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二]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鑒賞〕　后世儒家，尤其是自宋朝以后的儒家，受孟子影響，喜歡談心性。與他們不同，孔子直接講人性的話不多，關于人性當然還沒有形成系統的觀點，所以弟子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盡管如此，孔子關于人的精神的許多論述實際上涉及人性的問題，他在這方面的思想仍然值得高度注意。

對于人性，孔子的根本觀點是“性相近，習相遠”。這就是說，人性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不同的人的本性沒有本質的差別。孔子的用字是非常謹慎、講究的，他的“相近”的措辭不把事情說死，不說得太絕對，這就為探究人性的差別留有余地。他講過：“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者，又其次也。”(《季氏》)他還說過：“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陽貨》)但是，嚴格地說，這主要是描述人的智力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直接講人性。就是說，人一般都有智力，不過有的人生來聰明，有的人比較愚笨而已；有的人是天才，有的人則是天生的弱智。但是，即使他在談到人的智能上的差別的時候，他實際上只是一般地假設有“生而知之者”，從未用實有的事例來證明這一假設，即使像他這樣一個圣人，自己也聲明他“非生而知之者”(《述而》)，何況那些一般的人呢？可見，在孔子看來，實際上是沒有“生而知之者”的。

孔子的政治、倫理、教育思想就是建立在“性相近”的基礎之上的。正因為人性是差不多的，人都有道德意識，沒有天生的不可救藥的惡人，所以治理天下主要不是靠強制性的政令和刑罰。這樣，他就主張：“道(同“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正因為人性是差不多的，人們的心靈是可以相通的，可以將心比心，所以孔子才提出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衛靈公》)。正因為人性是差不多的，所以無論什么人都是可以教育的，因此孔子提出“有教無類”的主張。可以說，“性相近”是孔子的整個思想體系的哲學基礎。

那么人性是善的還是惡的呢？這個問題是由于后世儒家的思想方式而產生的。對人天生的本性是怎樣的問題孔子不感興趣，自然他對性善還是性惡的問題沒有明確的說法，但是也發表了與之相關的一些看法。他對人性中的光明面是有充分認識的，因此他相信人天生有完善自身的要求和能力，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并且把世界和人自身變得美好的希望主要寄托于人自己內在的精神生命力，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性善論者能夠從這些思想獲得啟示。而在另外一方面，孔子也深刻地認識到人性中有陰暗面，《論語》中兩次記錄了他的感嘆：“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衛靈公》，又見《子罕》)這一類語句可以說表達了類似性惡論的看法。當然他沒有直接、清楚地說明人性是善還是惡，但這樣反而為后來儒家人性論的展開留下了廣闊的空間。

這句名言的旨意在于強調人本來沒有太大的差別，后來不同的人的善惡截然相反，人格的巨大反差，智力和才能的高低懸殊，主要是由于各種后天因素造成的。孔子遣詞造句特別喜歡用對比的手法，把兩個意義反差極大的字并舉對立，產生的意象往往振聾發聵，發人深省，從而造成極其巨大的語言效應。如三軍之帥與匹夫之志，速與不達，古之學者為己與今之學者為人，君子懷德與小人懷刑等。在這里“相近”與“相遠”的鮮明對比使人們不由得不聯想到自己所熟知的人，他們小時候看起來都差不多，并沒有分出多大的高低，后來他們有的成為聞名遐邇的善人、能人，甚至是了不起的人，而另外有的人則成為人們所不齒的壞人，或無用之人。這一鮮明的對比使人們不得不思考，為什么會產生這一結果？是“習”造成的！這樣“習”的重要作用就非常突出了。

“習”在先秦的語言中表示學習、練習、效法、演習、習慣，具有實踐的含義。孔子在這里所說的“習”首先指個人后天的努力。他特別注重個體的好學、勤奮和敬業的精神，他曾經現身說法，介紹自己成功的經驗，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孔子的許多箴言就是要大力倡導自強不息的精神，這句名言就是為了這個目的。就社會的風俗習慣而言，“習”還指外部環境，社會影響，因此孔子特別重視禮的作用，因為禮儀形式和活動能夠培養人的高尚、虔敬的情感，陶冶人的情操。他還提出，人們居住的地方要適合于人們的道德修養，說要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這樣才好，不然，怎能說是明智的呢？(見《里仁》)此外，孔子非常重視交友，主張“無友不如己者”(《學而》)，具體地說，就是交三種有益的朋友，不交三種有害的朋友：　即同正直的人、誠實的人、見聞廣博的人交朋友，不同一貫走邪道的人、善于阿諛奉承的人、總是喜歡花言巧語的人交朋友。總之，他要人們有意識地選擇有利于自己精神成長的環境生活。

孔子認為人的可塑性很強，實際上是主張學以成性，習以成性，行以成性，他更多地是從人的實踐性和社會性來看人性，這一思想對后世人性論和政治、法律、道德和教育理論和實踐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