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僧院道觀之中，戒律森嚴，儼然是禁絕人欲之處所。事實上“清凈堂中”從來不曾清凈過，僧尼道姑們總不免要思凡，只要他們是人而不是神，壓抑了的情感總會尋找機會奔迸而出。

當著左派王學的杰出代表王艮、李贄等進步的思想家猛烈沖擊一時占統治地位的程、朱理學時，在文藝創作領域也不斷出現描寫寺觀道院中戀情故事的戲曲小說作品，這類作品與湯顯祖的《牡丹亭》等作品一樣，也旨在對抗專制主義的思想壓迫，以情對理，是對人性的呼喚，是沖決羅網的吶喊。如馮惟敏的雜劇《僧尼共犯》，嬉笑怒罵，意在言外。第一折凈扮僧人一上場就是笑罵：“想俺佛祖修行住世，身體發膚，不敢毀傷，留頭垂髻，并不落發，哄俺弟子剃做光頭不好看相。佛公佛母，輩輩相傳，生長佛子。哄俺弟子都做光棍，一世沒個老婆，怎生度日。尋思起來，是好不平的事也呵。”接下來的[混江龍]曲更是直潑不掩：

都一般成人長大，俺也是爺生娘養好根芽。又不是不通人性，止不過自幼出家。一會你把不住春心垂玉筋，一會你盼不成配偶咬銀牙……

然而，在這類作品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還要數陳妙常與潘必正的戀愛故事。

一、“詞挑”與“詞拒”

我國古代的戲曲小說作品，常常將悲歡離合故事或纏綿的愛情故事附麗于歷史上實有的著名人物，上至帝王將相，顯官貴爵，下至文人墨客、名媛淑女，例子是不勝枚舉的。漢元帝、唐明皇自不必說，司馬相如、蔡伯喈、李益、王十朋等等，自為人們所熟知。南宋著名詞人張孝祥，也在其列。陳妙常和潘必正的戀愛故事，最早見于記載，與這位赫赫有名的張孝祥有些瓜葛。孝祥字安國，別號于湖居士，歷陽烏江(今屬安徽和縣)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廷試第一，孝宗朝曾任中書舍人、顯謨閣直學士，又任建康(今南京)留守，因支持張浚北伐被免職。后知荊南兼湖北路安撫使，乾道三年(1167)起知潭州(今長沙)，致仕歸蕪湖，乾道五年(1169)卒葬建康。著有《于湖居士集》和《于湖詞》。

陳、潘于女貞觀中相戀故事，最早見于《古今女史》，張思巖(宗橚)《詞林紀事》卷十九載陳妙常[太平時]詞一首，詞曰：

清凈堂中不卷(一作“掩”)簾，景悠然。閑花野草漫連天，莫狂言。獨坐洞房誰是伴，一爐煙。閑來窗下理琴弦，小神仙。

張宗橚引《古會女史》一則，乃陳妙常詞之本事：

宋女貞觀尼陳妙常，年二十余，姿色出群，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詞載《名嬡璣囊》。后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為夫婦，即俗傳《玉簪記》是也。

稱引畢，張宗橚加按語云：“此詞見《初蓉集》。考于湖并無調女貞觀尼詞，豈自毀其少作，不欲流播耶?又按《玉簪記》中，有于湖調女貞觀尼詞，恐不足據。”

張于湖留守建康時期，究竟有無與女尼之間一段風流韻事?不得而知，也不必去坐實。然查《于湖詞》，其中確有一首[減字木蘭花]，題作《贈尼師》：

吹簫泣月，往事悠悠休更說。拍碎琉璃，始覺從前萬事非。清齋凈戒，休作斷腸垂淚債。識破囂塵，作個逍遙物外人。

或許因了這首詞，知于湖與尼師有些來往，遂敷衍出了《古今女史》中之一則軼事吧。不過這首[減字木蘭花]看不出“調”意，而《古今女史》上卻說“以詞調之”，這是為什么呢?我們看陳妙常的[太平時]詞，中含“拒”意，是再明顯不過的了，尤其是“莫狂言”三字，顯然是有針對性的。有“調”方可言“拒”，故以陳詞之義，而言張詞為“調之”。陳妙常詞又見于《詞苑叢談》、《漁璣漫抄》和《碧聲吟館詞麈》，而《古今女史》的一則關于張于湖詞調陳妙常以及陳、潘結成眷屬的記載，則又見于馮夢龍的《情史類略》卷十二、焦循《劇說》卷二、李調元《劇話》卷下以及姚燮《今樂考證》卷五，文字出入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古會女史》這則軼事中，張于湖是主要的人物，而潘法成則是附帶提到，關于潘法成與陳妙常之間的戀情也語焉不詳。到了后來的小說中，潘法成就成了女貞觀觀主，由男而變女了;與陳妙常相戀的書生則為法成的侄兒潘必正。于是張于湖漸漸變成了次要人物，他初以詞挑陳妙常，不過是一時之興，最終又賴他玉成一對有情人。

描寫陳、潘于女貞觀中相戀的小說作品主要有萬歷二十五年(1597)金陵萬卷樓刊印的的《國色天香》卷十中的《張于湖傳》、金陵書肆所刻《燕居筆記》卷九中的《張于湖宿女貞觀》、萬歷間福建書商余象斗所編《萬錦情林》卷一中的《張于湖記》。此外馮夢龍增編、余公仁批補的《燕居筆記》卷七有《張于湖宿女貞觀記》。實際上，以上四者當同本于《古今女史》，只是文字上略有出入罷了。胡士瑩鑒于《張于湖宿女貞觀》話本不易看到，在他的《話本小說概論》中據《燕居筆記》全文抄錄，并推斷說“其中詩詞和答及判牘的風格，極似明人，當為明弘治嘉靖間的作品”。

話本小說《張于湖宿女貞觀》較《古今女史》中的片斷記載，故事情節豐富得多，描寫也細膩得多。小說開始寫張于湖遵父命上京應舉，榮登虎榜，除授江西臨江縣尹。三年任滿，升越州通判。未及一年，又改開金陵建康府尹。他帶領伴仆王安，買舟江行，來到揚子江邊。于湖有意避開來迎接的公人，同王安來到通江橋畔，一路游賞。時在八月，天氣炎熱，于湖命王安尋個清靜寺觀，沐浴解涼。待王安尋到后，引于湖入觀，觀主潘法成出來相見。于湖化名作王通甫，隱去自己的府尹身分。小說中的張于湖，可以說是風流狂放，甚至有幾分輕薄。如描寫于湖與四十八歲的法成相見時，小說作者寫道：

于湖將眼覷，見觀主頭帶星冠，身披鶴袍，人物清標，豐姿伶俐。于湖暗暗喝采道，不知來到女貞觀，遇此觀主，半老佳人，恁般風韻。調《西江月》一闕，單道觀主妙處：

半舊鞋兒著穩，重糊紙扇多風，隔年煮酒味偏濃，雨過夭桃色重。有距公雞快斗，尾長山雉梟雄。燒殘銀燭焰頭紅，半老佳人可供。

胡士瑩所說詩詞和答“極似明人”，于此可見端倪。

及待陳妙常出場，小說中這樣描寫道：

簾櫳響處，只見一人俄然而來，頭戴七星冠，身披紫霞服，皂絲絳，紅朱履，約有二十余歲，顏色如三十三天天上玉女降凡間，精神如八十一洞洞中仙子下瑤池。生得豐姿伶俐，冠乎天成。于湖一見，蕩卻三魂，散了七魄。

這陳妙常乃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十三歲于此觀出家，如今十年過去，已是二十三歲。于湖傾心于妙常的姿容，月下吟詠，潛蹤聽琴，粉壁題詩，又以[臨江山]小詞一闋投遞妙常，歇拍曰：“有心歸洛浦，無計到巫山。”這可真的含有明顯的“調”、或叫“挑”意了。妙常看罷，既好笑又氣惱，遂寫[楊柳枝]一闋作答，中有“道心堅似絮沾泥，不狂飛”句，婉拒之意甚明。不意于湖仍不肯罷休，又作[楊柳枝]一闋，進一步挑之。于是，就引出了妙常那首[太平時]“清凈堂前不卷簾”來。小說強調了“挑”和“拒”，這里的于湖之挑，不用《于湖詞》中的[減字木蘭花]，無論[臨江仙]還是[楊柳枝]，挑動之意非常突出，這大約是話本小說作者的創造了。

于湖遭拒之后，自悔性子忒急，若有所失，便辭別歸船，往城中上任理事去了。陳妙常靜下心來之后，也懊悔不己，覺得那官人舉止不俗，“看他詩中語句，從此惹起凡心，常有思念之意”。且也后悔自心性急，落得兩心惆悵。

且說觀主潘法成有個侄兒潘必正，進京赴考，頭場考過，忽然患病，未能終場。這一天必正來到女貞觀拜望姑姑，準備小住數日。必正早晚在觀中，與妙常相見，彈琴閑話，吟詠答和，互相遂生愛慕之情。一次必正偶到妙常處，在一本《通鑒》中發現妙常寫的[西江月]一闋，因其中有“強將津唾咽凡心，爭奈凡心轉盛”句，知妙常并非道骨仙家，也寫一首[西江月]，意在情挑。歇拍一句“暫許彩鸞同跨”，惹得妙常一時惱怒，要與必正同去見觀主論理，必正只得從袖中取出妙常[西江月]原詞，并熱烈地向妙常表達了自己的愛慕之情，妙常回嗔作喜，兩人終于在女貞觀中私下里結合了。

妙常懷孕，二人私情又為法成識破，法成問必正，是否愿娶妙常，必正回答得斬釘截鐵，法成無奈，欲經府尹判斷。原來府尹張于湖與潘必正是故友，便托言潘、陳二人曾指腹為親，只因兵火隔離，未得完姻。如此順理成親，于湖判令妙常還俗，與必正成親。這個結局與馮惟敏雜劇《僧尼共犯》的結局有相通之處。《僧尼共犯》中的和尚明進與尼姑惠朗私會，被捉送官府，官府令他們還俗結為夫婦。這反映了當時人們沖決窒息人欲，禁錮人性的理學羅網的強烈愿望和美好理想，顯然與當時思想領域的斗爭有密切關系。

二、道觀中的青春覺醒

如果說話本小說《張于湖宿女貞觀》是在《古今女史》一則軼事基礎上加以創造性的發揮，從而變得豐富、生動起來，但它還沒有完全脫掉文人艷遇、捏合成婚的窠臼，立意并不深刻，格調也不高。如寫張于湖見了法成及妙常后的輕狂之舉，一直到他與故友潘必正邂逅敘談時，還未曾忘記女貞觀中“有一好物在彼”，將妙常視為：“好物”這與《鶯鶯傳》中的“懲尤物”、“窒亂階”如出一轍，完全是士大夫階層的一種低級趣味。小說的結尾處，說“于湖舉必正賢良方正，授蘇州府吳江縣尹，官至禮部侍部。妙常生一男一女，夫妻晝錦榮歸，盡天年而終”。這樣一來，便削弱了作品反對封建禮教與沖決理學樊籬的鋒芒，與一般才子佳人的風流韻事沒有多少差異了。從矛盾沖突方面來考察，小說通篇缺少波折，主人公的戀愛并無多大的風險，“姑阻”一線故事，沖突也談不正激烈，法成供狀中還百般的為潘、陳回護，參予了“捏作指腹為親”，說什么“有原割衫襟合同為照”，“輻輳姻緣，俱在青春之際，如樂昌破鏡重圓，似文君當壚之愿”。妙常懷孕后，必正竟欲“入城贖一貼墜胎藥吃了便下”，而妙常只是怕“出丑”，要“尋個死路”。一個不負責任，一個心胸狹隘。所有這些，在闕名的雜劇《張于湖誤宿女貞觀》中，處理得是相當好的。對照而觀，雜劇作品理應得到我們的特殊重視。

雜劇《女貞觀》，收在趙琦美《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中，有《古本戲曲叢刊》影印本和《孤本元明雜劇》本。這本雜劇四折一楔子，為旦本，陳妙常為當然的主角。它的“題目正名”是：

俏書生暗結鴛鴦伴歹姑娘分破鸞凰段

陳妙常巧遇好姻緣 張于湖誤入女貞觀

雜劇突出了“歹姑娘”法成的阻撓，使陳、潘愛情顯得艱難而曲折。同時，雜劇更突出了陳妙常青春的覺醒，被扭曲了的人性的復歸。因此，與小說相較，雜劇作品的立意顯得深刻得多，格調也自然就高得多。

陳妙常本是建康府升平橋下陳頭巾的女兒，十歲時因家貧被父母送進通江橋女貞觀中出家。妙常在蕭森慘淡的觀中度過了十三個年頭，與她作伴的只有瑤琴一付，清燈一盞，而一輪孤月，則是她的知音。

這一年的中秋節，長沙太守張于湖考滿赴京，途經金陵，泊舟通津橋下，一時雅興，閑步女貞觀中。于湖偶遇妙常月下彈琴，為其冰雪之姿所傾倒，便賦得[臨江仙]詞一闋，令門公王安送與妙常。妙常見詞中有“有心歸洛浦，無計夢襄王”之句，明知是情挑，便回一首[楊柳枝]詞作答，婉言相拒。于湖見妙常詞清新可讀，又酬答自如，見出無限聰明，禁不住又寫一詞相遞，結果又遭到妙常的峻拒，中有“莫胡言”之句，顯然妙常有幾分嗔怒了。于湖只得于悵悵中告辭了。

雜劇中于湖進了觀中就聽到妙常彈琴，并無小說中對“半老佳人”法成“暗暗喝采”，見了妙常又“蕩卻三魂，散了七魄”的輕佻之舉。他只是接近涼棚從遠處看妙常彈琴。他來觀中也非為“借浴堂洗澡”，而是游賞，于是變浪蕩才子為風雅之士，一洗小說中的那種低格調的情趣。他的詞挑，也是對妙常“冰雪之姿”、“仙風道骨”的欽羨和愛慕，受拒之后，便悄然而去，只是關照門公，叫妙常記住“清凈堂前不卷簾”七個字，這又與后邊的斷詞相照應。且這里于湖也不曾化名什么王通甫。

第二天，妙常還念及那“詞挑”的書生，回想他詞的才調“聰明特達”，自恨一時使性，沒同他一晤面。于湖“詞挑”，畢竟有如石投深潭，激起妙常心中無限情思。雜劇作者用一套曲子，細致描寫了妙常的心理情態，曲詞寫得含蘊而深沉，于流暢潔凈中透露出一種率真和天趣：

[正宮端正好]本是個冰雪女貞堂，錯認做風月天臺洞，又不曾約佳期在月下桑中。它將那情詞數闕相譏諷，引的我一點芳心動。

[滾繡球]昨夜個理瑤琴曲未終，龍涎香正融，則聽的畫樓間有人吟詠。我只索按冰弦急喚門公，它說道咱家俗眷中。音信通，它將那一緘書往來傳送，獎芳姿任意過從。花箋瀲滟書金縷，又不曾彩袖殷勤捧玉鐘，有什么情濃。

[倘秀才]昨夜個愁沒亂更長漏永，今日個神恍惚心勞意冗。幾時得山屐相逢滿徑蹤，空留下千古恨。遙望一江風，都做了連天的浪涌。

[滾繡球]想當初守清規習祖風，煉真第養正宗。咱去那有用用中行用，向無功功里施功。疏散的體態慵，折倒的鬢發蓬。煉真元固求鉛錄，望長生啖柏餐松。往常時身無彩鳳雙飛翼，今日個心有靈犀一點通，憔悴了嬌容。

[倘秀才]都只為不識面清詞一封，倒惹的凝望眼相思萬種，仙境那能得再逢。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到做了色即是空。

如此細膩真切的心理刻畫，用意在為后面陳、潘相戀以作張本。妙常只見于湖之詞，未睹于湖其人，這種情思可以說是一種久萌在心，不過因了于湖之詞一發迸發出來罷了。

潘必正因染病誤了科場，到女貞觀探望姑姑，他自道：“俺那姑姑，是個有綱紀的人。”正是這“有綱紀”的姑姑，成了他與妙常相愛戀的障礙。當必正與妙常相見、彈琴之后，法成令二人兄妹相稱;這時陳妙常有一段似自言自語又似說與女童道清的內心獨白，頗值得引起注意：

好是怪哉也!事有可疑：前日平白地走將一個過路官人，臨晚與我吟詩作賦，兩回三次，引的心中百沒是處的，悔當初不曾見它一面。昨日又是個師父的侄兒，請我出來與它拜為兄妹，我見它眉清目秀，動靜語默，是個非常的人。莫不有些蹺蹊。道清，我今年喜事動了，我還俗了，嫁了這秀才罷。正是無心理經懺，有意害相思。

這段文字十分潑辣，卻又頗合乎情理，將于湖詞挑與必正來觀聯系起來，從而引動情思，見出雜劇作者的匠心。獨運和文心縝密。必正見了妙常之后，也暗暗含情，他到妙常處探訪，二人酬韻和詩，彼此眼底留意，心上相屬。妙常心中思忖：“這個秀才深有眷戀之心，我一定嫁了他罷。”妙常憑著感覺，預見到“也是我凄涼小運終，多管是風流大限通”(第二折[呆骨朵])。必正一曲[鳳求凰]惹得妙常“一夜春心無奈”，遂寫下一首[西江月]：

松舍清燈閃閃，云堂鐘鼓沉沉。黃昏獨自展孤衾，未睡先愁不穩。一念靜中思動，遍身欲火難禁。強將津液咽凡心，爭奈凡心轉甚。

在雜劇中，陳妙常是主動的，也是執著的。作者反復強調和突出的便是她青春的覺醒。她的按捺不住的春心蕩羨，是不自由主的。二十三歲的少女，若不是幽禁于道觀之中，在古代早已該出嫁了。因此，道規的束縛是表面的，更深層的束縛乃是有理相隔，妙常所受到的重壓可以說是雙重的。法成原本“是個有綱紀的人”，又是一個五十余年宋道修真、格守清規戒律的道姑，她成為陳、潘愛情的阻力和對立面是必然的。

陳、潘私下結合之后，半載過去。當妙常發覺自己身懷六甲時，不勝惶恐。但她十分冷靜，敢做敢為，又有主見。她勸必正暫避一時，“上京應舉去，等我慢慢處置”。這與話本小說中妙常怕“出丑”，要“尋個死路”的慌張無措是完全不同的。同時，必正的態度也謹慎負責，他百般寬慰妙常：“倘若姑娘知覺，小生在此，終有骨肉之情，不肯凌辱。”必正“放心不下”，叮囑妙常“寬心保重，調護貴體”。這與話本小說中必正主張墜胎的態度也是判然有異的。兩相較讀，文野之分，高下之別，就十分顯豁了。

雜劇中的“歹姑娘”法成形象，也較話本小說豐富生動得多，第三折中法成逼向妙常，十分兇狠，她甚至令道寧剝下妙常內衣，著王安用繩子捆綁妙常，口口聲聲要“打死你個小賤人”。從寫法上看，這折戲頗似《西廂記》中的《拷紅》。且看法成與妙常的一段對話：

(卜云)你這賤人，他只一夜不來，就有許多話說。你是個修行辦道的人，守清貧才好，你一夜也守不的。你出什么家，你當初只嫁人也罷了。(旦云)情是人間何物?欲心一動，禁持不住。我有做的一篇詞，訴與師父聽：“寂寂云堂斗帳閑，爐香消盡熱沉煙，烘卻布衾圖睡曖，轉生寒。霏霏細雨穿窗濕，颯颯秋風透枕珊。此際道心禁不得，故思凡。”(卜云)你父母十歲上舍你出家修行，今有二十三歲了，這里許多人出家，偏你禁不的，故思凡?

法成緊緊逼迫，既不肯成就姻緣，又不放妙常與必正奔走他鄉，直欲將二人送到建康府當官問罪，以保觀中撇清干凈。妙常在心里罵法成“你個歹姑娘心性惡”;必正也苦苦求情，以為“經官動府，玷辱山門，有辱姑娘清規”，不如成全二人成其夫婦。法成執意將二人用繩子縛了送去建康府發落。

建康府尹張于湖問明原因之后，認為若論罪，法成也逃脫不了，“人非草木，觸目動情”，觀主也落得個“主家不正”之名。張于湖斷成一段姻緣，出資令必正赴考，令法成“領二人回去，收拾了起身”。并感慨說：“天下喜事，無過夫婦團圓。”這個結局比起話本小說的“夫婦晝錦榮歸”來，自然是有意義得多，它與《西廂記》中“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理想呼喚是一脈相承的。雜劇中張于湖與潘必正并非故交，“捏合作指腹為親”的情節也不為雜劇作者所取，這樣一來，張于湖形象盡管用墨不多，卻很突出。

從雜劇《女貞觀》通體結構布局來著，它嚴謹而緊湊，幾無浮文費辭。詳處不惜重彩濃墨，略處常是一帶而過，如第二折寫妙常春心難遣，極為生動細膩，且富于層次感，將一個道觀中的懷春少女的微妙心理，重重展示出來，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第三折寫妙常與法成論理，也堪稱精采之筆。妙常為了維護自己的愛情幸福，在法成步步相逼面前，是那樣堅貞不屈，針鋒相對。她徹底拋棄了那虛幻的“騰云駕霧、服氣沖霄”，憧憬著夫妻相諧， “每日價把嬰兒摟抱”的美滿生活;她不去乞求法成，寧肯由著那“吃齋人笑里暗藏刀”的觀主處罰。她覺得“我如今夫婦雙修”，“煞強如將心猿意馬拴牢”，這是一種幸福感。有了這種幸福感，她就能坦然對待面前發生的一切變故。

總之，青春覺醒的主施律一奏響，又反復回旋，全劇就活潑潑地充滿了生機，人物形象也就跟著活躍起來。雜劇《女貞觀》的意義正在于此。

三、曲折多磨的玉簪姻緣

明萬歷年間，高濂根據話本小說《張于湖傳》，又部分吸取了雜劇《張于湖誤宿女貞觀》，創作了傳奇《玉簪記》，使得陳妙常與潘必正的戀愛故事流傳更廣、影響更大。

《玉簪記》傳奇三十三出，寫北宋末年京師開封府尹潘夙與同僚陳老先生相契，二人指腹為親，并以玉簪鴛墜為聘物。潘家生子，取名必正，陳家生女，喚作嬌蓮。后潘夙辭職歸河南和州故里，陳家也遠遷潭州，從此相隔迢迢，音疏信杳，姻親之事便擱置下來，必正一心讀書。十六年以后，潘必正遵從父命，帶著仆人進安，赴京應試去了。

再說陳家遷居潭州不久，陳老先生就過世了，陳母錢氏拉扯女兒嬌蓮長大，不時想起與潘家的親事。時值金兵南侵，錢氏攜女兒在院公扶持下逃難，不想于兵慌馬亂之中，母女倉惶間失散。錢氏投到河南潘家，嬌蓮則被張二娘引薦，投入女貞觀中暫時棲身。觀主替嬌蓮取了個法名，叫妙常。

《玉簪記》傳奇不取雜劇《女貞觀》潘、陳素不相識一節，反而沿著話本小說“捏作指腹為親”的說法，進一步將“指腹為親”坐實了，這不能不說是劇作家思想上的局限所致。從這個局部上看，《玉簪記》反不如雜劇《女貞觀》更富于積極意義。王季思先主編的《中國十大古典喜劇集》，在《玉簪記》第二出《命試》的眉批中寫道：“安排指腹結姻，是為潘、陳最后結合張目。但也以此證明他們一段私情的合法，反映了作者反對封建禮教的軟弱性。”的確，這樣一來，作品的反封建禮教鋒芒銳減了。特別是高濂一改妙常家世為“宦家之女”，潘、陳兩家為通好世家，門當戶對，這不能不說是處理上的一個大倒退。我們知道，在小說和雜劇中，妙常都是自幼就出家的，雜劇中更點明她是陳頭巾的女兒，出身是低微的。《玉簪記》中的妙常不僅是出身宦門，與潘必正先有婚約，而且投身女貞觀也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得已而“向空門暫時投寄”，因此，一切都是誤會性的，她的還俗嫁人也就成為一種必然了。基于這樣的立意和構思，潘、陳愛情的種種阻力便都顯得無力、牽強，充其量不過是一場誤會，一旦誤會解除，則皆大歡喜，高濂在第一出“標目”中，以[沁園春]詞調提綱全劇，所謂“榮歸處，夫妻子母，重喜會蒹葭”。不必諱言，《玉簪記》主意并不高。

那末，何以《玉簪記》明清以來影響頗大，其中的一些折子更是久演不衰呢?這是因為，明中葉以后，傳奇盛行，而雜劇則相對衰微，同時，傳奇戲排場日趨鬧熱、復雜，敷演也細膩生動，為觀眾所喜聞樂見。細加考究，我們不難看出，《玉簪記》盡管有不足之處，卻又有著許多的長處。長期以來，戲曲中愛情故事的主人公常常是文士書生、香閨千金，故事的場所也往往離不開相府花園。《玉簪記》畢竟有令人耳目一新處，它的種種獨特之處自然會引起讀者和觀眾的興趣，遂使它在《西廂記》、《牡丹亭》之外，又開拓了愛情戲的題材范圍。

關于高濂生平事跡的材料很少，但從他平時講究養生之道，精于古書古畫的收藏和鑒賞等側面來看，他無疑是個生活優裕的文人，思想上有局限性，進步的社會思潮對他影響不深，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除了作家主觀思想的原因之外，《玉簪記》的局限性還有客觀上的原因，那就是傳奇創作的一些慣例使然，高濂未能超越、也很難超越它們。生旦團圓、文武場穿插(如第三出“南侵”)、考試應對(如第九出“會友”、第二十七出“擢第”)等等，所有這些，連湯顯祖那樣的大家也不能免俗，我們自然也就無法苛求于高濂了。

《玉簪記》中張于湖形象比較模糊，也顯得累贅，他在劇中已經變成了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了。第六出“假宿”，承襲了小說中于湖到觀中是為了洗澡乘涼的情節，顯然不如雜劇的處理那樣得體。同小說一樣，于湖見到觀主法成，一副輕薄相：

(外背云)王安，這觀主半老佳人，瓊枝玉立，好一似雨過櫻桃，隔年老酒，意味自佳。

這里妙常是不請自來的，“穿蘿徑，進鶴軒”，妙常聽得有客至，“把秋波偷轉屏后邊”。然后“斂衽且相見”。作為女貞觀的小師父，她有聯絡十方施主的義務，故此處如此安排似無可非議，且寫出她青春妙齡時的一種微妙心態，為后文的萌情覺醒作了必要的預示。

《玉簪記》寫張于湖的“詞挑”，自有其特色。傳奇長于穿插，排場亦較雜劇活潑靈動。《假宿》出只寫了于湖與妙常見面，眼底留意，到第十出《手談》才鋪開寫“詞挑”。中間穿入三出戲，《依親》、《譚經》、《會友》。其中《譚經》一出，正面描寫了寺觀中清苦、淡泊的生活，為妙常的青春覺醒作反襯。妙常的心曲隱衷以“背躬”形式出之，顯得生動傳神，真實而有趣：

(作背科)暗想心中恩愛，月下姻緣，不知曾了相思績。身如黃葉舞，逐流波，老在流年意若何!

正是這種“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深沉感嘆，才有了借諸琴音排遣之舉，遂引出張于湖月夜聽琴、粉壁題詩，安排映帶，合情入理、絲絲入扣。《手談》中寫于湖之挑，從關目排場來看，較雜劇、小說都更富于變化，極饒特色。首先是于湖以言語挑動，繼而以圍棋挑之，最后才是以情詞相調，這就更有層次感，既寫出了于湖的工于心計，又刻畫出妙常的靈慧機巧。三挫于湖，層層波折，情趣疊出，較之一味以詞相調，生動活潑得多。附帶說到，這里妙常小詞[太平時]的念法也別出心載，中間一句“獨坐洞房誰是伴”由于湖插念，如此，有問有答，場面活躍，適于演出。

潘必正下第羞歸，投觀見姑母，得遇妙常，妙常見必正囂宇不凡，對其下第表示了深切同情。在第十四出《幽情》之中，必正為妙常麗姿仙態所動容，便造訪試探。必正以“蜂衙蝶陣，鬧嚷嚷也都只為著傷春”暗挑，妙常卻以“免勞魂，巫山路遠，空費夢中心”明拒，看來必正和于湖一樣，與妙常初次接觸亦來免受挫。妙常含蓄矜持一面，于此可見。不過，一拒并非峻拒，不是少女不含情，只因未到情深處。直到第十六出《寄弄》(后世演出稱作《琴挑》)中，必正以琴曲挑之，又第二次受挫。必正彈一曲《雉朝飛》，妙常答一曲《廣寒游》。必正又以言語相挑：“露冷霜凝，衾兒枕兒誰共溫?”妙常嗔怒，聲言要對觀主說起，必正連忙跪求寬怒，妙常扶他起來，暗自在心中道：“

你是個天生后生，曾占風流性。無情有情，只看你笑臉兒來相問。我也心里聰明，臉兒假狠，口兒里裝著硬。待要應承，這羞慚，怎應他那一聲。我見了他假惺惺，別了他常掛心，我看這些花陰月影，凄凄冷冷，照他孤零，照奴孤零。”

這支曲子生動入微地揭示了妙常復雜而微妙的心理情態，雖明顯有模仿《西廂記》中《賴簡》等折藝術手法的痕跡，然人物身分以及戲劇情境畢竟有所不同，故自有其獨到之處，說它們有異曲同工之妙亦不為過譽。”《寄弄》一出不僅寫得極有情致，且極富動作性，這說明作者很熟悉舞臺，既注重劇本的文學性，也注重其演出性，這是《玉簪記》之一大長處。王季思先生主編的《中國十大古典喜劇集》詳點說：“妙常發怒背立，在必正向她跪謝時又扶他起來，在他下階時又囑他仔細行走，到他回身借燈時又趕關門。這些關目十分細致地表現了妙常內心的波瀾起伏，是前此傳奇中少見的。”說起來妙常對必正前后亦有“三挫”，但這與對待于湖頗不相同。如果說妙常對于湖之輕薄是警惕在心，那末她對必正最初報以同情和憐愛，繼而則是“假狠”和“裝硬”，及至二人互明心曲，愛情的火焰便熾烈地燃燒起來，高濂寫出了人物心理的層次、節奏，使得戲分外抓人，這就是《琴挑》等折子戲屢演不哀，至今尚能活躍在舞臺上的原因。

《琴挑》的直接后果便是《耽思》和《詞媾》。與張生一樣，必正一旦窺見了妙常心思，一念如癡，竟害起相思病來;妙常也陷入“猛可的身如火熱，直恁的睡不寧貼”的煎熬之中。必正病愈初起，打起精神，走出碧去樓，悄悄來到妙常住的白云樓，經入房中，不料妙常也在苦苦相思中精神倦怠，沉沉睡去。他隨手抄起一本妙常讀的經典，里邊夾著一紙詩稿。必正注目而觀，但見上面寫著一詞首，詞的下片是：

一念靜中思動，遍身欲火難禁。強將津唾咽凡心，爭奈凡心轉盛。

心正藏起詞稿，喚醒妙常，經過一番互相試探和要挾，終使妙常真情流露，一對癡男怨女，在道觀中的清靜堂中，私下結合了。高濂以喜劇手法，將《詞媾》一出戲寫得妙趣橫生，處處入微。又以丑扮進安上場調侃，點染映帶，更增喜劇氣氛：

(丑工)我東人在此吟風弄月，夜去明來，終久著他刮上了。

丑又唱[清江引]小曲，益見排場之妙：

攜手上陽臺，了卻相思債。他怎知有個人在窗兒外。

類似妙處，正是《玉簪記》能傳之場上的原因之一，讀者與觀眾是不可輕輕放過的。

所謂《姑阻》一線戲， 《玉簪記》盡管不如雜劇《女貞觀》寫得那么沖突激烈、極饒力度，但也自有可觀之處。法成覺察到風兒之后，先是對侄兒“行監坐守”，她一邊打坐，令必正在旁讀書，一刻也不放松;接著便是促試，她以關心至親侄兒前途為由，逼令必正即刻登程赴考。場上老旦扮法成、生扮必正、旦扮妙常、丑扮進安，又有眾道姑，各各想著自己的心事，各有各的聲吻，曲詞穿插自如，有分有合，排場安排調度頗具匠心。

第二十三出《追別》，是一出重場戲，后世稱為《秋江送別》或《秋江》，在昆曲和川劇等劇種中，至今仍時有上演，深受人們喜愛。由于它采取了載歌載舞的虛擬化手法，富于抒情性，舞臺氣氛活躍而有情趣，也贏得了國外觀眾的歡迎和喜愛。

葉落秋闊，云淡風寒;江晚正愁，夕照如煙。潘必正懷著一腔離愁別恨，百般放心不下。他無可奈何踏上小船，感時傷情，心中無限凄楚。“葉落眼中淚，風催江上船”。他一步一回頭，瞻顧再三，不忍割舍妙常。妙常得知必正已赴行程，瞞過觀主，只身出觀，不住腳地追趕至江邊。他忙不迭催下一只船兒，一心要追上必正。整個的戲劇場面是：老艄公一邊劃船，一邊唱著吳歌，還不時地同妙常調侃，這是一個善良而又有趣的老艄公形象。妙常心急如焚。情思如潮，她幾乎不顧一切地要去與她的情人話別。這里人物內心活動的盡情抒發，江上秋景的渲染烘托，艄公風趣詼諧的反襯，再加上兩個人物在船上顛菠的舞蹈化動作，構成了美妙無比的藝術境界，中國戲曲抒情寫意的特性在這里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正是它所給予人們的那種獨特而又醇厚的藝術感受，幾百年來令人們擊節贊賞，沉醉不已。且看《追別》中妙常唱的一只[紅衲襖]曲：

奴好似江上芙蓉獨自開，只落得冷凄凄飄泊輕盈態。恨當初與他曾結鴛鴦帶，到如今怎生分開鸞鳳釵。別時節羞答答，怕人瞧，頭怎抬。到如今、悶昏昏，獨自個耽著害。愛殺我、一對對鴛鴦波上也;羞殺我、哭啼啼今霄獨自捱。

潘必正在船上則是“傷心怕向蓬窗見也，堆積著相思兩岸山”。《追別》的曲詞吸取了前代名劇摹寫離別的許多長處，以實景實情出之，情景交融，為演員的創造性表演留下了廣闊的天地。妙常追上必正后，生、旦交替互唱，曲詞更是寫得意切情真，相當感人。《中國十大古典喜劇集》眉批謂其“表現了南曲作家的特殊成就”，是頗有見地的。正是在類似出目中，如《幽情》、《寄弄》、《詞媾》、《姑阻》、《追別》等等，高濂的獨特成就，使得《玉簪記》贏得了觀眾，遂使劇作得以廣泛流傳。

說起來，明清曲論家對《玉簪記》的評價并不是很高，如祁彪佳《遠山堂曲品》將其列入能品(六品級中的第五品)，呂天成《曲品》將高濂列入“中之下”(九品級中的第六品)，甚至還要;加上一句：“紕繆甚矣。”凌蒙初也不滿意高作，他徹底改寫，成為《衫襟記》(見《南音三籟》)。清李漁論曰：“如《玉簪記》之陳妙常，道姑也，非尼僧也，其白云‘姑娘在禪堂打坐’，其曲云‘從今孽債染緇衣’。‘禪堂’、‘緇衣’，皆尼僧字面，而用入道家，有是理乎?”(《閑情偶寄》)吳瞿安先生評曰：“記中《寄弄》、《耽思》諸折，文采固自可觀，而律以韻律，則不可為訓。”并認為張于湖“不該圍棋桃思，先作輕薄語，況于湖為外色乎?”“其中情節頗有可議者”。

如何看待這些批評?究竟怎樣評價《玉簪記》?怕是要多作些具體分析，才能避免以偏概全。我們高度評價它的某些場子，特別是從演出排場和描寫細致生動兩個方面來加以肯定，這都是有根據的，它的一些折子所以能得以久演不衰，本身就很說明問題。然而，通觀全劇，它的確有不少敗筆和疏漏，除了前人指出的之外，劇中插入王公子覬覦妙常，百般糾纏一線戲就屬贅筆，它使全劇情節分散、枝蔓，且格調不高，故在后世演出中被自然淘汰了。高濂大約從傳奇須鋪排曲折的角度考慮問題，事實上這是傳奇通弊。李漁說《西廂記》“通本不懈”，指的是《王西廂》，觀李日華《南西廂》情況就不同了。高濂跳不出一時風氣的套路，使作品多有缺撼。

總之，陳妙常與潘必正的戀愛故事，從《古今女史》一則簡短記載，而為小說，而為雜劇(關漢卿也寫過一本《萱草堂玉簪記》雜劇，今僅存目。見《錄鬼簿》)，而為傳奇，故事情節不斷豐富發展，人物形象也趨于完整、豐滿。在說唱文學中，有《潘必正尋姑》彈詞，見于鄭振鐸《西諦所藏彈詞目錄》。它在民間的流傳，在各地方中的搬演，更是相當普遍。如一九八六年在山西發現的明代抄本《迎神賽社禮節傳薄四十曲宮調》，其中便列有《偷詩》、《姑阻佳期》和《秋江送行》。《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中所載劇目，乃是常演劇目，或者說是人們喜聞樂見的劇目。又如在明末擬話本小說《歡喜冤家》中，有一篇《黃煥之慕色受官刑》，寫黃煥之與女尼相戀事，小說的結尾處說到：“好事者作《金簪傳奇》行于世，予今錄之，與《玉簪記》并傳，可為雙美乎。”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了陳、潘戀愛故事的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