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名作《鐘肇政·臺灣人三部曲》原文|主題|賞析|概要

作者簡介 鐘肇政，筆名有九龍、鐘正、趙震、路加、路家等。1925年生于臺灣省桃園縣龍潭鄉。1943年淡水中學 (現在的淡江中學)畢業之后，他在大溪的國民小學當了一年代課教員，1944年進入一年制的彰化青年師范學校。畢業后，他被日本統治者征召入伍，為“學徒兵”，在大甲的海邊構筑鐵砧山陣地工事約有半年之久。光復后就讀臺灣大學中文系，旋又退學，仍任小學教員，決心自學，苦讀中文。他和他那一代的臺灣同胞一樣，在日本帝國主義占據時期受的是日文教育，無論看書、交談，思考、動筆，腦子里裝的都是日語語匯。臺灣光復時，他已經20歲了。他以堅強的毅力，20歲才開始學習祖國的語言文字。他從《百家姓》、《三字經》、《幼學瓊林》學起。遇到不認識的字，便找來《康熙字典》，因為他用的口語是方言，音也切不出來。初步掌握了祖國的語言文字，他就開始涉獵一些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和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通過閱讀，他慢慢有了自己的寫作欲望。開頭，他以日文擬草稿，然后再譯成漢文，用這種方式寫下最早的幾篇作品;后來，逐漸習慣以日文構思，再用漢語寫作;最后才達到用漢語構思，再直接用漢語寫作。1951年4月，他發表第一篇小說《婚后》。他是一位多產作家。他出版的長篇小說有《魯冰花》、《八角塔下》、《濁流三部曲》、《大壩》、《大圳》、《臺灣人三部曲》、《高山三部曲》，中篇小說有《初戀》、《摘茶時節》，短篇小說集有《殘照》、《輪回》、《大肚山風云》、《中元的構圖》《鐘肇政自選集》、《鐘肇政杰作選》;文藝理論有《寫作與鑒賞》、《西洋文學欣賞》;翻譯有《戰后日本短篇小說選》、《砂丘之女及其他》、《金閣寺》、《阿信》等。

內容概要 《沉淪》是《臺灣人三部曲》的第一部。小說的《楔子》這樣寫道：“他們是一群冒險犯難的勇者——/在大海尚被賦予不可知的神性的時日里，他們越過洶涌的波濤而來，定居在這蕞爾小島上。/他們有了他們的歷史，年代雖暫，卻充滿剛毅與不屈的事跡——那是用血與淚寫成的歷史。/為了生存，他們開疆辟地，與大自然爭斗，亦與大自然共存。/為了生存，他們拋頭顱灑熱血，與敵人周旋，從不低頭屈膝。/請看——/那些以馘首為能事的土著野蠻民族; /那些以劫掠剽奪是務的東洋民族; /繼之有碧眼蒼膚一手執劍一手握十字架的紅毛蕃; /有葡萄牙人，/荷蘭人，/西班牙人，/英吉利人，/法蘭西人，/盡管這些人船堅炮利，但他們還是屹立不墮，得到最后勝利。/然后，曾在頭上頂著丁字髻，赤裸全身，僅以犢鼻褲遮住下體的東洋民族，搖身一變，穿上別著肋骨飾物的西洋軍裝再次出現了。這些異族騎在他們頭上達半個世紀之久。/他們屈服嗎?/沒有!依然沒有! /他們再次用血，用淚，用骨髓，寫下了另一頁歷史。/那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偉大的民族史詩。/如今，他們負起了另一項使命，歷史在等待他們繼續去寫，中華民族魂在等待他們去發揚……/他們依然會勝利的——這只是歷史的反覆而已。/——/他們就是——臺灣人。小說的開頭是距故事發生之前的一百年，陸榮邦從祖籍——廣東省長樂縣只身渡海來到臺灣，先在臺北府淡水縣給一個地主當長工。他為人老實，也沒有什么雄心，只想能掙得一些銀子寄回祖籍，對父母盡一點孝道便心滿意足了。后來，他用辛勤勞動幾年積攢下來的銀錢買了一塊地從事開墾。他有兩個兒子：天貴和天送。天貴在九座寮莊買下一片荒地，他這一房便在九座寮扎下了根。他生有六個兒子，夭折了三個，僅存的三個兒子是信河、信溪、信海。信海又有三個兒子：仁烈、仁智、仁勇。“仁”字輩下面是“綱”字輩。故事開始，陸家的仁烈、仁智、仁勇三兄弟正計劃給父親——信海老人辦71歲的生日，突然，傳來清廷將臺灣割給日本的消息，作為生活在臺灣島上的中國人，該怎么辦呢?書中寫道：“生為一個臺灣人，命中注定要與臺灣共存亡，否則你就只有丟下你辛苦經之營之，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田園廬舍，以及列祖列宗的墳塋，回原鄉土!……臺灣既經割讓給日本蕃，他們已經沒有理由再在這島上留下去了。不必搬出什么大道理，單就不能在異族鐵蹄下做個順民——其實那可能是奴隸——這一點來說，他們就非走不可，走，也就是回轉長山的故土，祖先所住過的原鄉。“陸氏全家在公廳上聚會，商議應變之策。盡管仁智主張回長山——大陸;但是，對這個家族來說，或留或去，都有難處。最后家族議決留下抗擊日本侵略者。信海老人要仁勇負起統率年輕子弟們的責任。自此，仁勇也以領導者自居，經常外出，探聽消息，聯絡義軍。當日本侵略軍到來時，仁勇率領子弟兵，投奔義軍，堅守新竹外圍，阻止日軍南下，仁勇出征那天，酉時拜神祭祖，寅時出門。拜神祭祖時，由陸信海老人主祭，他一身長袍馬褂，銀髯飄拂，光禿的腦袋閃閃發光，一臉沉重與嚴肅地站在八仙桌后。他的身后，立著即將遠行的陸家子弟。陸信海老人臨危不懼，雖因年邁不能親赴戰場，但在侵略者入侵時也堅貞不屈;陸仁勇有勇有謀，可歌可泣，一直站在反侵略的最前線，是臺灣同胞最早一代的抗日英雄形象;當時的青年一代陸綱昆、陸綱昆等都跟隨陸仁勇投效義軍，奔赴戰場，奮勇殺敵。當那個阿熊師對陸綱昆說：“打什么呢?反正誰來管我們還不是一樣”時，陸綱昆義正詞嚴地回答說： “我們是黃帝子孫，不能叫蕃仔來管我們呀!”陸綱昆與他的情人秋菊話別時也說：“我不能不去的，為了保衛我們的土地……”《臺灣人三部曲》的第二部《滄溟行》，通過陸家遷臺來的第五代的陸維棟、陸維梁兄弟，反映了20年代到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臺灣社會。哥哥陸維棟在公學校畢業后，又被推薦參加國(日)語學校，畢業后當了一名公學校的教諭;半年后又被一個“御用紳士”看上，招他入贅為婿了。他過著逆來順受的“順民”的生活。有一次他對弟弟說：“你說正義，我很明白，我們是受著人家的榨取剝削，甚至也受著宰割。可是，我們是被征服的，我們抗不過他們，那就只有尋求自存的路子，我們要生存啊!”和哥哥相反，弟弟走的是另一條道路。維梁公學校畢業后，獨自到了臺北，在一家日本人開的書店當店員。他廣泛地閱讀，也閱讀了當時的愛國的、進步的刊物《臺灣青年》。當時臺灣同胞的一些抗日活動和組織，如“新民會”、“臺灣文化協會”、“六三法撤廢運動”、“臺灣議會設置運動”等，都在他眼前一一出現。而且，“這還只是這個嶄新天地的一個小角落而已。透過這小角落，他還窺見了更偉大的廣闊天地——那是海那邊的一片廣大土地，那兒有東方第一大國，那兒有四億人口……。維梁清楚地認識了她——祖國，也認識了自己——漢民族”。“20歲的青年陸維梁就這樣，成了一個有思想、有眼光、有毅力，也有崇高理想的現代青年”。他積極參加了抗日的農民運動。因此而被捕入獄。最后，陸維梁離開臺灣返回了祖國大陸。作者寫道：“看看你的祖先所來自的地方，然后繼續前進，深入祖國內陸，你將這樣與祖國融合為一體，為開拓自己的前途，也為同胞而奮斗。”《臺灣人三部曲》的第三部《插天山之歌》，寫的是陸家子孫陸志驤的故事。陸志驤在日本留學時就參加了抗日的秘密組織。1943年12月，他從神戶乘輪船返回臺灣。他一上船，就受到日本警視廳派來的“特別高等刑事”的監視。這艘客輪駛至臺灣附近的海域，被魚雷擊中，陸志驤遇救后回到家里。鎮上的警官和刑事卻不斷前來詢問。無奈，他只好去深山投靠親戚。從此，在日本特務的不斷追捕下，他不斷地轉移、躲藏。最后終于被捕。但，就在他被捕的第二天，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了。

作品鑒賞 1951年登上臺灣文壇的鐘肇政，是抗戰勝利后成長起來的第一位有代表性的臺灣籍作家。鐘肇政所關心的是臺灣本省本土的人民和他們半個世紀以來的悲痛歷史。他的取材局限在臺灣鄉土，故事背景大多是臺灣省較偏僻的客家人的農村生活; 他的作品中有時也出現知識分子，但他所寫的知識分子往往也和農民有著血緣關系，因而也顯出農民的影子。他和日本帝國主義占據時期的臺灣作家(如賴和、楊逵、吳濁流)所處的歷史時期畢竟不同，他開始寫作時，臺灣被外國異族占據的歷史時期已告結束，他寫日本占據時期的生活，是回過頭來觀察、思考和描寫那段悲痛的歷史的。臺灣同胞具有英勇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光榮傳統。身為臺灣省的中國作家的鐘肇政，從他開始寫作，就想以80年來的臺灣歷史為背景，寫一部“史詩式”的《臺灣人三部曲》。這部巨著以九座寮的陸氏家族為中心，表現了臺灣同胞抗擊侵略者的英勇斗爭，以及他們在日本帝國主義魔爪下奮力圖存，為生存而斗爭，構成了一幅幅動人心魄的歷史畫卷。臺灣著名文學評論家葉石濤曾對《臺灣人三部曲》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認為這一部小說繼承了本省文學輝煌的傳統，以怒濤澎湃的氣勢，道出了本省人民抗日的一段悲慘雄壯的歷史，發揚了本省人民永不屈服的民族精神。在小說的構成、形式及表現的技巧上也達到至美的境地。這一部小說使人憶起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不單單是那抵抗外侮的民族精神，在其描寫的手法上也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以一個家庭、群體或集團的生活為中心，描寫著清光緒二十一年其后臺灣割讓，日本人渡海如蝗蟲般侵害臺灣，本省人民的義軍風起云涌地組織起來抗暴的史實，把那一時代和社會的動態重塑起來，指出當時的思想潮流，闡明了本省人民在這土地上生存的緣由和意義。這種不以特定的個人的境遇來剖析時代、社會的遞嬗而借一個家族發展的歷史和群體生活來透視、印證時代、社會動向的小說手法，在許多結構雄偉的大河小說(Romanf luve)是必然手法。……這部小說從一個陸家家族的先祖天貴……開始寫起，靠這個家族的聰慧、英雄和勤勉的美德，他們遂成為這一帶地方首屈一指的豪族，連接三代的繁多子孫，各有其面貌、性格、智力和體驗，有些是善類，難免也夾雜著敗類。但大致說來，在農業社會的大家庭制度覆蓋之下，在族長正確領導下，在固有倫理道德的支撐下，都是健全、進取、向上、英勇的一群。……當時代的風暴、日本侵略者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席卷而來，在人們頭上揚威耀武地肆虐的時候，這些陸家的家族就被投入時代的潮流里去。他們嘗過流離失所、悲歡離合的哀愁，不得不覺醒起來，以全身的力量和侵略者搏斗，以維持祖宗篳路藍縷開辟出來的土地，以延續民族的生命。個人、家庭的盛衰和民族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沒有了頑強的民族精神也就沒有個人和家族的存在了。……在描寫一個大家庭里所發生的每一個人情感的漣漪、日常生活的枝枝節節上，令人聯想到《紅樓夢》中的許多情景。……它又不同于《紅樓夢》，一來他的小說的人物都是誠樸、天真的農家人，不是游手好閑的紈袴子弟;二來，作者受過現代文學的洗禮，因此，他描寫的方法是基于心理的，富于感覺的，尖銳的、分析的。他創造的各個人物在外表上富于對照性，而內在精神也顯然對立;舉凡善良溫和和狡猾粗暴，美麗和丑惡，勇敢和懦弱，理想和現實，憧憬和情欲，犧牲和自私皆能具象化，使小說中的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葉石濤：《臺灣鄉土作家論集》第174頁，臺灣遠景出版公司197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