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名作《金河·重逢》原文|主題|賞析|概要

作者簡介 金河原名徐鴻章，漢族。1943年3月23日生于內蒙古敖漢旗南部山區農村。自幼家境貧寒，1955年高小畢業回鄉務農。1957年到敖漢旗新惠中學讀書。1963年中學畢業，考入內蒙古大學中文系。讀大學期間懷著善良的愿望參加“文革”，卻被視作“保守派”受到攻擊。1968年12月大學畢業，穿上軍裝到部隊接受“再教育”。1970年3月分配到赤峰市做新聞報導工作。1971年開始學習小說創作，1972年開始發表作品。197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5年被派到當時的赤峰市醫院，任院長、黨支部書記。1978年調到遼寧省作家協會，任《鴨綠江》文學月刊小說編輯。1979年發表的短篇小說《重逢》引起廣泛討論，獲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歷史之章》獲1977—1980年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198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短篇小說《不僅僅是留戀》、《打魚的和釣魚的》分別獲1982年、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現任遼寧省作家協會主席。有小說集《金河短篇小說選》、《不僅僅是留戀》、《白色的誘惑》等。他的作品往往能把積極干預生活、深刻的思想性、對社會心理內容的廣泛揭示和完整的藝術世界有機地統一起來。

內容概要 事情發生在地區公安局預審室。在粉碎“四人幫”之后的清查打、砸、搶分子運動中，為了抓幾個典型案例，地委副書記朱春信親自到公安局參加對犯罪分子的預審。預審科李科長遞過一本案卷，案卷提要中介紹了罪犯葉輝的犯罪事實：“葉輝，男，28歲，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學生，捕前系我地區直屬發電廠鍋爐工。……在1967年9月的一次武斗中，親手將一名工人打傷致殘，用長矛將學生石志紅刺死，實屬打、砸、搶首惡分子……”。李科長告訴朱春信，葉輝本是北寧市一個紅衛兵組織的小頭頭，后來下鄉，1972年被招工來到地區發電廠。朱春信不由得心里一驚，因為1967年他正在北寧市被群眾揪斗。葉輝被帶上來了。這是個健壯又漂亮的小伙子，戴著手銬，卻自信地微笑著。雖然他不承認自己用過其他名字，但朱春信還是認出他就是當年的葉衛革，并不由得回憶起10年前的一段經歷。1967年秋天，北寧市的群眾組織分化成互相對立的兩大派：一派叫“東方紅”總部，一派叫“紅聯”總部。《人民日報》號召領導干部不要做革命運動的旁觀者，要站出來亮相。身為北寧市委副書記的朱春信在分析了兩派的觀點、力量和社會影響等因素之后，宣布站在“革命造反派組織”“東方紅”一邊。這樣一來他成了“東方紅”派的“革命領導干部”，同時也成了“紅聯”派眼中的“三反分子”，招來了更猛烈的打倒聲和更殘酷的揪斗。他不得不東躲西藏，和犯人一樣惶惶不可終日。9月的一個夜晚，經過輾轉遷徙，他悄悄住進一座辦公樓二樓背街一面的一間辦公室，市委辦公室副主任林鳳翔陪著他。“東方紅”指揮總部派三支隊的10多個十八九歲的青年來保衛他，支隊長就是葉衛革。朱春信擔心他們人少敵不住“紅聯”那么多人，葉衛革說只要有三支隊在，朱春信的安全就不成問題，有了緊急情況總部還會派人來支援。他宣誓一樣對朱春信說：“您站在我們一邊，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革命造反派戰士頭可斷、血可流!”天亮的時候，掌握了朱春信行蹤的“紅聯”隊伍包圍了辦公樓，與葉衛革的三支隊開始了武斗。看到已經出現的流血場面，朱春信心中充滿矛盾和痛苦。但想起這是兩條路線的斗爭，他又堅定了決心。貪生怕死的林鳳翔已經獨自溜走，他走出房間到走廊里給三支隊的紅衛兵遞磚頭。從樓梯進攻的人剛被打退，朱春信發現樓后面有人攀著梯子往上爬，不由得驚叫起來。葉衛革握著長矛提著三塊磚頭沖進房間。“紅聯”的一位叫石志紅的學生已站到窗臺上，投匕首傷了葉衛革的頭。葉衛革用長矛還擊，刺中石志紅的肩膀，石志紅摔了下去，葉衛革又往窗外扔了幾塊磚頭。這時“東方紅”大隊趕到，“紅聯”倉惶撤走。……朱春信從回憶中清醒過來，李科長告訴他審訊已結束，葉輝對犯罪事實基本承認，但不愿說出他保護過的那位領導的名字，不承認自己是追隨“四人幫”干擾破壞文化大革命。朱春信坐著汽車回到家里，心煩意亂。革命小將、恩人、罪犯、領導干部、法律……許多奇怪的概念浮現在他的腦海。他品味著10年之后與葉衛革重逢的含意，考慮自己應采取的態度，午飯也沒吃就躺到了床上。這時專程從北寧市趕來的葉輝媽媽登門求見。這位快到退休年齡的樸實女工講了兒子的往事：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葉輝是一個班的團支部書記，因為反對同學們揪校長、斗老師，被看作是“保皇派”趕出串連隊伍。他自己偷偷去了北京，回來后說是受了無產階級司令部最大最大的教育。他把過去得到的“三好學生”獎狀全撕了，發誓不再當資產階級孝子賢孫，又組織起戰斗隊……。朱春信聽著，覺得自己的良心正在被告席上接受審訊。最后葉輝媽媽告訴他，葉輝父親3年前去世了，葉輝結婚不到1年，媳婦快要生孩子了。她聽兒子說起過朱春信，所以特地來反映一點情況，證明兒子本質是好的。朱春信一聽，額角上冒出汗來。他本以為在上午的審訊中葉輝沒認出他，沒想到葉輝什么都記得。下午，朱春信心情沉重地來到地區公安局，和葉輝單獨交談。葉輝仍然自信地微笑著，他告訴朱春信，那次武斗受傷由于治療不及時，他差點死掉，養了幾個月的病之后兩派聯合了，建立了革命委員會，他便作為知識青年下鄉了。朱春信誠懇地說：“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四人幫’的干擾破壞，不少人，包括我都犯有這樣那樣的錯誤。我們要吸取教訓，提高思想覺悟”。但葉輝打斷了他的話，說：“您犯了錯誤，可以理直氣壯地控訴林彪、‘四人幫’對您的迫害;我犯了錯誤，卻必須承認追隨林彪、‘四人幫’破壞文化大革命”。朱春信表示愿意站出來承擔1967年9月那場武斗的責任，但葉輝坦然地說：“承擔不承擔隨您的便，反正我要承擔我的罪責。不管給我什么樣的處罰，我都樂于接受，因為我確實犯了罪。……這種處罰是我長知識的代價——盡管它顯得昂貴一些”;“對您，我有批評，但也有喜歡：您能夠承認自己并非一貫正確，您是誠實的，有良心的。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后來也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于是他們在平反昭雪、官復原職后，對自己的錯誤缺點只字不提，只談受迫害的光榮……”。聽了這些話，朱春信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他問葉輝上午為什么不承認用過別的名字，葉輝說：“ ‘葉衛革’這個名字是我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自愿改的，這是一個幼稚和恥辱的標記，我愿永遠拋棄它!”這時公安局領導和李科長走進來，請朱春信到會客室休息。李科長命令看守“把罪犯帶下去”，“罪犯”兩個字使朱春信猛地哆嗦了一下，臉色煞白……。

作品鑒賞 首先要注意的是這篇小說創作和發表的特殊背景——“傷痕文學”的興起。那時，“文革”結束和“四人幫”被打倒時間不長，人們剛剛從十年動亂的惡夢中醒來，許多取材于十年動亂中個人悲慘遭遇的作品應運而生。這類作品中存在著這樣一個模式： 造反分子與“四人幫”狼狽為奸，殘酷迫害革命老干部;“四人幫”被打倒后，邪惡受審判，正義得到申張，老干部揚眉吐氣，回到領導崗位。毫無疑問，這個模式有其產生的現實基礎與合理性。一方面，它真實地概括了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生活現象。另一方面，長期遭受壓抑和摧殘的人們也有權表達自己的憤怒與痛苦，喚回自己的尊嚴。“傷痕文學”的興起是人們肯定自我、回到自我的一種體現。但是，這種文學中也顯然流露出一種簡單化、非理性的傾向：造反派都是十惡不赦的魔鬼，而被迫害者絕對正確。受迫害甚至成了一種光榮的標記。這顯然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它容易使人們對歷史和生活的認識流于簡單化和主觀主義，使控訴者僅僅滿足于控訴別人而失去對自我進行全面認識的自覺性。這又是人缺乏自我意識的表現。而《重逢》正反此道而行之。它表現其他“傷痕文學”作品共同表現的那種生活，但表達了自己獨到的見解，給當時的文壇以有力的沖擊。在這篇小說中，無論是老干部朱春信，還是造反派葉輝，都有其兩面性：朱春信在“文革”中曾經受迫害，但也曾不自覺地站出來亮相，給“小將”們遞磚頭，客觀上加劇了當時的混亂;葉輝曾積極參與武斗，但他本是團支部書記、三好學生，參加“文革”是懷著“不愿看到黨和國家變修”的善良愿望。特別重要的是，這兩個人物不僅能夠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剛剛過去的那段歷史，而且能夠清醒地認識自己，進行自我反省。朱春信并沒有一味控訴別人，或者沉浸在曾經受迫害的“光榮”之中，相反，他雖然被“解放”了，坐到了審判席上，但他心中仍然有矛盾和痛苦。他承認自己在“文革”中也犯過錯誤，愿意站出來承擔1967年9月那場武斗的責任。葉輝受到了審判，但并沒有只為自己辯解，而是愿意接受處罰，并要把這處罰作為長知識的代價。《重逢》通過這兩個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僅肯定了認識生活與歷史的科學態度，而且提供了一種具有哲學意識的思維方式——其核心是高度自覺的理性精神。因此它不僅在當時有意義，而且將永遠有意義——特別是對于那種具有傳統性和民族性、喜歡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思維方式來說。作者在當時舉國上下聲討造反派的情況下能這樣寫，一方面體現了他認識生活的深刻性與超前性，同時也體現了他過人的膽識。從藝術上看這篇小說也很成功。首先是構思的巧妙：把富于戲劇性而又意味深長的“重逢”作為故事的主體。10年前朱春信和葉輝并肩戰斗，而10年之后，他們一個成了莊嚴的審判者，另一個戴著手銬接受審判，同一件事對于兩個人具有截然相反的意義。這種構思一方面強化了朱春信和葉輝不同命運的對比，引起人們的思索，另一方面又縮短了時間和空間的距離，擴大了小說的容量，在有限的篇幅內把10年前的故事和10年后的故事交織起來敘述。其次是敘事角度的獨特。這集中體現在對葉輝故事的敘述上。作家不是像中國傳統小說那樣從“全知”角度(即作家對作品中的人和事無所不知)來敘述，而是通過小說中的人物或“道具”來敘述：通過案卷“提要”對葉輝的案情作簡要介紹;通過朱春信的回憶寫10年前的那場武斗，再通過李科長的審訊敘述武斗中人員傷亡的真實情況，最后通過葉輝媽媽的口敘述葉輝如何由好學生變成造反派。在這種敘述中，作家本人已經隱去了。按敘述學的觀點，這都屬于“次知”角度的敘述。這種敘述角度一方面增強了作品的真實性，一方面使故事被呈現出來的過程富于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