為已佚之書。所引小說，如裴啟《語林》、郭澄之《郭子》和佚名《孫盛雜語》等，亦均失傳。在保存古籍的佚文方面，劉注確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為考證家所引據焉。”從其注書體例來看，他更注重增廣故實，闡發文意，與只解說字詞的注疏不同，實際上等于另一部《世說新語》，足與原書相輔而行。所以唐志即有劉孝標撰《續世說》10卷，其實只是劉注，而不是另一部書。唐人編寫《南史》《隋書》以及后來的新舊《唐書》都清楚地著錄了劉孝標注本的卷數。然而到了宋代，對于《世說新語》作了較大的校改。據陳振孫記載，改動最大的是晏殊和晁迥，不僅盡去重復，連劉孝標的注也經過刪節。今傳宋刻本有三種：(一)日本尊經閣叢刊影印宋高宗紹興八年刻本;(二)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陸游刻本;(三) 清初徐乾學傳是樓所藏宋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均為三卷。可見今天所見均為宋人所編校的本子。其中陸游刻本有明代嘉靖翻刻本，后入《四部叢刊》。紹興八年刻本有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中華書局1999年又重新影印出版。今人注本以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最見功力。余著最大的價值是對史實的梳理考校，對于《世說新語》原作和劉孝標注所引的人物事跡一一尋檢史籍，考核異同，對原書不備的，略為增補，以廣異聞;對事乖情理的則有所評論，以明是非。這種做法跟劉孝標注和裴松之《三國志注》如出一轍，特別是對漢魏風氣變遷，征引尤多，對于這段歷史文學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價值。徐著重在訓釋文字，特別是其中的口語材料。兩書并由中華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