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歷史闡釋和考據、批評并重

20世紀20年代末期，開始有宋代文學研究方面的專門著作出現，而帶有斷代文學史性質的專著的產生，是文學史研究深入發展和繁榮的標志之一。據陳玉堂的《中國文學史舊版書目提要》可知，30年代出版了三百六十余種中國文學通史，七十余種分體文學史，二十余種斷代文學史，約為此前20年的5倍。這一時期的宋代文學研究，也隨著文學史研究的繁榮而不斷發展和深化，在文學的歷史闡釋方面，能比較靈活地理解和運用進化理論，不僅注重文體形式的演化，還注意從社會政治背景解釋文學盛衰的原因，唯物史觀和文藝社會學的分析方法開始進入文學研究領域。此外，在宋詩學、詞學和宋元俗文學方面都不乏學有所長的專門家，除科學的實證方法外，他們還嘗試運用近代西方人文學科的多種批評方法，考據與批評并重，努力于文學研究中融和舊學與新知。

以進化的觀念為指導，對古典文學進行系統的歸納考察和文體分析，是“五四”之后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這是一種強調科學實證的文學進化史的闡釋方式。到了30年代，這種具有歷史考據性質的文學闡釋方式與唯物史觀相結合，被廣泛地運用于各種類別的文學史研究中，即用歷史來解釋文學的存在，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說明文學的價值。曾不止一次地撰寫過中國文學史的胡云翼，在他30年代初出版的《新著中國文學史》的“自序”中說：“中國文學與政治實有至密切而不可分離的關系。各種文體因得到政治的后援而發達，那是很明顯的，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皆然。我們又看，每一個比較長期的時代，其文學都形成一條與政治相呼應的‘初、盛、變、衰’的起伏線……每一個時代的中期，都能確立一種新的文學作風;每一個時代的末期，都不免形成文派分歧的變格，或向后開倒車。各種文學盛衰變遷的關系，都可以從政治時代背景去求解釋。處處都可以看出文學受不同的政治時代的推移而進化的痕跡。”又說：“過去的文學史多偏重于死板的靜物敘述，只知記述作家的身世，批評其作品。至于各個時代的文學思潮的起伏，各種文體的淵源流變，及關于各種文學的背景及原因的分析，皆非其所熟知。”^①所以他認為文學的歷史闡述，應把各種文體、各種文派和作家及作品相互間的聯絡線索清理出來，作為敘述的間架;同時要注意各個時代的文學思潮、文體發展和文派流變，使之成為一部活的脈絡一致的文學史。

胡云翼的文學史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宋代文學方面，他的《宋詞研究》一書，是本世紀第一部有系統的斷代詞史專著^②。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為通論，縱向論述宋詞的起源、興衰、發展、變遷和衰落的動態，認為宋詞興盛的原因是由于詩體之敝、五代詞的成功、君主的提倡、音樂的發達和適宜的時代背景等，指出宋詞具有“時代的文學”和“音樂的文學”兩大特色，將文學與時代聯系起來。接受胡適的影響，胡云翼在書中屏除了詞體正宗與變體的傳統說法，對蘇、辛詞給以充分的肯定，高度評價蘇軾在“詞體的大解放”中所起的作用，體現了作者以新的文學觀念和現代意識來重估宋詞價值的努力。該書的下篇為宋代詞人評傳，屬個體詞人的靜態橫向研究，試圖將詞人生平的考據納入詞史的敘述框架，使宋詞闡釋有歷史考證為基礎。然而考證非胡云翼的強項，而且當時學界有關宋代詞人生平的研究亦很不夠，缺乏可資借鑒的成果，故書中有關詞人時代次序的排列頗為錯亂，以“南渡十二詞人”一節尤為突出。

相較而言，作為分體斷代文學史，胡云翼的《宋詩研究》對宋詩的歷史闡述要顯得更為成熟一些。此書193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也分上下兩篇，分別論述北宋和南宋的詩歌發展。鑒于前人對宋詩批評的支離破碎和籠統武斷，胡云翼意在把此書寫成一部“關于宋詩的系統的整個的研究著作”^①，所以他把宋詩放在中國詩歌發展由唐至宋的演變過程中，結合宋代的政治環境、學術環境和文壇風氣加以論述。先對“宋詩的背景及其特色”、“宋詩的發達及其派別”作了說明，然后從史的線索出發，通過對宋詩名家作重點評論，以及對屬于兩宋詩壇不同風格流派的一般詩人的介紹，較為全面地展示了宋詩發展的全貌。作為用現代文藝社會學方法對宋詩進行系統研究的一個良好開端，該書是有貢獻的。

在宋詩的系統研究方面，梁昆的《宋詩派別論》也是一部頗有特色的著作。該書的著者認為，從詩歌流派入手進行分析，是認識宋詩的一條正確途徑，因“詩之有派別始于宋，欲論宋詩，不可不知其派別;蓋一派有一派之方法，一派有一派之習尚，一派有一派之長短，一派有一派之宗主。凡派別同者，其詩之方法同，習尚同，長短同，宗主同;茍不知其派別之異，徒執其一，以概其余，曰宋詩云云，宋詩云乎哉? 元明以來，論宋詩者，多失于不分派別”^②。該書按宋代文學發展的時間順序，將宋詩劃分為香山派、晚唐派、西昆派、昌黎派、荊公派、東坡派、江西派、四靈派、江湖派、理學派和晚宋派進行論述，涉及詩人一百二十余位，覆蓋面很廣。對每一詩派，先用“小傳”分別介紹其成員的生平，再就其詩派之“宗主”和共同的創作“習尚”進行說明，最后于“批評”部分權衡詩派的創作得失和利弊，指出其特點和影響，確定其在宋詩特征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這樣一種風格流派研究，較僅就文體形式進行分析，似更能說明宋詩特征形成的豐富性，也更具歷史感。

這一時期的宋詞研究，出現了一批相關的通史和通論著作，而專以宋詞為研究對象，并在史的闡述方面較為具體深入的，有薛礪若的《宋詞通論》。此書1937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后又多次再版。作者的意圖是以“明確的史的概念”，探討宋詞流變演進的發展軌跡。第一編“總論”描述宋詞產生的社會時代環境，通過對宋詞所表現的社會生活和社會心理意識的橫斷分析，揭示宋詞所反映的“宋人的靈魂”，著重分析了當時宋人的反戰思想、現實享樂意識、對女性的沉湎等社會意識和心理。指出正是由于社會環境的影響，養成了宋人奢侈逸樂的習慣和茍安脆弱的心理，民族性格為之一變，而于抒情詞中表現出來。作者還以社會時代背景的變化，說明北宋與南宋詞風的不同。可以說，在那一時期的宋代文學研究中，在從社會時代背景解釋文學的發展方面，該書是較為突出的，已體現了將文學作為社會意識看待的唯物史觀。盡管該書關于宋詞的發展分期有不盡合理的地方，對某些大家的作用強調得有些過分，但對宋詞發展流變史的描述，還是很清楚的。

較早出版的以文體為綱、全面敘述宋代文學的專門著作，是呂思勉的《宋代文學》。但全書不到6萬字，所述只是提綱挈領，較為簡略。作者按文體分章，又以作家出現的時代先后為序，分別對宋代的古文、駢文、詩、詞曲和小說的創作情況進行論述，說明其演進及特征。柯敦伯的《宋文學史》，體例同于呂著，也是“以文學之體裁舉其綱，以作者之承襲系其目”;但篇幅較呂著多出一倍以上，故論述也較詳，且將文學的發展與社會文化之演進聯系起來考慮。認為宋代的社會環境和帝王的喜好，有助于文學之進化，如仁宗時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臺舞榭競睹新聲，所以詞之小令多衍為長調，由附庸蔚為大國，獨占一代文壇，允為一代之文學。

從文體的角度切入，敘述一個時代文學的演變，并試圖落實到社會政治和歷史文化的層面探尋文學演變的原因，幾成為這一時期宋代文學史論著的常例。文學史著作已由先前那種由作家傳記加作品介紹，按歷史時序排列的資料長編式的編著，演進為以文學發展與歷史進化的因果關系為樞紐，按文體的興衰敘述文學的沿革和變遷的著作。在吸收和借鑒西方文學史的話語及敘述方式后，中國文學的歷史闡釋方式趨于成熟，除將史的敘述建立在歷史文獻資料考證的基礎上外，還突出了對影響文學發展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時代思潮的考察，以社會歷史決定文學興衰的因果關系作為文學史的邏輯，具有了文藝社會學的性質。

在文學的歷史闡釋中，考據一直受到中國學者的高度重視，被視為真學問，因“史”的研究目的是求真，求可信，考據工夫必不可少。但考據本身作為一門學問也是不斷發展的，這一時期文學史家的“考據”實包含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樸學的工作，從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開始，包括文集字句的校勘訓詁、作者生平的考訂、作品系年等初步的準備工作;二是史學的工作，對作者生活的環境和作品的背景，對當時的政局、社會經濟狀況和學術文化思潮等，作進一步的通盤的了解。這兩項工作是相輔相成的。有史的考據作基礎，即可上升到價值判斷的層面，展開文藝社會學的批評，分析作品的內容和形式，并說明作者的風格特色和寫作技巧。與唯物史觀和文藝社會學的批評在三四十年代開始流行相關，這一時期成名的古典文學研究者大多對考據與批評的并重有認同; 盡管因個人的秉性和喜好不同而在兩者之間會各有側重，但并不偏廢。以1933年于上海創刊的《詞學季刊》為例^①，主要臺柱為龍榆生和夏承燾。他們每期發表文章，一個撰年譜，專門致力于考據研究;一個著詞論，大力倡導批評之學，分工合作，使詞學研究躍上一個新的臺階。該刊主編龍榆生為清末詞學大家朱祖謀的得意門生，樸學的考據工夫十分到家，可他的詞學研究已突破乃師專事于詞集校刊、詞律訂正的傳統格局，于詞史研究和詞學批評多有貢獻。如他的《兩宋詞風轉變論》《蘇辛詞派之淵源流變》等，注意從時代與環境的影響來論說宋詞的發展演變。他大力提倡“批評之學”，強調要抱定客觀的態度，要詳考作家的身世和社會風尚，這樣才可推求其創作風格轉變的原因，明白其作品的利病得失之所在，因“一家之作，亦往往因環境轉移，而異其格調”^①。也就是說，對古代作家的批評，要有歷史考據為基礎。

文藝社會學批評，屬于強調文學的社會歷史背景 (決定因素)的實證批評，因此有關作家生平和作品背景的史實考證就成為必須，考據與批評要相輔而行。對于先前缺乏研究的對象，則只能從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開始。王國維撰《宋元戲曲考》時，因文獻缺乏，雖認為南戲淵源于宋，但又說“現存南戲，其最古者，大抵作于元明之間”^②。這結論是有問題的。趙景深的《宋元戲文本事》(上海北新書局1934年版)，根據《南九宮譜》《新編南九宮詞》《雍熙樂府》《九宮大成譜》四部書，輯錄了50種宋元南戲逸文，并對本事作了考證，為較早出版的具有開拓性的南戲資料整理專著。約與此同時，有錢南揚的《宋元南戲百一錄》(《燕京學報》專刊之九，1934)，對南戲的“名稱”、“起源和沿革”、“結構”、“曲律”等作了介紹，并發掘和輯得南戲殘文56種。稍后，又有馮沅君、陸侃如合著的《南戲拾遺》(《燕京學報》專刊之十三，1936)，依據后出現的《九宮正始》的抄本，爬羅剔抉趙、錢二人著作所未收的宋元南戲資料，擴大了南戲佚曲的輯集成果。馮沅君還著有《古劇說匯》(商務印書館1947)，專門考論“古劇”(指宋金元的各種戲劇)及相關的說唱藝術，其中的《古劇四考》鉤稽了不少有關“勾欄”、“路歧”、“才人”、“做場”的史料，對了解古劇的搬演情況很有幫助。此前，錢南揚的《宋金元戲劇搬演考》一文，對宋金元戲班的組織、戲坊的規模和搬演的情況也作了考證^①。這些論著，都屬于以文獻資料的收集考據為主，是文學史研究的基礎工作。

考據與批評并重，并不意味兩者有某種必然聯系，因文藝批評也有多種，除強調文學的社會歷史因素的實證批評外，還有文本批評，專門就作品本身的體裁、格調、結構、修辭和語言風格等進行藝術鑒賞分析，不強求文學作品與作家和時代之間的因果聯系，而強調文學作品本身的獨立。如錢鍾書在《中國文學小史序論》中說：“竊謂當因文以知世，不宜因世以求文; 因世以求文，鮮有不強別因果者矣! Taine(即丹納) 之一書，可為例禁。”^②不贊成丹納提出的那種用社會歷史的因素來解釋文學(即“因世以求文”)的做法，主張從文學自身出發，以作品為本位。錢鍾書在《談藝錄》開篇的《詩分唐宋》中說：“余竊謂就詩論詩，正當本體裁以劃時期，不必盡與朝政國事之治亂盛衰吻合。士弘手眼，未可厚非。”^③認為楊士弘《唐音》一書談唐詩時“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如此，可把詩歌作品由“朝政國事” 等社會歷史因素的附屬地位，提升到自給自足的獨立地位，進行“就詩論詩”的文本批評，即就詩歌創作的體裁、格調和藝術表現手法進行分析，是為談藝而非考史。錢鍾書的《談藝錄》言及黃庭堅、王安石、陸游等宋代詩人時，多就其作品本身立論，不大涉及社會和歷史，他是在借古典文學進行文藝批評。這種專門談藝的文本批評，在開明書店1948年初版的繆鉞的 《詩詞散論》中也有不俗的表現。該書里的《論宋詩》一文，先就唐、宋詩藝術的異同作比較，準確的審美判斷而以一連串十分到位的妙喻表達，給人以鮮明而深刻的印象;再從用事、對偶、句法、用韻和聲調等方面對宋詩進行分析，凸現其藝術表現技巧的特點，為宋詩批評的名篇。書中的《論詞》一文，亦專就詞之體裁和命篇、造境、選聲、配色等表現技巧進行批評，將詞體的藝術特征闡述得惟妙惟肖。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除了文藝社會學批評和文本批評外，人們在古典文學研究中還嘗試過人類學批評、神話學批評、心理學批評等多種人文學科的方法，成為這一時期古典文學研究繁榮的標志。文學批評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可按自己的興趣愛好，以及研究目的或研究對象的不同而選擇不同的方法，不必定于一尊。文學批評與歷史考據，談藝與考史，各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和適用范圍，能互補固然很好，認為不相關亦無妨。兩者并存不廢，這當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考據與批評并重。

注釋

① 《新著中國文學史》第5—6頁,上海北新書局1932年初版,1947年新1版。② 《宋詞研究》,1926年由中華書局初版,但流傳的是中華書局1928年的訂正版,有巴蜀書社1989年重排本。① 《宋詩研究》 “跋”第241頁,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② 《宋詩派別論》第1頁,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① 該刊1933年4月創刊,至1936年9月出至第3卷第3號(總第11期),主要欄目有“論述”、“專著”、“遺著”、“輯佚”、“詞錄”、“通迅”等。有上海書店1982年影印本,精裝兩冊。① 《龍榆生詞學論文集》第9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② 《王國維戲曲論文集》第102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版。① 《燕京學報》第20期,1936年。② 《國風》半月刊第3卷第8期,1933年10月16日。③ 《談藝錄》第1—2頁,開明書店1948年初版,中華書局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