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之區域學術精神與詩文風貌·中期浙江:眾派歸一與文論折中

宋代浙江一帶有永康學派、永嘉學派、金華學派，以及呂祖謙的東萊之學。永康和永嘉之學接近，后世稱其為事功之學或功利之學，東萊之學以文獻稱，哲學上兼取各家，實為不派之派。所以，這些學派影響后世的，實是事功之學和金華義理之學。這些學派在元代學源交叉，相互吸收，呈交融之勢，到元代，實成眾派歸一之勢。

其實，宋代浙江地區文學領域林立的各派，在元初也同樣走向眾派歸一。要了解浙東文派的這一發展，還必須從元初永康后學方鳳談起。王崇炳《金華征獻錄·忠義傳·方鳳傳》說：

未幾宋亡，遂絕意仕進，而益肆力于詩，詩日益工，而業日益落。故義烏知縣吳渭，思興起詩文，辟家塾吳溪上，延至之……晚善括蒼吳子善、武夷謝皋羽，為生死交……間歲西游，訪遺覽古，自陵陽牟獻之、新安方萬里，若淮陰龔圣予、剡源戴帥初、永康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蒲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聯文字交……每遇雄關復奧、長江巨浸、破軍蹶將之處，悼天塹不守，輒俯仰徘徊，悲不自禁，一切見于詩文。柳道傳稱鳳詩體裁純密，聲節嫻婉，不緣琢鏤，而神融氣浩，然而抑揚頓挫，時以寄其故國舊君之思。鳳論詩嘗曰：“凡詩之作，由人心生也。使遭變而不悲《黍離》，居嫠而不念儀髦，望白云而不思親，聞山陽笛而不懷故，是無人心矣，尚復有詩哉!”宋季文弊，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有關于世，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盡耳。”

顯然，他和他的同道謝翱、吳思齊等的文學主張和詩風文風追求，與宋末以來浙東派大不相同，其關注時事和壯懷激烈，與龍川陳亮的主張有淵源關系，由于遭際世亂，又主張學杜。于是在客觀上，于詩于文，都與宋代的江西派有接近之勢。又由于他廣交一時詩伯，自然相互影響，故成融合各家的趨勢。但是，如果說由于方鳳等人的創作，使浙江之詩文在當時“為之一變”，則是夸大了他在當時的影響。他在當時確有一定影響，如在月泉吟社的征詩活動中，他與謝翱、吳思齊擔任考官，品定詩作，自然以他們的詩歌主張和追求影響參與活動的詩家。但在元初，主導浙江文壇的還不是方鳳等人，而是戴表元、仇遠、白珽等。方鳳一派的人在浙東地區占據主導地位，則是到了元中期，此時活動于浙江文壇并在全國有相當影響的是方鳳的學生——“義烏三先生”柳貫、黃溍、吳萊。“柳貫、黃溍、吳萊諸文章大家，皆出其門”(應廷育《金華先民傳·名儒傳》)，方鳳在元代詩文發展史上的地位，是由其弟子們奠定的。詩文領域眾派歸一的實效，在方鳳弟子們身上體現了出來。他們都是婺中人，后人或稱之為婺中文人群體。

那么能不能說元中期浙江詩文就是方鳳詩文風格的延續呢?顯然，從詩風文風發展的實際看，還不完全是這樣。其弟子黃溍就注意到了方鳳之后的“變”，他序方鳳詩，說：“先生歿，其音遂絕。”因時事造成的方鳳詩文的“危苦激切”，由于時移世變，在他弟子們的詩文中是找不到了。他的弟子從他那里繼承的，既不是詩文風格，也不是詩文內容，而是眾派歸一的精神。具體體現在他的弟子黃溍、柳貫等人身上，則是詩文理論和詩文風格的折中。

這所謂的折中，有義理與事功的折中，有氣與理的折中，有心與理的折中。如黃溍論文，既講“任氣”又主張“御氣”^①;論詩倡導“詩成于心”，而其詩作又“本于性情之正”^②。柳貫也是如此，他論詩既要求寫“吾胸中天趣流行之妙”，又要求詩要表現“義理之真”，“性情之正”^①等。他們的詩文風格也表現出這種折中性。黃溍在三先生中最為著名，是浙江文風的代表。錢基博《中國文學史》說：“黃溍文為蘇軾之疏暢，而歸本歐陽修之紆徐;學則朱熹之義理，而兼呂祖謙之文獻。”^②說他的散文“議論不為矜張而有深識，敘事焯有裁制而無循情;盡而不污，婉而章，雖無歐陽之流韻，而有歐陽之潔致”。詩則“不蘇不黃，超絕町畦”，“雄茂之氣，修潔之詞，不專事模擬，講格律，而卓然以自名家”。古體更是“以坦迤出雄邁，含茂麗于簡澹，卓爾大雅，足以上攀陳子昂，而遠窺陶元亮”。鄧紹基主編《元代文學史》贊賞他為人正直孤潔，一些文章頗能見出他的個性，他“以耿介之心表達對社會人情物理的感受，思想趨向深沉”^③。漆緒邦主編的《中國散文通史》認為他文風以平和雅正為主，極近虞集。他入仕后的散文，頗多臺閣氣息，而入仕前的作品，有真情真識，頗堪諷味^④。柳貫也是如此，錢基博《中國文學史》稱他的文章為“四杰之秀”，其文“醇粹明白，以曾參蘇，而文無躁氣”。說其詩“以唐矯宋，以晉參唐……五七言律，麗不犯纖，健不乖律，跌宕昭彰，大體不離于杜者近是;而七言古則以李白參杜甫，五言古則以阮籍、郭璞參陳子昂、李白”。鄧紹基主編《元代文學史》對他的詩有較多論述，說他論詩推崇杜甫和李白，但其詩風實受江西詩派影響，古硬奇瘦。他寫有不少七古長篇，遣詞命意都很奇特，也常發議論。至于吳萊，清代王士禎論詩絕句就說：“淵穎歌行格盡奇。”錢基博《中國文學史》也說吳萊文章磊落有奇氣，為黃、柳所不可比。“其文寓凌厲于峭實，以漢窺秦;其詩以雄怪發才藻，以韓學杜;勢嶄語重，殆欲抗行北學之亢厲，而以力湔宋文之冗絮”。特別指出“其文質重，自然回瀾，異于黃溍、柳貫之疏暢出宋人;所以疏而不快，緩而非懦”。其詩也有淡泊一格。

注釋

① 《黃文獻公集》卷三《山南先生述》,卷六《吳正傳文集序》,卷四《題山房集》。② 清韓慧基《重校黃文獻公文集序》,《黃文獻公集》卷首。① 《柳待制文集》卷一五《重修適意亭記》,卷一三《答臨川危太樸書》。②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藍田新中國書局1943年版。③ 鄧紹基主編《元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④ 漆緒邦主編《中國散文通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