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名作《老鬼·血色黃昏》原文|主題|賞析|概要

作者簡介 馬波原名馬青波，筆名老鬼。祖籍河北省深澤縣，1947年8月22日出生在晉察冀邊區的阜平縣。父親是革命干部，母親是著名作家、長篇小說《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出生后在故鄉由祖父、祖母撫養，1951年4歲時來到北京父母身邊。1954年入華北小學，后轉入育才小學。1960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一附中初中，1963年考入北京47中高中，1966年畢業。1968年到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西烏旗當軍墾戰士。在兵團受迫害，1970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到荒山野嶺中接受勞動改造，受盡折磨。1975年在周恩來關懷下才得以平反。平反后到山西大同礦山機械廠當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1981年畢業，到文化藝術出版社工作。1985年到中國法制報社當記者，兼任《法制文學》編輯部編輯。1989年去美國布朗大學。長篇小說《血色黃昏》是他根據自己8年草原生活的親身經歷創作的，寫成后幾經周折耽擱多年才得以出版。

內容概要 1968年冬，林鵠、雷夏、徐佐、金剛四個北京高中生響應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為了報效祖國，滿懷革命豪情偷偷地去內蒙古大草原。他們帶著毛主席像章、錢、全國糧票、羅盤、刀子、行李、衣服、凍瘡膏、止瀉藥等物，坐火車到張家口，然后沿著沒有盡頭的公路向北徒步行進，塞外的寒冷使他們鼻頭通紅。但地方干部拒絕接收他們，因為他們是未經組織允許私自跑來的，而且各旗縣的知識青年已經安排滿了，沒有力量再接收。在徐佐的提議下，他們割破手指用血寫下決心書，發出“是七尺男兒生能舍家，做千秋雄鬼死不回城”的誓言，闖進內蒙古軍分區趙司令的家，請趙司令幫助。趙司令在他們的決心書上簽了字，他們被分配到西烏旗巴顏孟和牧場，留在了錫林郭勒大草原上。但貧下中牧的形象并不像報紙上說的那么好，使他們非常失望。開批判會的時候牧民們東倒西歪睡大覺，或者嬉皮笑臉，吹牛吐口水玩，手里的語錄本臟污污的不堪入目。由于挖“內人黨”挖過了頭，各級領導班子癱瘓，工作沒有人抓。知青們閑著沒事，決定采取革命行動，去抄牧主的家，但徐佐認為這樣太草率，會影響知青與牧民的關系，拒絕參加。1969年1月1日，林鵠和雷夏去抄牧主貢哥勒的家，僅僅抄到了一張皮被子、兩件皮袍、一口袋奶豆腐。林鵠要殺貢哥勒的大黃狗，貢哥勒抱住狗不放。林鵠自恃會摔跤打拳，崇尚武力，對貢哥勒家的人大打出手。趕大車的老姬頭路見不平，一棍子把林鵠打昏了頭。林鵠操起鐵鍬和老姬頭拼命，聞訊趕來的徐佐卻死死抱住他，咬破他的手奪去了鐵鍬，而雷夏則沖上去痛打老姬頭。林鵠覺得雷夏夠朋友，徐佐不是東西。不久，林鵠養的一條狗咬死牧民的許多羊羔，被徐佐按照草原上的規矩殺掉，林鵠便與徐佐斷絕了關系。1969年3月，牧場被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接管，100多名現役軍人、200多名復員戰士和1000多天津知青來到牧場。知青們滿懷激情投入草原建設，但軍人和復員兵總認為他們是來接受“再教育”的，經常欺侮他們，甚至對女知青動邪念。林鵠分在七連，連里有個名叫王連富的山西籍復員兵，自恃身高力大、學過捕俘拳，什么便宜都討，見誰罵誰，卻無人敢惹。一次他偷吃了林鵠的五個包子，還耍無賴罵人、掄斧頭砍人。林鵠忍無可忍，把他打得哭爹叫娘。連里的知青拍手稱快，而沈指導員和復員兵們則懷恨在心。在1971年初的一打三反運動中，沈指導員和復員兵們終于找到了報復機會，他們栽贓陷害把林鵠逮捕，還誣蔑雷夏、劉英紅等知青給沈指導員提意見是反黨。他們把林鵠關在團部一間小屋里，用銬子銬他、凍他、餓他、輪流審訊他，一個復員兵還在夜里把他拉出來痛打，給王連富報仇。林鵠雙手被銬在背后，無法睡覺，吃飯也只能像豬一樣把頭探到飯盆里去。在囚禁生活中，他常常和犯人打架來發泄痛苦，或者趴在窗臺上透過木板的夾縫觀看外面的一切：雞拉屎，豬拱土坷垃，上廁所的男男女女，樹上的麻雀，蜘蛛和蒼蠅打架，等等，都是觀察對象。兵團保衛處方處長親自來審訊，說雷夏已經揭發他，讓他自己把問題講清楚。林鵠悲痛欲絕，只好承認自己說過對毛澤東不應搞個人崇拜、邱會作是老流氓、江青是慈禧太后等壞話。于是他被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押到各連輪流批判，然后送回三連勞動改造。實際上雷夏揭發他是因為方處長說他自己把什么都承認了，還坦白了同雷夏的某些談話。他們中了方處長的離間計，由肝膽相照的朋友變為仇敵。回連之后林鵠好像變成了蒼蠅、細菌、狗屎，誰見誰躲，甚至幫助別人做好事別人也不接受。臟活、累活歸他干，卻不讓他吃飽飯。1970年底，他和三個牧主、還有幾個犯過錯誤的人被派上山去打石頭。天天掄錘、打釬、抱石頭，肚皮上都磨起了一層老繭。每天收工的時候，他總是呆呆地凝視著夕陽，他覺得夕陽像青年的熱血心肝，掛在寒冷的天邊，浸紅了一大片暗淡下去的蒼穹。過春節的時候他一個人留在荒山上，寧愿與石頭、小草為伍，也不愿下山去受人們的歧視。在他最孤獨的時候母親來信與他斷絕了關系，而回北京養病的徐佐卻寫信鼓勵他振作起來。他曾逃跑，想回北京告狀，但被抓了回來。1971年夏天，他又被派往烏拉泰林場伐木。同去的知青以羞辱、欺侮他為樂趣。雖然他干的活比誰都多。一天上午他獨自進山砍了400棵樹，因為怕狼來早回住地，就被雷夏和幾個知青打得眼睛青腫、滿嘴流血。他像一只受傷的狗一樣逃出帳篷，冒著雨在荒山里坐了半夜。1972年4月，徐佐也被捕了，因為他的一位同學的父親和林彪有關系，而他給那位同學寫過一封信，寄過一本圍棋書。被關押期間看守者打他，用厚棉被捂他，把他吊起來又在他腳上捆上大石頭，還不讓他吃飽飯。他死不認錯，破口大罵，餓極了就吃蜘蛛、吃螞蟻，連飛進來的小昆蟲都被他吃掉。不久他瘋了，一會兒大笑，一會兒痛哭，大聲唱歌，夜里還發出狼一樣的嗥叫。秋天，草原上發生了火災，心地純潔的劉英紅等68名知青為了救火被活活燒死，而那時候，團里的劉副政委正抱著一個女知青在床上睡覺。1973年，林鵠要求復查自己的問題，反而受到批判，于是一個人上山看石頭。在孤獨中雖然他用牛牤、保爾·柯察金等人的英雄事跡鼓舞自己，但生理和心理還是發生了變化。不洗臉，不理發，不洗澡，不刷牙，渾身又臟又臭，長滿虱子，餓了就吃，困了就睡，沒有了時間概念，經常發呆，語言能力減退，經常手淫。兵團所有知青也都和林鵠一樣發生了變化，殘酷的現實擊碎了他們的理想，使他們變得平庸、無聊、自私、墮落，甚至為了入黨、為了一個上大學名額費盡心機，爭得頭破血流。千方百計離開草原。齊淑貞為了入黨和領導睡覺，為了上大學在領導面前哭濕了三條手絹，批判林鵠的時候特別積極。金剛把全部心思放在做飯上，膽小怕事，公開宣揚“畏怯哲學”，而且開始學習拍馬溜須。雷夏趁回北京休假學會了變魔術，回兵團后丟掉自尊心去巴結領導，調到團政治處宣傳隊去了。只有徐佐忠于自己的信仰，被放出來之后天天讀哲學書、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著作。1975年秋天，幾個上大學的知青離開草原的時候，40多送行的女知青嚎啕大哭，悲慘的哭聲在草原上回響。1975年底，兵團解散了，國家投資幾億元、幾千人干了七八年，換來的只是對草原生態平衡的破壞，草原的沙漠化。趁兵團解散，干部們損公肥私，侵吞國家財產，大量的木材、玻璃、毛皮、五合板、小麥、白面、羊肉、菜籽油被他們偷偷運回家。林鵠在歷經磨難之后終于被平反，可以調到一個城市去了。想起8年前那句“是七尺男兒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回城”的誓言，想想三位朋友的變化和知青們的悲慘遭遇，他百感交集。1976年初春一個寒冷的日子，林鵠獨自一個人懷著悲壯、凄涼的心情離開了錫林郭勒大草原。

作品鑒賞 《血色黃昏》是老鬼根據自己八年草原生活的經歷創作的，出版的時候它被稱作“一部探索性的新新聞主義長篇小說”，作者在作品題記中甚至說：“它算不上小說，也不是傳記。比起那些纖麗典雅的文學作品來說，它只算是荒郊野外的一塊石頭，粗糙、堅硬?！彼鼪]有雕飾，沒有虛構和夸張，只是用樸素的、真實的敘述，向讀者展示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生活的原生狀態。正是這種寫實特征，決定了作品思想內容的豐富性與復雜性。不同的讀者，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從作品中開掘出不同的內容。但從總體上看，其內容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來認識。首先是社會歷史層面。它描繪了特定歷史年代內蒙古草原混亂而又狂熱的社會生活：上山下鄉，階級斗爭，革命大批判，等等。在這種生活中，人們喪失了理性、良知和秩序。國家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搞所謂的草原建設，結果造成的是對草原的殘酷破壞;善良的牧民貢哥勒只有18只羊，卻被劃了“牧主”成分，成為階級敵人，接受批判和勞動改造;真誠、純潔的城市青年滿懷報國熱情來到草原上接受“再教育”，而那些肩負教育使命的軍人、干部大多是利欲熏心的流氓惡棍;一個知青僅僅因為打了一個流氓無賴，就被逮捕、被痛打、被審訊，從精神到肉體都受了七八年的折磨。其次是人生層面，即向讀者展示特定社會環境中的人生形式。林鵠等四人滿懷豪情來到草原，但八年過去，他們各自采取了不同的人生態度：林鵠野獸一樣沉默而又堅韌地活著，一個根本不愛他、甚至不愿和他說一句話的姑娘成了他全部的精神寄托;雷夏講義氣、愛面子，最厭惡“叛徒”，但最后卻無意中背叛了肝膽相照的朋友，為了離開草原拍馬溜須;徐佐永遠忠于自己的信仰，病魔、酷刑、艱苦的生活都不能阻止他對真理的追求;金剛為了能夠平靜、安全地活著，崇尚“畏怯哲學”，把吃、穿看作人生的最大享受。這些不同的人生形式都既有局限性，又有合理性。特別是把它們放到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去看的時候，就更難以肯定地判斷它是好還是壞。金剛和雷夏墮落了，但不墮落又難以生存;徐佐有信仰、有追求，但幾個小看守就可以像對待一只雞一樣捆他、吊他、打他，置他于死地。其三是心理學層面?！半A級斗爭”中那種群體性的非理性狂熱，林鵠在石頭山上的生活中漸漸地“獸化”、喜歡孤獨，稚氣未脫的小看守從對徐佐的折磨中獲取生活樂趣，徐佐的瘋狂與饑餓感，等等，這些問題都屬于社會心理學的范疇。上述三個層面由淺入深，構成了《血色黃昏》所呈現的那種生活原生形態的基本框架。在展示這種生活形態的時候，作者的傾向性是十分鮮明的。表現在政治評價上，是對個人崇拜、主觀主義、以權代法的批判。表現在道德評價上，是對真與善的贊美和對假與惡的鞭笞。純潔的青年忠于黨和國家。敢給領導提意見，下雨時用自己的被子蓋公家的糧食，為救火獻出生命，而某些“革命干部”卻干些泄私憤、損公肥私、奸污女知青的勾當。貢哥勒曾經被林鵠抄家、痛打，但卻在林鵠最孤獨、面臨生命危險的時候冒雨送他去看病。表現在人性評價上，是對雄性力量的贊美——身處逆境的林鵠具有頑強的生命意志; 又瘦又弱的徐佐卻有比鋼鐵還硬的骨頭，病魔和酷刑摧不垮他。《血色黃昏》雖然是一部以展示生活的真實形態為基本追求的作品。但其美學追求也是自覺的。作者在作品第四十七章中說：“獻身是一種美，求生同樣是一種美。難道一個餓人用牙齒咬斷瘦狼喉管，伏在獸毛里吮吸狼血不是一種驚心動魄的美嗎?”這種表述正可以用來概括這部作品的美學風格。作者對主人公林鵠頑強的生命力的描寫，對徐佐超人的毅力的描寫，對具有原始色彩的草原風光和草原生活的描寫，使作品具有了慘烈、悲壯的風格——或稱作 “雄性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