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的內容·金元詞·元好問的詞創作及理論

元好問(1190—1257，字裕之，號遺山)生平橫跨金元兩代，《遺山樂府》也為金元北宗詞派之冠冕。在數量上，遺山詞也是兩代之最，今存三百八十余首。劉熙載《藝概·詞概》指出：“金元遺山，詩兼杜、韓、蘇、黃之勝，儼有集大成之意。以詞而論，疏快之中，自饒深婉，亦可謂集兩宋之大成者矣。”劉氏所論站在宋、金共時的大中國詞壇的背景上評價遺山詞的創作成就和地位，看到了遺山詞內容廣泛、風格多樣的“集大成”特征，表現了他評論家的識力和見地。與當時南北詞壇的一般詞人相比，遺山詞確實做到了南北通采，兼容并包，具有熔博大渾灝與幽婉深曲為一爐的大家氣象。我們承認遺山詞的“集大成”特征，與他“為金元北宗詞派之冠冕”的評價并不矛盾。他的身世經歷、創作觀念和所處的創作環境，決定了他始終是以北方文化代言人和東坡詞派繼承者的身份，而對南宗詞進行學習和實踐的。他在《論詩絕句》中曾說：“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弊髟~如同作詩，遺山本人自覺地繼軌東坡，以蘇、辛詞派的傳宗者和掌門人而自任，所以其詞作自然也集中地體現了北方文化的特質，成為以蘇、辛為代表的北宗詞派的一個創作高峰。劉敏中以元好問與蘇、辛并列，正是道出了遺山詞的這種文化歸屬和體派特性。

由于詞體的特殊性，遺山詞不像其“喪亂詩”那樣將金末山河破碎、生民涂炭的慘痛歷史畫面直接攝入作品，但“作為一種底蘊，在詞中折射出來，顯得更為沉郁蒼涼”^①。遺山詞題材極為廣泛，其中懷古傷今、感慨興亡之作最為沉痛深邃，也最為感人。正如《蕙風詞話》所云：好問“以絲竹中年，遭遇國變。卒以抗節不仕，憔悴南冠，二十余稔，神州沉陸之痛，銅駝荊棘之傷，往往寄托于詞”。在這些作品中，有“兵塵萬里，家書三月，無言搔首”(《水龍吟》)這樣的亂離之痛;有“江山憔悴，鬢華先覺”(《滿江紅》)這樣的人生之悲;有“對零落棲遲，興亡離合，此意何窮”(《木蘭花慢》)這樣沉重的歷史幻滅感;也有“丈夫兒，倚天劍，切云冠?？莅卦谀蠞荆舸倌昕础?《水調歌頭》)這樣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更不乏“付青山枕上，明月尊前”(《沁園春》)這樣的超曠蕭散之情。不管表現為什么形式，我們都可從中感受到作者真摯的愛國情操和巨大的人格力量，都會領略到一種悲壯頓挫的藝術感染力。

對祖國北方壯麗雄奇之山川形勢的描寫，也是遺山詞作為北宗詞派代表的一個顯著特色。少室山、緱山、玉華谷、玉溪、三門津、汜水故城、孟津、三臺、盤谷等北方的著名山脈水系，在其詞里都留下了壯美的雄姿，其景逼真生動，其情慷慨昂揚，絕異于南宗詞里的柳岸斜橋。如《水調歌頭·賦三門津》一詞寫三門峽壯闊險峻：“黃河九天上，人鬼瞰重關。長風怒卷高浪，飛灑日光寒。峻似呂梁千仞，壯似錢塘八月，直下洗塵寰。萬象入橫潰，依舊一峰閑。”《蕙風詞話》稱遺山詞：“亦雄渾，亦博大，有骨干，有氣象?！弊x了遺山這一類雄詞壯歌，確感此言不虛。

遺山詞之“博大”不僅在其寫意造境上，更在于他取法立體不拘一格，廣采眾長。他盛贊東坡的豪放詞風，但對東坡“時作宮體(即主寫艷情的婉約體)”也并不以為非，只是反對缺少“情性”和“極力為之”^①。實際上，遺山對“情性”的理解是十分寬泛的，憂幽無聊之感，滑稽戲謔之意，憤世不平之氣，宮怨閨思之情都包括在內。對于各種風格體式他皆無偏見，在其詞集中我們可看到許多標明效法或學習 “花間體”、“俳體”、“楊吏部體”、“閑閑公體”等名目的詞章。還有八首明確標為“宮體”的作品，對此，況周頤激賞不已，稱其“蕃艷其外，醇至其內，極往復低徊、掩抑零亂之致”。在遺山詞中，許多歌詠愛情的篇章，確如張炎所論：“風流蘊藏處，不減周、秦?！?sup>②如《江梅引》“墻頭紅杏粉光勻”、《小重山》“酒冷燈青夜不眠”等，特別是《摸魚兒》(問世間，情是何物;問蓮根，有絲多少)二闋，“綿至之思，一往而深，讀之令人低徊欲絕”。其情之深摯纏綿，于宋詞中也少有匹者。不過，遺山以北人賦兒女之情，“譬如燕趙佳人，風韻固與吳姬有別”(鐘振振《論金元明清詞》)，柔婉中自繞剛健之氣，正如郝經所論：“樂章之雅麗，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軒?！?sup>①

元好問不僅是金元詞創作上的集大成者，在詞學理論上同樣有著自己獨特的建樹。遺山詞論的基本精神與其詩論是一致的，詩詞并論，或以詩理論詞，在詞體的本質、功能以及風格、流派等一系列詞學基本問題上提出了許多頗有新見的主張，由此使“詞詩”說在理論上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完善，為北宗詞創作做出了比較系統的理論上的概括和總結。不足的是元氏的批評理論對于詞體獨特個性缺乏應有的闡述。其詞論要點如下：

詞史觀 認為“詞”同“詩”一樣，有著“史”的價值與功能，這種詞史意識是遺山詞學觀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內容，這主要體現在其《中州樂府》的編輯實踐中。其做法可概括為如下幾點：(一)詩詞并錄，同為史證?！靶≡~”被賦予了證史的使命，它反映的是詞學觀念上的深刻變化。(二)以傳隸詞，詞以人存。《中州集》為每位作者立傳，對于詞來講，真正使詞與詞人的“平生出處”、“大節始終”聯系了起來。(三)中州取士，斷代存詞。由此，詞集成為一種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生存環境中詞體自身發展的史證文獻。

情性論 對于蘇軾“以詩為詞”的觀念，真正從理論上做出有力闡釋的是元好問。在《新軒樂府引》等文章中，他將“吟詠情性”作為詞體的一個根本的性能和要求予以突出和強調，認為這是詩、詞本質上得以相通的根本，從而“釜底抽薪”，在本質層次上消除了詞與詩之間的鴻溝。

詞味說 遺山論詞還特別注意到詩詞在審美特征和藝術表現上的相通之處，如在《遺山自題樂府引》中他指出佳詞必有可“咀嚼”的“滋味”，將這種“滋味”作為詞體藝術表現和審美追求的普遍原則予以強調，從而在詞體內部的審美感知和藝術表現上為“詞詩”說提供了有力的解釋。

體派論 遺山當為宋金以來對東坡詞論述最系統和最精辟者。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首先提出了詞中“東坡體”的概念^①。由此出發，遺山形成了其詞學體派觀。在《新軒樂府引》中他一方面明確指出了宋代詞壇上存在著“秦、晁、賀、晏諸人”和“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這樣兩大體派;另一方面，他第一次旗幟鮮明地將蘇、辛并列于詞壇冠首的位置，認為“樂府以來，東坡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軒”，真正確立了蘇、辛的詞史地位。

注釋

① 張晶《遼金元詩歌史論》第九章,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① 《新軒樂府引》,載《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六,《四部叢刊》初編本。② 《詞源》下,中華書局《詞話叢編》本。① 《陵川集·祭遺山大夫文》,《四庫全書》本。① 見五卷本《遺山先生新樂府》之《鷓鴣天》(煮酒青梅入坐新)、《定風波》(離合悲歡灑一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