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

嘗試論之曰： 《詩序》云，《詩》有六義焉： 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于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于前，賈、馬繼之于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游，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云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郁之懷靡訴。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于中而形于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途漸異： 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并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贊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嘆。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于補闕，戒出于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贊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志狀，眾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并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余監撫馀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于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荑，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記事之史，系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于圣代，都為三十卷，名曰《文選》云耳。

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注釋〕 眇覿玄風： 眇，通渺，遠。覿，看。玄風： 古風。風，風俗、風氣。 天文： 自然現象；人文： 見于文字記錄的古代典籍。 增： 通層。增冰，即層冰。 微： 無，沒有。 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 前句說所乘之車的發展演化，后句說水結冰。 憑虛： 張衡《西京賦》第一句為“有憑虛公子者”，憑虛代指《西京賦》。亡是： 司馬相如《上林賦》第一句為“亡是公聽然而笑曰”，亡是代指《上林賦》。 懷沙： 屈原所作《九章》之一，據說是他自沉汨羅江前的絕命詞。后句“吟澤”語出《楚辭·漁父》。 《桑間》、《濮上》： 語本《禮記·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后成為樂調上靡靡之音的代稱。 退傅： 指韋孟，先為楚元王傅，歷元王子夷王、孫王戊，韋孟因王戊荒淫無道，退位居鄒，作《在鄒》等諷諫詩，均為四言體。《文心雕龍·明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降將： 指漢將李陵，河梁之篇，指李陵與蘇武詩，第三首有“攜手上河梁”句，為五言體。蕭統認為這是文人創作最早的五言詩，實為偽托。 吉甫有“穆若”之談： 《詩經·大雅·烝民》為尹吉甫所作，其中有“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句。季子有“至矣”之嘆： 季子，即季札，春秋時吳國公子，聘于魯時觀樂作頌，贊嘆說：“至矣哉！” 答客： 假借答復別人問難，抒寫情懷的一種文體，如東方朔《答客難》。指事： 即《文選》中的“七”體，如枚乘《七發》，說七件事以啟發楚太子，故說指事。 陶匏： 均為樂器名。陶即壎，土制的樂器。匏(páo)： 即笙。 監撫： 古稱皇太子為儲君，有幫助國君監國撫民的責任。 七代： 周、秦、漢、魏、晉、宋、齊。 縹囊、緗帙： 書卷的代稱。帛青白色稱縹，淺黃色稱緗，用縹制成裝書的袋，稱縹囊；用緗作書衣，稱緗幟。 姬公： 周公姬旦；孔父： 孔子，魯哀公謂孔子作誄，稱孔子為尼父。此處泛指儒家經典。 坐狙丘，議稷下： 李善注曹植《與楊德祖書》：“《魯連子》曰： 齊之辯者曰田巴，辯于狙丘而議于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 仲連： 趙孝成王時，秦兵圍趙邯鄲，魏安釐王使辛垣衍勸趙尊秦為帝，魯仲連駁斥了他，打消了趙國投降的主張，秦兵知道后，后退五十里。食其： 楚漢相爭時，劉邦派酈食其往說齊王田廣，下齊七十余城。留侯： 張良封留侯，他曾發八難，勸高祖無立六國后。曲逆： 陳平封曲逆侯，輔佐高祖，曾六出奇計。 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 兩句互文見義，“事”承上句“序述”而言，“義”承上句“贊論”而言，史傳中的贊論、序述部分，也有“沈思”、“翰藻”，可以作為文學作品選錄。沈思，作者深刻的藝術構思，翰藻，表現于作品中的辭采之美。

(張傳友)

〔鑒賞〕 曹丕的《論文》與建安七子的詩文相和，奏響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文學自覺”時代的最強音。而這一組曲在中國文學時空劃過的痕跡，應該有人把它與以往和此后諸多美妙的樂章記錄下來，讓后人去琢磨、沉潛、贊嘆和敬仰。我們現在可以查到的有杜預的《善文》、李充的《翰林》、摯虞的《文章流別集》、劉義慶的《集林》，可惜都已亡佚。三百年后，一位也曾做過太子的人物，他發宏愿“歷觀文囿，泛覽辭林”，終于完成了這部保存至今最早的也是影響最大的詩文總集——《文選》。這個人就是南朝梁武帝長子蕭統。

蕭統，字德施，受其父梁武帝蕭衍佞佛的影響，小字維摩。他不好女色，不蓄聲樂。除了以皇太子的身份“省萬機”外，他的時間大都花在研讀詩文上。當時他所在的東宮太子府號稱“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他弟弟即后來的簡文帝蕭綱也頌揚他：“研經博學，手不釋卷，含芳腴于襟抱，揚華綺于心極……欹案無休，書幌密倦。”勞心瀆神的體力透支加上恬淡寡欲的生活習慣，他編選工作完成后不久便雙目失明，年僅三十一歲未及即位便早早夭逝了，謚曰“昭明”。因此《文選》又稱《昭明文選》，以紀念他以雙目和生命的代價實現《文選》宏愿。

《文選》收錄了從先秦至梁間八百余年的130位名家(有一位無名氏)的詩文詞賦，這38類752篇經典文本，有詩歌434首，辭賦99篇，雜文219篇，所收文本語言優美，辭藻華麗，對仗工整，韻律諧和，基本上代表了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精華。這方面，他是對曹丕、陸機文學批評標準的繼承、發展，更是落實和深化。

作為詩文選集的《文選》，首先要解決的是“文”的標準問題。漢代所謂的“文學”、“文”，主要指以哲學思辨為內容的學術文章，《史記·儒林列傳》中記載漢武帝“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文學之士”指的是儒門弟子。魏晉時期，文學或文的范疇延伸到詩文領域。在曹丕的《典論·論文》中，已經有相當部分的詩賦進入他評訾的范圍。至南北朝時，文學的進一步獨立分化趨勢愈來愈明朗，不同文體的發展已經定型，當時已存在著相當數量純“文學”意義上的優秀作品。在蕭統以前，宋文帝立四學，以詩賦為代表的文學取得了與儒學、玄學、史學并立的地位，標志著文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吟詩作賦等文學活動成為豪門權貴以及士大夫階層炫耀學問門第的雅事。蕭統接受了當時的文學觀念，把子書排斥在文學之外，因為諸子之作主要是“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那種帶有哲學、思辨、抽象、玄虛意味的作品，如老子、莊子的作品，或者漢儒賦予過多教化倫理意義的《詩經》，都先預設了一個實用性、功利性目的，或者教化的功能性在那里，遮蔽了其本來的文學價值，是不能入《文選》的。而史傳中的贊論序述部分，有的“綜輯辭采”，有的“錯比文華”，它們不是對歷史事實干巴巴的描述，而且用生動活潑的語言表達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切身感受，是完全符合“文”的標準的。所謂“以能文為本”，即以文學活動自身的內在要求和創作規范為宗旨，就是從文學自身出發，以文學本身為落腳點，而不是以道德倫理、政治教化為超越于文學之上的終極目標。這種純“文”的標準，并不限于孔子所講的“思無邪”，也非“詩言志”所能籠括。而是按蕭統所說的，“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這“事”既包括作者所鋪敘的事件、事物、實事，也包括他自己經歷、體會到的情志、情感、感觸，這些作為創作的原始素材，必須經過作者的“沈思”，即經過一番去粗存真、提精化醇的提煉、升華過程。這種飽含感性和理性、情感與理智的事實之真與藝術之真，構成創作的興象、物象和意象，其“義”應該與華麗典雅的辭藻、和諧悅耳的聲律、變化多樣的手法、允當合意的文體融合為一，才符合純粹的“文學”標準。這就給文學與非文學劃了一條界線。

其次，從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看，蕭統堅持一種樸素的文學進化觀。他認為，就像華麗舒適的輦車本由簡陋的圓木椎車發展而來，堅冰本由流水冷凍而來，文學由幼稚、簡單、質樸走向成熟、繁復、華麗的演進，文體由簡短、單一到鋪排、多樣，以致“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這種文辭愈來愈鋪排華麗、文體愈來愈細密分化的現象，都是文學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使然。蕭統這種文學進化觀，只是對魏晉以至他的時代文學發展趨勢的認同和總結，并不包含評訾古今孰優孰劣的意圖，他要做的，是把文學演進的這一軌跡通過大量文學作品的取舍、摘選，描述得更集中、更清晰、更直觀，即“略其蕪穢，集其清英”。

如果說“以能文為本”是一種外部研究的話，蕭統對文體分類的思考和分辨則是一種內部研究。曹丕已經看到“文本同而末異”，他把文體細分為四類八體，論文章體制“重在末而求其異”。陸機的《文賦》就文學實際把文體進一步分化、細化。蕭統在他們的基礎上，一方面溯源以明其“本”，同時又沿流以表其“末”。根據不同文體風格與適用范圍，把文學作品大體上分為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墓志、行狀、吊文、祭文等37種文體(一說38種)。具體到各篇文學作品的選排，按照“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比如賦可細分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門，詩歌細分為補亡、述德、勸勵等23門。他在文體劃分上的過于細密、瑣碎，正反映了當時文學自覺時代的文學創作活動的興盛，表明了人們日常生活日漸“文學”味的事實。當然，蕭統的文體劃分標準有些偏重于文體風格，有些偏重于實用功能，有些偏重于應用場合，這種不統一所導致的瑣碎、雜亂狀況，不斷遭到后人文體標準“淆亂”的批評，選文內容“蕪穢”的譏評也是情之難免。

蕭統所在的時代，玄風正熾，清談盛行。不能說玄學的興起與文學“自覺”時代到來不無關系，玄學對政治的消解，從士人的精神玄溟之域為“以能文為本”疏通了最為關鍵的一道障礙。但這種人為地以玄學對政治的消解，以文學對政治的疏離，或可揭示士大夫階層在那個人生易逝、榮華短暫的時代對政治和權力的一種隱諱曲折訴求。但貴為太子的蕭統，對玄言清談本無甚好感。《文選》中玄言詩的落選與山水詩的大量出現，代表了他雖品悅自然而并未一超直入“道”的境界。《梁書》記載他“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使他對于孔孟之道有著一種骨子里的親近感，認同感。但漢儒以文學附庸于教化的俗劣做法已敗壞了詩書之道的尊嚴與神圣。而儒家所講究的修齊治平又是帝王必備的政治與人生素養，在他心目中，《文選》“以能文為本”，必然有所取舍，而周孔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裁”，可以說是一種不選之選。所以他能“以能文為本”的同時，又超越漢儒而上承先秦原始儒家素樸的文學觀，近承曹丕、陸機等人的文本觀，改造繼承毛亨的“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的言志觀，提出“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于中而形于言”。這“志”雖未斬斷漢儒喋喋不休的教化倫理之道的關聯，其精神的落腳點已轉移到情感、情懷、情緒的性靈一邊。他選引屈原的大量詩歌，標舉他“含忠履潔”的高尚情操和政治品格，不過其中緣由也非一端，屈詩奇絕瑰瑋的意象與鼓蕩澎湃的情感在他權衡的秤準上應該也占有相當的分量。同時他在武帝佞佛的影響下，對佛教、僧人也頗為崇信，但佛教典籍沾染佛光寶慧，與儒家經典的神圣同樣是不可以平常人的眼光加以評判的。何況佛家本自西方，已抑儒合道而近玄，玄學對正統儒家思想的消解所導致的山水詩大量入選，或可代表他對佛學中國化、佛慧詩性化的另類認同。

我們也看到，蕭統這一“以能文為本”的文學觀，在選錄作品時，存在著與曹丕、陸機等人相同的偏愛文句典雅、詞藻華麗的傾向。雖然他在《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中吐露自己對“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文風的向往，但這種偏愛辭藻華麗的審美標準，對于六朝綺靡的文風的泛濫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雖然他不能獨承此咎，之前的曹丕、沈約、劉勰、鐘嶸也有相當的責任，但他的《文選》后來成為后人仿作的范本，不由自主地文學史發展浪潮把他推到了既備受矚目、也備受詬責的境地。

蕭統“以能文為本”所選編的《文選》，作為中國保存至今最早的詩文總集，很多先秦至南北朝時期文學作品才幸運地流傳至今。它在中國歷史上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唐代開始的以詩賦取士，《文選》成為士人登科及第的敲門磚。大詩人李白早年多次擬作《文選》中的詩文，杜甫也要求兒子“熟精《文選》理”，宋代更有“《文選》爛，秀才半”的諺語。直至王安石當政時才改以新經學取士，《文選》才從求仕的必選書單上撤下。不過，至唐代出現的“文選學”由此逐漸受到學子們的重視。而蕭統取舍作品的“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標準，“以能文為本”的開明文學觀，較之他之前的劉勰卑今好古，文章“從質及訛，彌近彌澹”的文學史觀，主張“矯訛翻淺，還宗經誥”的文學主張，也更顯得卓略與可貴。拋開他的瑣碎分類與文學進化觀，但就這一標準，這種膽識，蕭統在中國文學史上完全可以確立自己無可替代的地位。

昭明的謚號，冥冥之中或可告慰這位早夭的梁國太子，他的“以能文為本”的文學解放精神，通過《文選》這一經典文本，光耀千古，并將繼續給后來的文人學士帶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