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經典訓釋著作。簡稱《毛傳》。六國時人毛亨(生卒年不詳)撰，漢初趙人毛萇(生卒年不詳)傳其學。他們所傳授的《詩》，便稱為“毛詩”。由于史料匱乏，現在對毛亨之生平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其學出自孔門。《毛傳》由“故訓”和“傳”兩部分組成，前者主訓釋詞義，后者主解釋詩義。漢時，詩與詁訓傳各自為書，至唐孔穎達撰《毛詩正義》，才將詩經文、毛詩序、故訓傳、鄭玄箋、孔氏疏合而為一。

《毛傳》比較準確地對《詩經》進行了訓釋，保存了漢語詞語的大量故訓，為后人理解和研究《詩經》架起了一座不可替代的橋梁。《毛詩》為古文，多用假借字。《毛傳》的一大特點便是善用今字解古字，以本字釋借字。這樣，不但使讀者明白詞義，而且為后人提供了漢語文字詞語發展衍變的第一手資料，使人可以從中推求漢語變化的軌跡。《毛傳》的另一特點，是對名物制度的詮釋比較切要。《詩經》產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距毛亨所生活的時代尚不十分遙遠。也許這正是毛亨能比較準確地解釋《詩經》中名物制度的原因所在，同時也可以證明《毛詩》的傳授確實是淵源有自的。“興”是《詩經》里普遍運用的一種藝術手法。《毛傳》將《詩經》里用興法的詩句都用“興也”二字標出，共有一百十六篇之多。雖其中有漏標和誤標，但大體是正確的。毛亨是第一個把興與《詩經》創作實踐結合起來研究，并給出明確義界的人。他不僅對興下了定義：“興，起也。”而且結合具體詩篇明確注出哪一些屬于興詩，使這個抽象而朦朧的理論概念變成了鮮明而切實的詩歌形象，開創了《詩經》藝術手法研究的新領域。《毛傳》訓釋《詩經》時所采用的多種訓詁手段，為訓詁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諸如聲訓、形訓、義訓等方法，《毛傳》中都開始運用。《周南·葛覃》“害浣害否”，《毛傳》：“害，何也。”先秦“害”、“何”聲同，通過同音相訓，注明“害”是“何”的假借字，詩意渙釋。《鄭風·籜兮》“倡予要女”，《毛傳》：“要，成也。”古時一節樂曲終了叫“一成”，所以《毛傳》在此為申明詩意，采取隨文釋義的方法，訓“要”為“成”。《鄭風·女曰雞鳴》“與之宜之”，《毛傳》：“宜，肴也。”甲骨文、金文的“宜”字像屋內俎上有肉形，《毛傳》便是據其形來注“宜”的本義。除此之外，如《周南·芣苢》“薄言采之”，《毛傳》：“薄，辭也。”第一個指出“薄”字的語助詞作用。又如“婆娑，舞也”，“劬勞，病苦也”，“鞅掌，失容也”等等，對連綿詞的意義已有明確的認識。再如“九十其儀，言多儀也”，“歲取十千，言多也”，對數字虛指而非實指的作用也已有很通達的理解。《毛傳》為后世學者開辟了一條注釋古籍的廣闊道路。從漢魏乃至唐宋以還，名目眾多的注、疏、傳、箋解等著作，正是對《毛傳》的繼承和發展。其“傳”體則直接導致了兩漢章句學的空前繁榮。

但是，《毛傳》中也存在失誤和糟粕。毛亨用儒家思想全面改造詩義，使《詩經》完全成為政治讀物，向“經”的方向邁出一大步。從此以后，謬種流傳，對詩義的曲解一發而不可收拾，《詩經》成了一部“諫書”。以《關雎》為例，《毛傳》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后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這種說教統治《詩經》研究達二千年之久，可見其影響的深遠和巨大。在訓詁學方面，毛亨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還帶有較大的盲目性。如《毛傳》解詞從不注音，說明他還沒有認識到音、形、義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又如《毛詩》中有很多假借字，《毛傳》能指出這些字的意義，卻不能找出它們的本字。說明《毛傳》在用今字解古字，用本字釋借字時是不自覺的。此外，《毛傳》有時還把連綿詞拆開訓釋，說明對連綿詞這一特殊的語言現象雖已有明確認識，但尚未完全把握。當然，關于六書或連綿詞等文字訓詁理論是在毛亨以后形成的，我們不能苛求古人。但也正由此，不宜把《毛傳》的成就抬舉到不恰當的高度。總之，雖然《毛傳》精華與糟粕雜陳，創造與失誤并存，但畢竟是一部開創之作、奠基之作，所以能成為人們學習和研究《詩經》的基本讀物。

今最常見的有清阮元校刻的《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本，中華書局出版了縮印本，頗便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