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有吊詩說：“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童子、“胡兒”都能吟唱《琵琶行》和《長恨歌》可見它們傳播之廣。以《琵琶行》來說，它幾乎一誕生便廣泛流傳，并對以后的詩歌，小說和戲曲創作產生過深遠影響，在日本也曾將它搬上舞臺。并且，還由此引發出一個有趣的愛情故事……

同是天涯淪落人

《琵琶行》是一首長篇敘事詩。白居易于唐憲宗元和十年(815)因上書言事，得罪權貴，被貶為江州州司馬。江州州治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馬是個閑職。在被貶的第二年，他寫下了《琵琶行》。

《琵琶行》敘述琵琶女成為商人婦的故事。寒江夜月，楓葉荻花的蕭瑟秋天，詩人在潯陽江邊的一條船上為朋友餞行，正當主、客感到無音樂助興，心中因離別而感悲凄的時候，忽然聽到江面上傳來悠揚的琵琶聲，原來是鄰舟一位女子在彈奏，于是請她出來演奏一曲。她的演奏使作者和周圍船上的人大為驚嘆和感動。在偏僻的江州為何會有這么出色的琵琶手呢?聽了她的自述才知她本是長安歌伎，曾師事穆、曹二位著名的琵琶師，她不但技壓群芳，而且容貌出眾，長安城中的貴族富豪子弟都慕名前來欣賞她的色藝。每當彈完一曲，客人們竟相贈送的錦緞絲綢多得不計其數，那珍貴的飾物因擊節而打碎，華麗的衣服因嬉鬧而被酒沾污。時間就在這種豪華放縱的生活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流逝，琵琶女的青春一去不返，漸漸地門庭冷落，終因人老珠黃而結束了歌妓的生涯。她嫁給了一個商人，而商人只知營利，經常在外，前月又去浮梁(今江西省景德鎮市)販茶，至今未歸。她獨守空船，回想以往京城的生活，她只能暗中流淚。聽了商人婦的演奏和自述，白居易對她非常同情，也引發了自己因被貶而起的悲哀，他不禁感慨系之：“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于是請她再彈一曲，聽到那高昂急促的琵琶聲，白居易感動得眼淚漣漣，連青衫都濕透了。

白居易精心刻畫了一位下層婦女的形象，她有出類撥萃的演奏技巧，詩中寫道：

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意。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拈抹復挑，初為《霓裳》后《綠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冰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作者從不同角度把演奏者的神情、動作，音調的高低強弱，節奏的緩急，有聲無聲的變化，演奏的環境，感人的效果等揉合在一起，作了多層次的細膩描寫，配合精妙絕倫的比喻，將抽象的旋律轉化為可以感知的具體形象，那轉瞬即逝的樂音也成了永久的存在。千年之后，人們讀這詩，似還感到那音樂的奇妙，不禁為演奏者的高超技藝和詩歌作者的杰出才華鼓掌喝彩。歷來《琵琶行》的讀者，也大抵會對那位身懷絕技的女性寄予同情，她處于被侮辱被損害的地位，她在京城的生活雖然豪華，但只能作為“五陵年少”的玩物。作歌伎必須具各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年青漂亮，一是技藝精湛，而前者尤為重要。一個人的技藝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臻于爐火純青的境地，但容貌卻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衰老。當琵琶女色藝雙絕時，那班王孫公子趨之若鶩，一旦年老色衰，即使技藝已達化境，她也不能再續昔日的繁華之夢。此時擺在她面前的只有所謂“從良”的一條路，而從良必得有人付出一筆可觀的贖身費，能付這筆費用的不少是商人，于是琵琶女便“嫁作商人婦”了。“商人婦”極有可能不是正妻，而是外室，商人經常在外，往來各地，也許不止一位外室。商人重利而不重情，所以她只能以空船、江月、琵琶為伴，過著孤寂凄涼的生活，每當寂寞難耐時，便撫弄琵琶，以驅遣心中的愁悶。“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從這些詩句可以看出她對現狀的不滿和悲傷，但這種狀況她無法改變，“少年事”也早已如逝去的流水，一去不復回了。

詩人自己是《琵琶行》中的另一重要人物。詩的開篇描寫送客情景即已表露詩人的凄涼心境，這種心境固然與離別有關，但同他的被貶處境也難以分解。白居易前期胸懷大志，直言敢諫，一心希望肅清弊政，不料招來被貶江州的橫禍，他的好友一聽到這個消息，就寫下了“垂死病中驚坐起”的詩句，那么作者謫居潯陽的心緒如何，就不難想見了。這非罪遠謫的抑郁心境是與琵琶共鳴的感情基礎。正因詩人政治上受到打擊，心中有無限事，才能從琵琶聲中聽出演奏者的“淪落”心態。《貞觀政要.禮樂》記敘了唐太宗談音樂的話，他說：“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聞之則悲，悲悅在于人心，非由樂也。”他分析了聽者的感情因素在欣賞過程中的作用，有一定道理。白居易正屬“哀者聞之則悲”一類。商人婦亦是哀者，她將哀苦傾訴于琵琶弦上，那飽含感情的樂音便引發了作者心弦的強烈共振。及至聽了商人婦的自述，對她更加同情。他傾倒于商人婦的高超技藝，又尊重她的人格。一個士大夫階級的人能同情并尊重一位不幸的下層婦女，自是不錯，但如果僅此而已，那么白居易的思想就不出一般作者的水平，可貴的是他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將昔日的長安娼女與他這個被貶的政府官員相提并論，又像對知己一樣，向她傾吐了自已的坎坷遭際和內心的苦悶。這樣，他成了她的知音，這也是他能寫出這一撼人心魄的不朽詩篇的重要原因。詩中還寫商人婦聽了白的自述后，即“感我此言良久立”，對白的同情也油然而生。這個時候，兩人的不同社會地位已經成為徒然的存在。人的思想感情融合無間，而琵琶音樂則成了連通感情的紐帶。詩中詠人詠己，殆不可分。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既專為此長安故倡長感今傷昔而作，又連綰己身遷謫失路之懷。直將混合作此詩之人與此詩所詠之人，二者為一體，真可謂能所雙亡，主賓俱化，專一而更專一，感慨復加感慨。”(《元白詩箋證稿Ⅱ第二章)

關于本詩的主旨，宋洪邁曾有一段論述，《容齋五筆》卷七說：“白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遂以謂真為長安故倡而作，予竊疑之”，“樂天之意，直欲撼寫天涯淪落亡恨爾”。他認為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意在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心中之塊壘。這一故事不管是虛構還是寫實，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指出作者在于抒發自己的天涯滄落之恨，確是一語中的。主旨決定了詩的性質，它不會是愛情故事，詩的感情確實極為濃烈，這濃情滲透在敘事和描寫之中，到“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感情發展到最高潮，這是為音樂所感，為商人婦的凄涼景況所感，更有自己的身世之感。作者和商人婦都極富感情，通過音樂和自述，成為知音、知己，然而商人婦的演奏不是“琵琶弦上說相思”，白居易的“為君翻作《琵琶行》”也不是如以前和“長安伎人”間的“曾將詩句結風流”，兩人之間僅相互同情而已，如《唐宋詩醇》卷二二所說：“《琵琶行》滿腔遷謫之意，有同病相憐之意焉。”除此之外，豈有他哉?

故事性質起變化

白居易與商人婦之間本無兒女私情，但后來卻有人用一根紅線將二人牽合在一起，演出了一段姻緣。從現有材料看，《琵琶行》故事性質的演變大約起于宋朝，宋人傳奇小說集《綠窗新話》有《白公聽商婦琵琶》一篇，只是抄錄《琵琶行》的序和詩而略有刪節，最后以唐段安節《琵琶錄》中有關琵琶的一段話結尾，沒有其他變化。在同是宋人傳奇故事的《蘇小卿》中則露出了變化的契機，故事寫雙漸見到鄰船的蘇小卿時，便唱歌挑逗她，歌的前幾句說：“樂天當日潯陽渚，舟中曾遇商人婦。座間因感琵琶聲，與托微言寫深訴。因念‘佳人難再得’，故言‘何必曾相識’。”小說作者雖只是提及《琵琶行》的故事，卻作了極大的改變，說白樂天將商人婦當作難再得的佳人了，即是說已鐘情于她。元以后的戲劇則大演而特演這一愛情故事了。

司馬情淚濕青衫

將《琵琶行》改編為戲曲作品的，宋元間有闕名的《琵琶亭》，現僅存殘曲二支。元代馬致遠有雜劇《江州司馬青衫淚》，簡稱《青衫淚》(有《元曲選》本，中華書局出版)寫白樂天與歌伎裴興奴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該劇劇情也受宋人小說雙漸蘇小卿故事影響，與《琵琶行》相較，情節有很大的變化。

唐時長安歌伎裴興奴色藝俱全，聰明過人，尤擅琵琶。一日吏部侍郎白樂天與學士賈島、孟浩然來到裴家，興奴與白一見鐘情。二人一起生活才半年光景即發生突變，唐憲宗以做詩文誤政事為由，貶白為江州司馬。二人臨別時海誓山盟。別后興奴拒絕接客，這樣過了半年，引起裴母的極大不滿。這時茶客劉一郎帶著三千引細茶，慕名前來找裴興奴求歡，興奴仍堅決不從。裴母貪財，遂與劉定計，寫下一封假信，謊稱白樂天已病死江州。興奴信以為真，悲傷不已，裴母趁機逼她嫁給茶商。興奴無奈，在祭奠白樂天之后，隨劉一郎離開了京城，裴母則得到劉的五百兩銀子。白樂天貶江州一年后，他的摯友元稹奉旨南來采訪民風，經過江州，白樂天在船上置酒相待。適逢裴興奴隨茶船也來到江州，劉一郎每日只知與他的狐群狗黨飲酒作樂，興奴則獨守空船，面對秋江明月，想起昔日情人白樂天，她夜不能寐，只好借琵琶一吐愁懷。白樂天聽出這琵琶聲好似興奴所彈，元稹叫人請她過來，于是情人重逢，互訴衷腸，白寫下《琵琶行》一詩送她。趁著夜闌人靜，二人開船而去。元稹回京后面奏憲宗，說白樂天非罪遠謫，于是憲宗將白樂天宣喚回朝，官復原職，又親自斷案：裴興奴準歸白樂天，裴母被杖六十，劉一郎流放遠方。

原詩中的琵琶女本無性名，劇中則叫裴興奴，這一命名是受《琵琶行序》的啟發。《序》說：“嘗學琵琶于穆、曹二善才”，段安節《東府雜錄》“琵琶”條載：“曹保保其子善才，其孫曹綱，皆襲所藝。次有裴興雙，與綱同時，……興奴長于攏拈……時人謂曹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從琵琶女到裴興奴，人物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琵琶女在長安“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閑度”，成為商人婦后，雖有不滿，卻屈服于命運的安排。裴興奴則不同，她母親說她“一來性兒好自在，二來有些揀擇人”，她不喜歡熱鬧豪華，不隨便應酬，特別是對自己的職業和地位，她有清醒的認識，因此她希望改變現狀，“幾時將纏頭紅錦，換一對插鬢金釵”，希望有一個婚姻歸宿。因為有見識，所以她的擇婿標準重人不重財，她對愛錢如命的母親還冷嘲熱諷，說她“銀堆里舍命，錢眼里安身”。由于能擺脫金錢的誘惑，所以興奴一心追求她理想中的愛情。白樂天等人初到裴家，在興奴眼中不過是幾個“酸寒秀才”，但卻偏偏與白一見鐘情，她之所以愛白，是“愛他走筆題詩，出口成章”，愛他人品高，才華富”，完全沒有金錢的因素。劇中的白樂天不同于五陵年少，他不是風月場中的老手，初去裴家還不好意思進門，又囊中羞澀，不但不能“爭纏頭”，無力作出“一曲紅綃不知數”的賞賜，而且拿不出銀子作灑錢，的確酸寒。可是興奴覺得白樂天尊重自己，“是幾個英俊才，偏他還咱一拜，怎做的內心兒不敬色”，這是產生感情的良好前提。終于二人“相伴頗洽”，感情無間。不料政治上的風云變幻造成勞燕分飛，遭此突然打擊，二人愛情面臨嚴峻考驗，一曲〔仙呂.端正好〕唱出了興奴在送別時的復雜心理：

有意送君行，無計留君住，怕的是君別后有夢無書。一尊酒盡青山暮，我慍翠袖淚如珠，你帶落日踐長途。情慘切，意躊躇，你則身去心休去。

這支曲子頗有情韻，它描寫了興奴被迫分離時的痛苦，無計留君的惆悵，怕情人此去便杳如黃鶴的憂慮，也表達了希望情人用情專一的要求，實際上又是對她一往情深的表現。曲中所寫青山暮色、落日長途的景色，更增別離的悲涼。由于二人的結合有深厚的感情基礎，所以白樂天被貶，裴興奴仍對他矢志不移， “誓托終身”，“此別之后妾身再不留人，專等相公早些回來”，表現了對愛情的堅貞態度，白樂天則以“決不相負”來報答她的深情。

分別后裴興奴的性格進一步發展，她實踐了自己的誓言，再也不是可以任人攀折的臨歧柳了，她“也不梳妝，也不留人，只在房里靜坐。”對待劉一郎的糾纏，她既不屈服，又曉之以理。在《琵琶行》中，只有“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三句虛寫茶商，劇中茶商則有名有姓，江西浮梁人氏。其人自命風流，他的上場侍說：“都道江西人，不是風流客。小子獨風流，江西最出色。”十足見其惡劣傖俗。他一見興奴便以三千引細茶，五十兩銀子相引誘，遭到了興奴的嚴拒，叫他“過一邊去”，罵他“不知高低”，但又為對方著想，勸他不要掉入老虔婆的陷人坑，斷送了家產，枉受熬煎。這里又表現了她的侍人的善良之心。興奴的善良之心，卻換來了虔婆和茶商的奸計，她誤信情人身死，無奈，只好嫁給茶商。第二折中寫興奴離家前唱的幾支曲子頗能傳達她的復雜心情，現以二曲為例：

〔叨叨令〕我這兩日上西樓盼望三十遍，空存得故人書不見離人面。聽的行雁來也我立盡吹蕭院，聞得聲馬嘶也目斷垂楊線。相公呵，你原來死了也么哥，你原來死了也么哥，從今后越思量越想的冤魂兒現。

〔二煞〕少不的聽那驚回客夢黃昏犬，聒碎人心落日蟬，止不過臨萬頃蒼波，落幾雙白鷺，對千里青山，聞兩岸啼猿。愁的是三秋雁客，一夏蚊雷，二月蘆煙。不見他青燈黃卷，卻索共漁火對愁眠。

〔叨叨令〕寫興奴整日地盼望情人消息，聽雁來則盼書信，聞馬嘶則盼人回，望眼欲穿的結果卻是死訊，所盼與所得絕然相反，由一心希望到突然絕望，這精神上的致命一擊使她“痛煞”、“閃煞”。〔二煞〕寫興奴想象今后客居他鄉，飄泊不定的生活。作者極力鋪排，將她的悲愁渲染得淋漓盡致，其凄苦之情全用景語寫出，化用前人詩句而恰到好處。從這里可以看出馬致遠雜劇的語言風格，即本色與清麗的結合。

裴興奴雖嫁給了劉一郎，但舊情難忘，劉一郎的浪蕩更使她思念白樂天。潯陽江頭的重逢又點燃了她的希望之火，對幸福生活、理想愛情的追求，使她主動、大膽地和白私奔，離開了“村沙勢樣”的劉一郎，得以和心愛者永相廝守，從而一掃年來的苦悶悲傷，顯得特別輕快，第三折〔水仙子〕、〔太清引〕摹寫了這種心情：

〔水仙子〕再不見洞庭秋月浸玻璃，再不見鴉噪漁村落照低，再不聽晚鐘煙寺催鷗起，再不愁平沙落雁悲，再不怕江天幕雪霏霏，再不愛山市晴嵐翠，再不被湘瀟暮雨催，再不盼遠浦帆歸。

〔太清歌〕莫不是片帆飽得西風力，怎能夠謝安攜出東山妓。此行不為鱸魚膾，成就了佳期，無個人知。那廝正茶船上和衣兒睡，黑婁婁地鼻息如雷。比及楊柳岸秋風喚起，人已過畫橋西。

〔水仙子〕以排比手法鋪敘一連串暮時景色，每句一景，這些景色黯淡凄冷，正是半年來漂泊、寂寞生活的寫照，可是每句前面加上“再不×”后，情調即逆轉，那種結束寂寞的漂流生活的喜悅之情便躍然紙上了。〔太清引〕寫興奴擺脫了劉一郎，同白樂天私奔，情調輕松愉快，對劉一郎的揶揄也是這種情緒的表現，最后—句“人已過畫橋西”，就像一幅美麗的畫圖，活現出此時人物內心的幸福感受。

《青衫淚》在《琵琶行》的基礎上虛構了更多情節，擴大了抒寫范圍，馬致遠筆下的女主角形象個性比較鮮明，在元人雜劇所塑造的眾多妓女形象中是有特色的一個，相形之下，白樂天的形象則顯得較為蒼白。從情節安排看，第四折只是前幾折內容的重復，皇帝斷案賜婚結尾亦落常套。

再灑情淚為伊人

明代作家顧大典又在雜劇《青衫淚》的基礎上寫出了傳奇《青衫記》(有《六十種曲》本，中華書局版)，仍是演白樂天與裴興奴的愛情故事，不出才子佳人的路數。白“豐標俊雅，才調風流，乃當今才子”;裴興奴“姿容獨步，才技無雙”，所以一個“我愛你風情月調”，一個“我愛你歌唇舞腰”。與《青衫淚》一樣，二人姻緣中雖有分離的波折，可是有情人終成眷屬。明呂天成《曲品》評此劇為“元、白好題目，點綴大概亦了了”。顧作與馬作的主要不同處一是關目安排，一是人物設計。《青衫記》內容較復雜，在裴、白愛情故事中穿插了元、白應試對策、河朔兵變、興奴避亂、白抗疏忤旨等等，它所描寫的社會內容更為廣闊，開篇通過白樂天、元稹之口，道出了中唐社會統治階級內部的深刻矛盾，內則無直臣，言路不開，“滿朝鉗口，百僚結舌”;外則藩鎮割據，擁兵作亂，“虎臣矯矯，化為蛇蝎”;此外還有朝官與宦官的矛盾。劇本在這一背景中展開情節，白樂天的宦海浮沉，以及與裴興奴的悲歡離合，都與這一背景密切相關。在策試中他主張“皇威當振，講武修它，二者皆明訓，推轂還須任虎臣”，因對策稱旨，被賜進士及第，授左拾遺兼中書舍人。于是乘興郊游，得遇妓者裴興奴;兩情諧合。河朔兵變后，白抗疏言兵，并請罷宦官監軍，結果懺旨，被貶為江州司馬。去江州前，他趕往城郊與興奴話別，不料興奴已為避亂兵而匆忙他去，因此二人失卻聯系。作者讓人物活動在社會劇烈變動的大舞臺上，置身于政治漩渦中，這是該劇上半部的一個重要特點。但頭緒過多，不夠緊湊，是其缺點。《青衫淚》寫白樂天遭貶是因為做詩文誤了政事，那顯然是膚淺的，該劇也沒有反映中唐社會的諸多矛盾，戲劇沖突主要表現在愛情糾葛上，《青衫記》也描寫了這種糾葛。如何解決白、裴與劉一郎之間的矛盾呢?《青衫淚》卻比《青衫記》處理得好，前者以裴、白私奔來完成團圓，后者卻以劉一郎酒醉掉入江中淹死來消除破鏡重圓的障礙，這種處理方式既太偶然，又削弱了興奴敢與命運抗爭的精神。在關系人物命運的轉折關頭，如何構思戲劇沖突，往往能看出作者技巧及思想的高低。在兩個劇本中，興奴之嫁給劉一郎同是出于被迫，但在《青衫淚》中是因為被騙，以為白樂天已死，希望破滅而迫不得已;在《青衫記》中則僅僅是因為母親強逼，這種處理方式是簡單的，直線式的，缺乏戲劇性，裴興奴顯得太容易屈服，請看《茶客娶興》出中的〔山坡羊〕：

急煎煎雨僝云僽，怨寥寥粉消紅瘦，虛飄飄如家浪浮鷗，眼巴巴盼不到的文鴛耦。淚暗流，孤身不自由，紅顏薄命，薄命從來有，誰似今朝落人機彀。含羞，又抱琵琶過別舟;難留，又是冤家不聚頭。

這段曲文是興奴隨茶客走前所唱。她只知自嘆自怨，把眼前發生的一切歸之于“命”，遠不如《青衫淚》第二折所寫。當然這不同的處理方式，也與時代思想和作者的認識有關，一般說元代禮教觀念有所削弱和淡化，可以公然由戲中的皇帝口中說出“便私奔這也何妨”(《青衫淚》)，裴興奴也可將娘親作為老虔婆而大罵特罵。而照傳奇頗重宣傳忠孝節義，道學氣濃，顧大典就寫了傳奇《風教編》，呂天成《曲品》說它“趣味不長，然取其范世也。”顯然是為宣揚封建倫理道德而作。而私奔、違逆母命之類不合封建教條，于是顧大典把《青衫淚》中興奴詛咒親娘的話幾乎全不采用，她成了一個孝順的女兒，聽從母親的意愿嫁給劉一郎，同時又寫她一直拒絕與劉同床，以保持她貞節，都顯得勉強。又改劉一郎為落水死去，以避免私奔，這些正是作者封建道德觀念的反映。

《青衫記》以青衫作為貫串全劇的線索，劇情依質衫——贖衫——還衫——寄衫——濕衫這一線索發展，雖有牽強之處，但脈絡清晰。劇中兵變是造成白、裴分離的關鍵。關于兵變的情節，有第九出《河朔兵變》、第十二出《河朔交兵》，此外，第十三出《贖衫避兵》虛寫兵變，第二十四出《娶興人至》中，裴母說“如今干戈寧靜，即日回到長安去了”，一句話便將兵變結果交代過去，既照應了前面，又不使情節再生枝蔓。最后寫白樂天蒙召回京，仍是以皆大歡喜作結。

《青衫記》人物眾多，但其中沒有《青衫淚》中出現的賈島和孟浩然。孟是盛唐人，白、賈是中唐人。王驥德《曲律.雜論》指出，元曲家對待歷史事件和人物有點隨心所欲，信于拈來，而不問年代先后。所以孟浩然可以與他死后才出生的人成為好友。照戲劇家則不同，對待歷史要比元曲家認真(當然不排斥虛構)，所以顧大典要刪去孟、賈，增加劉禹錫，又加強了元稹的戲，歷史上元、白、劉三人便是好友。戲中還增加了小蠻和樊素這兩個人物，她們本就是白居易的姬妾，唐孟棨《本事詩.事感》說：“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為詩曰： ‘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劇中的樊、蠻很富同情心，熱情收留了逃難而來的裴興奴，得知裴是白的情人后，把裴當作一家人看待，還想帶她一道去江州，因裴母堅決反對才作罷。后又將裴的遭遇告訴白，并拿出首飾作贖金，催白接裴，一片善良心腸。作者塑造的小蠻、樊素，表現了古代婦女的某些美德，但最后一出套用《三婦艷》的形式，描繪一夫多妻的和樂融融與《青衫淚》相此，卻是一個倒退。男主角白樂天是作者大力歌頌的人物，他關心國事，第二出(高陽臺〕中的“藩鎮縱橫，朝綱解紐，正澄清攬轡時節”，鮮明地表明了他反對藩鎮割據的態度。他忠君，在當時這種思想含有維護中央集權，維護國家統一的意義;他忠于職守，身為諫官，看到“朝延多故”，“深州窘卒誰安定，下博饑民勢若傾”，就希望“早宜區處，拯濟生靈”。為此他不顧個人安危，犯顏直諫，“向丹闕抒忠耿”。這時的白樂天是一個性格耿直，充滿生氣的形象。被貶之后，他在江州過著自由自在的悠閑生活，永日陶醉在湖光山色之中。他只是因為無親人而感到寂寞，于是先遣人接來小蠻、樊素，后又派人迎娶興奴，聽琵琶、訴別情而淚雨滂沱，青衫盡濕。總之、在后半部劇中，白樂天當年的朝氣幾乎蕩然無存。最為奇特的是，劉一郎淹死后，劉禹錫、元稹要興奴隨白回衙，白竟說：“興奴已作商人婦，恐怕使不得。”經劉、元開脫才解除顧慮。后半部的白樂天未免太氣短了些。由于作者對白樂天的江州生活作了恬然自安的描寫，所以劇中最后雖有“天涯淪落不勝情”的話，但天涯淪落之恨卻也大大削弱了。

又是天涯滄落情

因為《青衫淚》和《青衫記》(以下簡稱兩《青衫》)對《琵琶行》的主題改變過大，從而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清人江春說：“舊人撰有《青衫記》院本，命意遣詞，俱傷雅道。”(《四弦秋序》)于是他的朋友蔣士銓(1725—1785)據《琵琶行》撰《四弦秋》(有《藏園九種曲》本)雜劇，“用洗前陋”。梁廷楠也說：《四弦秋》因《青衫記》之陋，特創新編。”(《曲話》卷三)。蔣士銓不僅是清代有名的戲劇家，而且是名詩人、史學家，清楊恩壽在《詞馀叢話》中稱蔣的《藏園九種曲》、“具史官才、學、識之長”。因為是史家，所以他寫劇本極重史實，改編則忠于原著。《四弦秋自序》即表現了這種態度，他說：“乃剪劃詩中本義，分篇列目，更雜引《唐書》元和九年、十年時政，及《香山年譜自序》，排組成章。

《西弦秋》分《茶別》、《改官》、《秋夢》、《送客》四折，寫長安名妓花退江因年老色衰嫁給潯陽茶商吳名世(諧無名氏之音)，吳重利貪財，經常外出販茶，將花退紅一人留在江州，與孤舟、琵琶為伴。贊善大夫白居易因作詩指責時弊，觸怒了權貴，執政借口他在宰相武元衡被刺事件中先諫官上疏，將他貶為江州司馬。一天晚上，白在潯陽江頭送客，聽到琵琶聲，請演奏者花退紅過船相見，聽了她的湛演奏和不幸身世的訴說，引起白居易“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深沉感慨，因而沮濕青衫。第二天他根據此事寫作《琵琶行》。

由《琵琶行》到兩《青衫》，到《四弦秋》，經歷了“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兩《青衫》改變了《琵琶行》的主旨，《四弦秋》又改變了兩《青衫》的主旨，重新奏出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主題。劇中的花退紅已是半老佳人，嫁給茶商吳名世后，不可避免地產生沖突，花重情，希望夫妻恩愛，廝守過活;吳重利，是個“多財婿，寡情爺”，他擱不下“銅山金穴”，雖經花退紅一再婉勸，但當另一茶客烏子虛一來相邀，便說“買賣事大，顧你不得”，撥腿而去，一去便音信杳然。嫁了這么一個不知感情為何物的“莽漢”，她深感孤獨、惆悵，在影單形孓的飄零生涯中，不由回憶起京都生活。在第三折中作者別開生面，采取插敘的手法，用夢幻的形式來追述昔日的繁華，與現實對比，形成極強的反差，更見今日的凄苦。入夢前她唱了一曲〔小桃紅〕：

曾記得“一江春水向東流”，忽忽的傷春也。我去來江邊，怎比他“閨中少婦不知愁”。才眼底，又心頭，捱不過夜潮生，暮帆收雁聲來趁著蟲聲逗也。靠牙檣數遍更籌，難道是我教他、教他去覓封侯?

曲文寫得情景交融，滔滔江水，夜潮暮帆，雁聲更聲，無不含情，她的憂愁就如不盡的江水，又如夜潮之洶涌澎湃，那凄涼的雁聲蟲聲正與她的心聲相應，已是夜闌人靜，只有更聲陪伴著這位不眠之人。作者借用古人詩詞，繪出詩情畫意，正用反用，點化無跡。

再請看入夢后唱的〔黑麻令〕：

拋撇下青樓翠樓，便飄零江州處州，訴不盡新愁舊愁。做了個半老佳人，廝守定蘆洲荻洲。渾不是花柔柳柔，結果在魚舟釣舟。剩當時一面琵琶，斷送了紅妝白頭。

這真是傷心人語!作者巧妙地用前后句景語作今昔對比，表現花退紅對其一生不幸的傾訴，對晚景的悲涼感嘆。曲中疊字雙聲，繁音促節”進一步加強了表現力，從中看出作者作為詩人的才華。花退紅雖然感情生活是那么不如意，可是她仍然一心系在吳名世身上，夢醒后便想到“不知他那幾擔新茶可曾賣去否”，這實是盼望丈夫趕快能把新茶賣完，早日返家，這也是花氏對夫妻團聚生活的盼望。但這種盼望竟成了一種奢望，第四出自訴身世后，她痛苦地唱道：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他一去浮梁不見來，守空船難耐，歡娛夢，好傷懷。把四弦收，一聲裂帛。曲終時，低鬟重拜，料西舫東船不解，只一片江心月白。

前人說此曲妙處如“彈丸脫手，神妙獨到，斯為化工。”作者熔鑄《琵琶行》的詩句入曲，恰到好處地寫出她孤舟獨守的寂寞、悲苦心境。作者為商人婦取名花退紅就有概括她一生由盛而衰的寓意，并突出她現實處境的悲哀。

蔣士銓《四弦秋》中還依據史實揭示了白居易被貶的遠因近因，遠因是“論事殿中，天子變色”，此外，作諷喻詩又得罪了權貴，一旦有事，他們便乘機參劾;近因是越職言事。而這些正表現了白居易的忠鯁，為國為民的赤誠。即使被貶江州之后，他仍關心國事，他分析時局，關心朝政，正所謂是“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吧，這也是與兩《青衫》不同之處。作者還著重描寫了白居易被貶的抑郁心緒，當花退江的琵琶與自訴，引起了他強烈的天涯淪落之感時，他唱道：

瘦嬋娟，啼痕暗揩，鈍男兒，淚珠似篩，同一樣天涯愁憊。流落恨，怎丟開;遷謫恨，上心來。(〔南園林好〕)

同樣的“天涯愁憊”使花、白二人都淚落漣漣，將花之流落恨與白之遷謫恨連綰一起，極寫白居易心情的沉痛，也突出了原詩“同是天涯淪落人”的主題。

〔尾聲〕則進一步推而廣之：

看江山不改人相代，嘆兒女收場一樣哀。(明日下官將一事譜作《琵琶行》一首，使他日播于樂府，教那普天下)不得意的人兒淚同灑。

《琵琶行》中的盛衰之感，淪落之恨，只限于琵琶女與作者二人而已，充其量不過還有送客時的座中之人，而蔣士銓卻擴大到“普天下不得意的人兒”，這自然包括不得意的作者自己。他在《琵琶亭別唐蝸寄使君》詩中說：“青衫我亦多情者，不向東流落淚痕。”不落乃是想強忍淚水，人到傷心處，恐怕想忍也忍不住。蔣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中進士，入仕途，二十九年(1764)辭官南歸，三十七年(1772)作《四弦秋》，正是他不得意的時候，因而借劇中人物之口而發感慨。在《改官》出中，白居易的好友給事中薛存誠說，朝中權貴排斥白居易不遺余力，“方今有道之士尚且如此，難怪六朝擾擾時，賢人把臂入林也。”就在這一出中又有“才高官不利，貶謫去訌州”的話，看來這不只是寫古事也關到現實。《茶別》中茶商不顧花退紅而去后，艄婆勸花說：“娘子，不但夫妻，大凡世上的交際都是如此，再不要去白殷勤，假親熱。”這恐拍也是作者的感慨之言。所以張景宗序《四弦秋》說：“借酒澆重重塊壘，君其然乎!”不過作者能將自己的感慨有機地溶化在劇情之中，不使劇中人物僅僅成為自己思想的傳聲筒。

劇中有兩條線索，花退紅嫁作商人婦和白居易被貶。這兩條線索交替發展。各不相干，最后在潯陽江頭重合。作者有意將二人遭遇一幕一幕地展現在觀眾面前，讓觀眾看出他們身分以及具體遭遇雖有不同，但盛衰變化，不幸命運又多么相似，從而水到渠成地引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的主題。就像《琵琶行》一樣，花、白二人萍水相逢，他們之間的關系沒有超出相互同情的范圍，與兩《青衫》大異其趣，卻對原詩的主題更予突出。前人稱賞《四弦秋》，一方面是因為它的文詞優美，另一方面則是由“淪落”不得意而引起了共鳴。作者的朋友江春說的“殆人人如司馬春衫矣”，就道出了個中原因。所以《四弦秋》在流傳中惟有《送客》出“傳唱更”(楊恩壽《詞馀叢話》)。但江春所說“太傅之詩與太史之詞，皆千秋絕調，合而為一，其尤足以感人也。”則稱譽過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