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容·漢代詩歌·樂府與樂府詩·東漢樂府詩

東漢樂府詩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以敘事為主，一種以抒情為主。其中敘事詩尤其引人注目，代表了漢代樂府詩的最高成就。

東漢樂府敘事詩引人注目的第一點，是對廣闊的社會畫面直接生動的描述。中國是個抒情詩的國度，敘事詩相對而言不發達。因此，在中國詩歌史上，東漢樂府敘事詩也就顯得彌足珍貴。它不但數量多，描寫的生活面也相當廣泛。著名的作品，如《陌上桑》寫秦羅敷這一女子的美麗與機警，《相逢行》寫富貴人家的聲勢與氣派，《隴西行》寫一隴西女子的善于主客迎對，《東門行》寫一個為饑寒所迫將去鋌而走險之人，《婦病行》寫一貧人妻死兒幼之慘狀，《孤兒行》寫一孤兒備受兄嫂虐待之苦，《艷歌行·翩翩堂前雁》寫衣破無人補的流落他鄉之人，《上留田行》寫一對視同路人的兄弟，《孔雀東南飛》寫劉蘭芝與焦仲卿的婚姻悲劇等。這些詩篇，猶如一幅幅社會生活風俗畫，多方描寫了東漢社會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這里有歡樂，有頌美，但更多的還是寫出了他們生活的艱辛與苦難、忍受與抗爭，具有極大的社會批判力量。

東漢樂府敘事詩引人注目的第二點，是對家庭生活的關注。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重點都是描寫普通百姓家庭的生活苦難，然后通過道德價值判斷的方式來對社會進行批判的。如 《婦病行》就描寫了這樣一個遭遇極其悲慘的貧苦家庭： 妻子連年生病，臨死前囑咐丈夫好生看顧兩三孤兒。但丈夫在饑寒交迫之際，卻難以承擔起撫養子女的責任，無奈只能去街上乞討。妻子臨終前的凄楚之言，足見其慈母心懷;丈夫乞討時的淚不可止，又見其父愛之深。貫串全詩的中心則是“孤兒”，他們是這對貧苦夫妻關注的焦點，也是他們從內心感到愧疚和痛苦的主要原因。整首詩就抓住了這樣一個家庭生活的視角，向人們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是社會的不公，家庭的破產，才使得人們難以承擔起撫養子女的神圣道德義務。《孤兒行》又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此詩用非常詳細集中的筆法敘寫了孤兒所受兄嫂的虐待，向我們提供了一幅因階級剝削關系而破壞了兄弟孝悌關系的寫實圖畫。作者的用意顯然是對這種兄弟間的不和諧給予道德上的譴責和批判，但是在客觀上卻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地主階級貪得無厭的剝削本質，反映了封建社會階級關系與封建倫理道德之間的矛盾。

東漢樂府敘事詩引人注目的第三點，是對婦女命運的關心。封建社會婦女地位低下，還被套上許多道德枷鎖。在漢代，三從四德之說已經流行。在這種社會環境下，漢樂府敘事詩的創作也不能不受其影響。對婦女命運的關心成為這些詩篇的重要內容，對女性形象的描寫也帶有明顯的時代印記。在她們身上既體現著中國傳統女性的美麗和智慧，勤勞與善良，也顯現出她們在傳統道德束縛下的軟弱與順從，斗爭和反抗。如《隴西行》中的“好婦”不但長得美麗，聰明能干，而且談吐得體，待客循禮。《陌上桑》中的“好女”秦羅敷同樣如此，既長得漂亮，打扮入時，又恪守婦功婦德，喜蠶桑紡績，貞靜專一。《孔雀東南飛》中的劉蘭芝“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她17歲出嫁焦家，丈夫焦仲卿外出為小吏，她在家“守節情不移”，“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總之，這些女性都具有中國傳統婦女的美德，在她們身上也都散發著理想的光彩，讓人同情和喜愛。但是，社會對這些女子并不公平，她們或者被丈夫遺棄，如《上山采蘼蕪》的女主人公;或者受到“使君”的攔截與調笑，如《陌上桑》中的秦羅敷;或者在婆母與家兄的逼迫下自殺身亡，如《孔雀東南飛》中的劉蘭芝。在對女性美德的歌頌中表現對婦女悲慘命運的同情，表現對壓迫婦女的社會的強烈批判，是這些詩篇的共同主題，也是其具有長久藝術感染力量的關鍵所在。

在這些詩篇中，《陌上桑》是重要的一首。其特點，不但在于它以夸張、鋪排以及烘托等手法，生動地寫出了羅敷之美;更在于它讓羅敷以自己的言行，義正辭嚴地拒絕了使君的攔截調笑，并機智巧妙地對其無恥行徑進行了嘲弄與揶揄。它以喜劇的形式，鮮活生動地寫出了羅敷的可愛和使君的可鄙，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塑造了一個極為成功的女性形象，千百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喜愛。《孔雀東南飛》是東漢樂府敘事詩中最優秀的作品。這首一千七百多字的長詩，生動地描述了一個發生在漢末的愛情悲劇故事。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劉蘭芝本是一個封建道德培養起來的完美女性，既美麗聰慧，又恪守婦德婦功。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可愛的女子，卻不能被那個社會所容：她孝敬長輩，辛勤紡績，可是因婆母嫌棄，便被遣回家;她忠貞愛情，自誓不嫁，可是因兄長所逼，被迫自殺。她本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但是卻沒有任何自主的權力，既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也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最后不得不以死殉情。魯迅先生曾說：“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①完美的女性，悲慘的結局，這正說明封建社會對女性道德的苛刻要求和對她們行動權力的剝奪，是對她們最殘酷的迫害，也是對人性、對美的最可怕的毀滅。所以，她的死不但震撼了那個時代，而且也永遠震撼著世世代代。

關注現實、關注家庭生活、關注婦女的命運，這三者成為東漢樂府敘事詩的創作主流，相應地也形成了獨特的創作風格。我們稱這些詩篇為敘事詩。但是除《孔雀東南飛》之外，它們的篇幅并不長，敘事自然也不能詳細展開，大多數的詩篇敘事并不完整。這與漢樂府的藝術形態有關，因為這些作品是“相和歌”，是訴諸表演的藝術而不完全是口頭的敘事。因此，集中、概括進行敘事是這些詩篇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如《孤兒行》寫孤兒受兄嫂的虐待，就把兄嫂讓他所承擔的所有勞動，不管春夏秋冬，還是里里外外，都集中起來敘述，從而加強了藝術效果。其次是善于捕捉典型生活鏡頭。如《東門行》的主旨是反映普通家庭生活的苦難。并沒有完整地敘事，只是描寫了男主人公要去鋌而走險出門入門時的猶豫不決以及和妻子的幾句對話。但是，通過這一點就完全可以喚醒人們對現實生活的認識，揭示主人公復雜的內心世界。其三是多用夸張、排比與鋪陳的手法對理想人物進行描繪。如《陌上桑》中為了把羅敷塑造成一個理想女子，前半部分就采用了多種手法描寫她的行為、舉止、穿戴、美貌。后半部分，又通過她的語言夸張地描寫她的丈夫。在《孔雀東南飛》這樣的敘事詩里，夸張鋪陳占去了大量篇幅，如開頭詳寫劉蘭芝從小受到的良好教育，接下去是對她被遣回家前梳妝打扮與美貌的描寫，以及后面對府君迎親場面的描寫等，都花費了很多筆墨。相反，在情節發展的某些關鍵地方交待并不很清楚，但卻沒有影響表達效果，反而增強了主要人物形象的生動性。而這，也正是漢樂府詩的成功之處。最后一點是語言的運用。簡潔、明晰是這些敘事詩語言的基本特點，詩中很少華麗的辭藻，樸素的大眾化語言形成了這些詩質樸通俗的風格。生動傳神的口語入詩，使漢樂府敘事詩成為中國古典詩歌中的絕響，堪稱珍品。

東漢樂府中的第二大類是抒情詩。它雖然不像敘事詩那樣引人注目，可是從現存篇目上看卻比上一類還多，內容也相當豐富，從多個方面抒發了東漢社會普通百姓的喜怒哀樂之情，反映了他們酸甜苦辣的生活，表露了他們的內心世界，也具有相當高的藝術水平。這些詩篇，大體上又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一、表現禍福無常思想的，如《烏生八九子》《豫章行》《折楊柳行》《滿歌行》《枯魚過河泣》等;二、表現及時行樂思想的，如《艷歌·今日樂相樂》《古歌·上金殿》《長歌行·青青園中葵》《西門行》《怨詩行》等;三、表現求仙思想的，如《王子喬》《長歌行·仙人騎白鹿》《董逃行》《善哉行》等;四、表現游子思婦離別相思等思想的，如《悲歌》《離歌》《猛虎行》《古歌·秋風蕭蕭愁殺人》《古八變歌·北風初秋至》《艷歌何嘗行》等。

具有強烈的理性色彩是東漢樂府抒情詩的一大特點。本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創作特征使這些詩篇都具有相當強的抒情特征。但是，東漢樂府抒情詩中的許多作品，其所抒之情并不局限于眼前觸動心靈的一事一景，而往往由此把個人在長期生活中形成的對人生和社會的認識全部抒寫出來，具有相當強的理性色彩。如《大曲·滿歌行》就是這樣一首作品。從詩中的口吻看，作者可能是個有一定地位的官吏，他在仕宦生涯中深刻地體會到了人生無常、官場險惡的種種苦惱，因而產生了安貧樂道、師彼莊周的情懷。整首詩以此為基調，但言志言理的傾向非常明顯。首言時世艱困，遭逢苦難，禍福無形;次言古人躬耕隱居可羨，但二親尚在，需要侍奉;最終點明主旨，向莊周學習，以達觀的態度看待人生。再如《烏生八九子》《豫章行》類的作品，借草木蟲鳥等無端被害，喻人生艱難，無可避禍，理性色彩同樣很濃。還有些詩篇，更把作者對生活的態度和對人生的體悟概括為哲理性很強的名言警句，在詩中坦率地表達出來，被后人贊賞。如《長歌行》的“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君子行》的“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以及《西門行》中的“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等，都是流傳千古的名句。強烈的理性色彩，使這些詩增加了思想深度，抒情也因此顯得比較深沉。

充滿了感傷主義的情懷是東漢樂府抒情詩的第二個特點。漢樂主悲，這已是許多人重視的現象^①，這種情況，在西漢樂府抒情詩中已經有所表現，東漢又有發展。尤其在那些抒寫人生無常的感慨，表達游子思鄉傷懷之情的詩中，這種情調更濃。除上引的那些詩篇外，《折楊柳行》《長歌行·岧岧山上亭》《艷歌何嘗行》《怨詩行》《悲歌》《猛虎行》《古八變歌》《古歌·秋風蕭蕭愁殺人》等都是如此。這種感傷主義的情懷，大都來自于作者對生活的長期感受，因而具有深刻的感染力。如《怨詩行》所云：“天道悠且長，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燭。嘉賓難再遇，人命不可續。齊度游四方，各系太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岳。當須蕩中情，游心恣所欲。”這詩最終點明主旨：人當及時行樂。貌似達觀，其實整首詩都被一種人生短促的感傷所籠罩，具有相當深刻的文化內蘊。再如《古歌·秋風蕭蕭愁殺人》所言：“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胡地多飚風，樹木何修修。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這種游子思鄉的感傷，在東漢樂府的同類詩篇中也有表現。

文人情調濃厚是東漢樂府抒情詩的第三個特點。本來，漢樂府詩包含了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創作。可是，由于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過于注重其中的民間歌謠，比較而言，其他階層的作品有所忽視。漢樂府詩中，文人的創作也占有相當大的分量。除了那些有姓名的文人樂府詩之外，還有很多詩篇雖然沒有留下作者的名字，也表現出很強的文人情調。尤其是東漢樂府抒情詩，文人口氣特別明顯。如《西門行》《滿歌行》等，從詩中的抒情口吻就已經看得非常清楚。還有些詩篇雖然不好這樣斷定，但是卻表現了非常強的文人詩風格，語言比較文雅，句式也非常整齊，如《長歌行》三首(《青青園中葵》《仙人騎白鹿》《岧岧山上亭》)及《君子行》《怨詩行》《古八變歌》等。因此，在古代的一些詩歌選本中，這些作品有的就曾經附會在文人名下，如《長歌行·青青園中葵》和《君子行》就曾被引作顏延年詩。這種情況說明，文人在漢樂府詩創作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同時也說明，樂府詩作為漢代興起的一種新的詩歌形式，很早就對文人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那種把漢代文人創作和樂府詩創作割裂開來的觀點是不足取的。

東漢樂府抒情詩是東漢樂府詩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自漢到唐的樂府詩創作情況看，抒情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因此，重視漢代樂府抒情詩的藝術成就，是研究后世樂府詩歌發展流變的重要一環。魏晉六朝以后，文人們大量創作樂府詩，主要繼承的就是漢代樂府抒情詩傳統。無論從語言風格、寫作題材還是情感表現等各個方面，都從東漢樂府抒情詩中學習了很多東西。可以這樣說，沒有東漢樂府抒情詩的創作，就沒有后世文人樂府抒情詩的繁榮與發展，這也是我們之所以重視東漢樂府抒情詩的重要原因。

注釋

①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魯迅全集》第一卷第29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① 漢樂主悲,許多人已經指出過,如王運熙在《樂府詩論叢》(中華書局1962)中說清音具有哀怨的特點; 費秉勛在《漢樂府雜考》(載西南師院學報1985年第1期)中也從欣賞風習的角度指出了漢人喜歡悲樂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