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記》是清代沈復的一部自傳體小說.沈復，字三白，蘇州人，生活在乾隆、嘉慶年間。《浮生六記》從六個方面記敘了作者一生的經歷和見聞(今僅存四記：《閨秀記樂》、《閑情記趣》、《坎坷記愁》、《浪游記快》)其中寫得最感人的，是一個催人淚下的愛情故事。作者飽和著血淚深情，以樸實無華的文筆，描述了他和愛妻的美好愛情生活，以及妻子被封建禮教、險惡世情摧殘至死的悲慘遭遇，揭露了封建社會的傳統文化心理和倫理道德毀滅人的天性、摧殘人的自然情感的罪惡。

《浮生六記》中的愛情女主角姓陳，名蕓，字淑珍，是沈復之舅陳心馀的女兒，比沈復大十個月。陳蕓自幼聰慧異常，咿呀學語時，大人口授其白居易的《琵琶行》詩，她即能成誦。四歲時，父親棄世，家境貧寒，她與寡母、弱弟相依為命。稍大一點之后，她工于女紅，自此，三口之家的衣食，幼弟求學的費用，全都仰仗其纖纖十指的操作。一次，她偶爾從書箱中找到了《琵琶行》，把兒時背誦的詩和書中的字一一對照，從此開始識字。時間一長，于刺繡之暇，漸通吟泳，曾寫下“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這樣清麗的詩句。沈復十三歲時，隨母歸寧。他與陳蕓兩小無猜，見到她的詩稿后，又愛慕她的才情，就對母親說：“若為兒擇婦，非淑姊不娶。”沈母也喜愛陳蕓婉順柔和，當下就為這一雙小兒女締結了婚約。

半年之后，因陳蕓的堂姐出閣，沈復與母親又來到陳家。這時，陳蕓出落得更美了：“其形削肩長項，瘦不露骨，眉彎目秀，顧盼神飛。惟兩齒微露，似非佳相。一種纏綿之態，令人之意也消。”二人相見，仍以姐弟相稱，一起談詩論文，親密之情，不避嫌疑。不料，這時發生了一件小事，打破了這種天真無邪的心態：

是夜送親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饑索餌，婢嫗以棗脯進，余嫌其甜。蕓暗牽余袖，隨至其室，見藏有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舉箸，忽聞蕓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來!”蕓急閉門曰：“已疲乏，將臥矣。”五衡擠身而入，見余將吃粥，乃笑睨蕓曰：“頃我索粥，汝曰‘盡矣’，乃藏此專待汝婿耶?”蕓大窘避去，上下嘩笑之，余亦負氣，契老仆先歸。(《浮生六記.閨秀記樂》人民文學出版社)

自此以后，沈復再到陳家，陳蕓再也不肯和他見面了。這里，作者用仆實、平淡的文筆，描述了一件極為平凡的日常小事。但它對于展現人物性格，深化主題，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碗暖粥，一碟小菜，作為對情人的饋贈，實在微不足道，甚而至于有傷大雅，但這件事卻鮮明地顯示了陳蕓身上的人情美和女性美：想到沈復送親回來要餓，預先為他準備下暖粥小菜，而不像婢嫗們那樣臨時以棗脯應付，正見陳蕓的細心、周到，和對沈復的關切之情;堂兄要粥不予，又表現了陳蕓對濃復的私心回護;只憑感情用事，關心愛護與自己兩小無猜、情意相投的表弟，而不知避諱當時的少女們最為敏感的問題——婚姻問題，直待堂兄道破，上下嘩笑，才羞得無地自容，又揭示出陳蕓的單純、可愛。父親早逝，家境貧寒，使得陳蕓較少地接受封建教育，而較多地保留了少女的天真情趣，這是她和沈復愛情的基礎，也是后來致禍的緣由。看似漫不經心的描述，卻含蘊無窮，具有一種天然妙趣，這正是《浮生六記》中愛情描寫的藝術魅力之所在。

沈復再見到陳蕓，是五年以后迎娶她的時候。花燭之夜，只見她瘦怯身材，依然如昔。揭去蓋頭，二人相視嫣然。合巹之后，新郎新娘并肩用膳。沈復殷勤勸食，陳蕓卻遲遲不肯動箸，原來適值陳蕓吃齋的日子。陳蕓吃齋已數年，而她開始吃齋之日，正是沈復出痘之時，顯然，往日那種天真童稚的友情，已蛻變為深摯的愛情。沈復笑著懇求她：今如我已光鮮無恙，姊姊總可以開戒了吧?陳蕓笑之以目，點之以首，一種嬌羞之態，難以描畫。

沈復與陳蕓之間的愛情，決非僅僅體現于日常起居中的相互關心與愛護。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著共同的愛好，和相同的生活情趣。在他們新婚不久，是沈復之姊出閣的日子。沈復送親回來，已是夜深人靜。悄然入室，只見婢嫗們已入睡，而陳蕓還在忘情地讀書。沈復輕撫其肩，說：姊姊連日辛苦，為什么這么晚了還要孜孜不倦地讀書呢?陳蕓答道：適才正要睡，開廚得此書，不覺讀之忘倦。《西廂記》的書名我早聽熟了，今天才得見此書。作者真不愧是個才子，只是形容得未免尖薄了些。沈復說：惟其才子，筆墨方能尖薄。對于愛情的執著追求，使得兩顆心貼得更緊了。他們并肩談笑，恍如密友重逢。在以后的生活中，他們共讀于我取軒，賞月于滄浪亭，游戲于弋園，愛戀之表，難以備述。“自以為人間之樂，無過于此矣。”

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友情，是沈、陳二人愛情產生的基礎;共同的生活情趣，使他們的愛情進一步發展;而他們二人的才情，和他們比較放縱的天性，又使這種愛情得以升華。他們之間的愛情，不是那種鄙瑣猥褻的色相之愛，也不是那種理性原則指導下的迂拘呆板的“相敬如賓”，他們的愛，是一種心靈的富有詩意的交融和契合。下面，讓我們看看他們一次妙趣橫生的日常談話：

一日，蕓問曰：“各種古文，宗何為是?”余曰： “《國策》、《南華》取其靈快，匡衡、劉向取其雅健，史遷、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渾，柳州取其峭，廬陵取其宕，三蘇取其辯。他若賈，董策對，庚徐駢體，陸贄奏議，取資者不能盡舉，在人之慧心領會耳。”蕓曰：“古文全在識高氣雄，女子學之恐難入彀;惟詩之一道，妾稍有領悟耳。”余曰：“唐以詩取士，而詩之宗匠必推李、杜，卿愛宗何人?”蕓發議曰：“杜詩錘煉精純，李詩瀟灑落拓;與其學杜之森嚴，不如學李之活潑。”余曰：“工部為詩家之大成，學者多宗之，卿獨取李，何也?”蕓曰：“格律謹嚴，詞旨老當，誠杜所獨擅;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愛，非杜亞于李，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愛李心深。”余笑曰：“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已。”蕓笑曰;“妾尚有啟蒙師白樂天先生，時感于懷，未嘗稍釋。”余曰：“何謂也?”蕓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余笑曰：“異哉!”李太白是知己，白樂天是啟蒙師，余適字三白，為卿婿，卿與‘白’字何其有緣耶?”蕓笑曰：“白字有緣，將來恐白字連篇耳。”(吳音呼別字為白字。)相與大笑。余曰：“卿既知詩，亦當知賦之去取。”蕓曰：“《楚辭》為賦之祖，妾學淺費解，就漢、晉人中，調高語煉，似覺相如為最。”余戲曰：“當日文君之從長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復相與大笑而罷。

這真是一段別具風味的閨中情話，莊論以諧語出之，文字辨析又浸潤著夫妻深情，男女主人公的學識、志趣、性情，全都在這段情話中顯現了出來。陳蕓不取杜詩之精煉、森嚴，而愛李詩之瀟灑、活潑，是其天性使然。“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愛，”是陳蕓眼中之李詩，又何嘗不是沈復眼中的陳蕓呢!鄙棄玉堂金馬、志在高山流水的沈復，有陳蕓這樣—個知已相伴終身，又復有何求?這就無怪乎沈復離別陳蕓到杭州求學時，“恍同林鳥失群，天地異色”，“居三月如十年之隔”了。而當富有同情心的先生給沈復出了十道題，讓他帶回家去做時，他竟像發配充軍的人遇赦那樣高興。

沉浸在愛情幸福之中的陳蕓，并沒有忘記做媳婦的規矩。她緘默寡語，終日無怒容，別人和她說話，她只是微笑而已。“事上以敞，處下以和，井井然未嘗稍失”。天剛亮她就趕忙起床，就像有人催促一樣。沈復問她：現在你已經嫁給我了，非往日吃粥時可比，難道還怕別人取笑嗎?陳蕓說：往日藏粥待君，傳為話柄;現在我不是怕別人取笑，而是怕堂上公婆嫌新娘子懶惰。日常生活中，她對丈夫也迂拘多禮，行動像個腐儒：沈復偶爾為她披衣整袖，她必定連聲說：“得罪”;隨手遞給她巾、扇之類，她也必定要恭恭敬敬地立起身來接。雖然這曾使得生性爽直、落拓不羈的丈夫不為不快，但她還是固執地堅持這樣做。因為她也像封建社會的大多數婦女一樣，努力要做一個賢妻良母。但她萬萬沒想到，在童年時代比較自由地發展起來的天性，以及對丈夫的一片癡情，都使她的行動不自覺地逸出了封建禮教的軌道，成為一個為封建家規所不容的人。

我國以儒學為正統的封建意識，一貫主張以理節情。宋元以來，隨著理學的不斷滲入，封建的倫理觀念越來越殘酷地扼殺人的自然情感，而男女的愛情首當其沖。沈復與陳蕓，卻偏偏是對情深似海的夫妻：“鴻案相莊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內，或暗室相逢，窄途邂逅，必握手問曰：‘何處去?’私心忒忒，如恐旁人見之者。實則同行并坐，初猶避人，久則不以為意。蕓或與人坐談，見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并焉，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始以為慚，繼成不期然而然。”盡管我們今天看來，這是光明正大的夫妻之情，但在當時，這種愛情的表現未免有傷風化。后來陳蕓被公婆趕出家門時，曾對女兒說：“汝母命苦，兼亦情癡，故遭此顛沛。”陳蕓死后，沈復也悲痛欲絕地說：“奉勸世間夫婦，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過于情篤，語去：‘恩愛夫妻不到頭，’如余者，可作前車之鑒也。”可見，使他們違反了封建家規的，主要的竟然是他們美好的愛情。

封建禮教提倡“女子無才便是德”，扼東婦女的才智，不允許她們有獨立的人格。而陳蕓卻有才情，有智慧，對生活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有一件小事很能說明她的這種特點：沈復的弟弟娶妻，催妝時缺少珠花，新娘子不肯梳妝上轎。陳蕓知道后，馬上把自己的珠花送給她。丫環仆婦見她把這樣貴重的首飾輕易地送人，都為她惋惜。她卻說：“凡為婦人，已屬純陰，珠乃純陰之精，用為首飾，陽氣全克矣，何貴焉!”也就是說，她不滿于身為女子就只有陰柔之氣，而要使自己具有在封建社會里只有男子才具有的襟懷才識。她也的確有一點男子的氣度和胸懷。嫁給沈復后，生活清苦。有時沈復迫于生計，奔波在外，家中衣食缺乏，她都能纖悉不介意。等丈夫居家時，二人也只以文字相辨析，而從不計較那些生活瑣事。陳蕓不看重珠寶首飾之類，但對破書殘畫卻極為珍惜。書之殘缺不全者，她總要收集起來，分門別類地匯訂成帙，稱之為“斷簡殘編”;字畫之破損者，她也必定要找來相同的紙粘補成幅，破缺的地方請丈夫補好，稱之為“棄馀集賞”。有時從破笥亂卷中偶爾得到片紙可觀的文字，就如得異寶，因此，鄰居馮嫗經常收集一些零亂的書卷賣給她。在這方面，陳蕓和沈復也是癖好相同，聲氣相通，這使得她不僅是沈復的愛妻，也是沈復的摯友。有一次，沈復不無遺憾地說：“惜卿雌而伏，茍能化女為男，相與訪名山、搜勝跡，遨游天下，不亦快哉?”陳蕓悵然答道：“今世不能，期以來世。”于是，他們請友人畫了一幅月下老人像，每逢初一十五，二人必焚香拜禱。求月老保佑他們來世再結為夫妻，并實現他們今世所不能實現的理想。

盡管陳蕓把和丈夫同游名山大川的理想寄托于來世，但是，像她這樣一個生性活潑，才識超群的女子，要收心斂性、麻木不仁地“雌伏”終生，又談何容易?何況身邊還有一個風流倜儻、藐視禮俗的丈夫在不斷地鼓動、慫恿她。終于有一天，他們“相機而動”了：

離余家半里許，醋庫巷有洞庭君祠，俗呼水仙廟，回廊曲折，小有園亭。每逢神誕，眾姓各認一落，密懸一式之玻璃燈，中設寶座，旁列瓶幾，插花陳設以較勝負。日惟演戲，夜則參差高下插燭于瓶花間，名曰“花照”。花光燈影，寶鼎香浮，若龍宮夜宴。司事者或笙簫歌唱，或煮茗清談，觀者如蟻集，檐下皆設欄為限。余為眾友邀去，插花布置，因得躬逢其盛。歸家向蕓艷稱之。蕓曰：“惜妾非男子，不能往。”余曰：“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為男之法也。”于是易髻為辮，添掃蛾眉，加余冠，微露兩鬢，尚可掩飾。服余衣長一寸又半，于腰間折而縫之，外加馬褂。蕓曰：“腳下將奈何?”余曰：“坊間有蝴蝶履，小大由之，購亦極易，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不亦善乎?”蕓欣然。及晚餐后，裝束既畢，效男子拱手闊步者良久，忽變封曰：“妾不去矣，為人識出既不便，堂上聞之又不可。”余慫恿曰：“廟中司事者誰不知我?即識出亦不過付之一笑耳。吾母現在九妹丈家，密去密來，焉得知之?蕓攬鏡自照，狂笑不己。余強挽之，悄然徑去。遍游廟中，無識出為女子者。或問何人，以表弟對，拱手而已。最后至一處，有少婦幼女坐于所設寶座后，乃楊姓司事者之眷屬也。蕓忽趨彼通款曲，身一側，而不覺一按少婦之肩。旁有婢媼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爾!”余欲為措詞掩飾，蕓見勢惡，即脫帽翹足示之曰：“我亦女子耳。”相與愕然，轉怒為歡。留茶點，喚肩輿送歸。

這一段文字，準確、細膩、生動地展現了陳蕓第一次出游時興奮而又疑懼的心態。僅僅是觀看離家只有半里地的燈會，便有如許的周折：又要化裝成男子，又要練習男人的拱手闊步，時而變卦，時而狂喜，封建社會里的女子要走出牢獄般的閨房，得見天日，竟是這樣的難。在這里，作者沒有對他所描寫的生活作任何評論，甚至沒有用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詞語去影響讀者的感情，只是不露聲色地描述，像行云流水那樣自然。但是，它對封建倫理觀念殘酷地扼殺人性、人情的譴責，是深刻有力的。這種客觀描寫所產生的藝術感染力，使任何偏激的言詞、理性化的描寫都顯得遜色。

陳蕓第一次走出閨房是勇敢的，也是艱難的。然而，這第—步既已邁出，渴望自由的感情就像決堤之水一樣，再也遏制不住了。后來，陳蕓竟毅然決然地為自己安排了一次遠游。

事情是這樣的：沈復奉父命去吳江祭奠一位剛剛過世的親友。臨行前，陳蕓私下里對他說：去吳江必經太湖，我想和你同去，一寬眼界。沈復說：我正悉獨行無趣，得你同去，自然很好，可惜找不到托詞。陳蕓說：就說我回娘家。第二天—早，沈復先到船上等著，陳蕓托言回娘家，乘肩輿趕到，二人乘船同行。出虎嘯橋后，漸漸地看到風帆沙鳥，天水—色。陳蕓興奮地說：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太湖嗎?今日得見天地之寬，也就不虛此生了。可惜閨中人有終身不能見此景致的。到吳江后，沈復上岸祭奠完畢，就匆匆趕回舟中，等他們返棹至萬年橋下，日尚未落。當時正值夏日，只見霞映橋紅，煙籠柳暗，銀蟾欲上，漁火滿江。沈復與陳蕓及船家女兒素云待月快酌，射覆為令。美酒醉人，眼下的景致更醉人，入夜，船家女素云以象箸擊小碟而歌，陳蕓則欣然暢飲，不覺酩酊大醉。這次同游太湖，更是盡興而歸。陳蕓的兩次出游，都瞞過了沈復的父母。但是，她平時種種不合乎封建禮俗的舉動，卻引起了那些衛道士們的不滿，“先起小人之議，漸招同室之譏”，最后，竟釀成大禍，兩次被封建家長趕出家門。

陳蕓之被逐，除了不遵從封建女德外，還有更直接的原因。《坎坷記愁》中說，在她二十三歲那年，沈復隨其父到海寧官舍，陳蕓常給沈復寫一些小函，附在家書中寄出。沈父知陳蕓識字，就令她負責為婆婆代筆寫信。后來，家里偶有閑言。沈母以為陳蕓述事不清，不再讓她代筆。沈父見后來的家書都不是陳蕓的手筆，大怒，認定是陳蕓狂傲，不屑為婆婆代筆。陳蕓明知發生了誤會，卻無法辯解，因為辯解就會得罪婆婆。就這樣，陳蕓莫名其妙地獲咎于公公。

五年之后，又發生了一件讓陳蕓左右為難的事。在邗江服侍父親的沈復，在父親的授意下給陳蕓寫了封密信，讓她為公公在家鄉物色一個妾。陳蕓明知做這件事肯定會得罪婆婆，但父命難違，給他找了個姓姚的女子，由沈復接到邗江。果然，婆婆又為此事遷怒于陳蕓。

導致陳蕓被逐的事就更為荒唐了。陳蕓三十八歲那年，沈父病于邛江，沈復與弟啟堂都去邛江服侍父親。沈母認定丈夫之病是由納妾而起，并把此事歸罪于陳蕓。而啟堂在家時，曾向鄰婦借貸，請陳蕓作保，鄰婦又向陳蕓索債。陳蕓給沈復寫了封信，先說了鄰婦索債之事，又說：“令堂以老人之病，皆由姚姬而起。翁病稍痙，宜密囑姚托言思家，妾當令其家父母到楊接取，實彼此卸責之計也。”不料信到邛江時，沈復已到真州設館，這封信就落到沈父手中。沈父閱信后，惱羞成怒。問啟堂借貸之事，啟堂竟回答：“不知”。沈父馬上寫信給沈復，說：“汝婦背夫借債，讒謗小叔;且稱姑日令堂，翁曰老人，悖廖之甚!我已專人持札回蘇斥逐，汝若稍有人心，亦當知過。”沈復接到信后，如聞睛天霹靂。他當然明白陳蕓是無辜的：信中所說的第一個理由，根本不能成立，純屬啟堂的陷害;至于不該稱公婆為“令堂”、“老人”，也只是一種托詞，實際上，這是沈父沈母之間的一聲醋海風波，只不過雙方都拿不得他們歡心的兒媳出氣而已。然而，封建孝悌觀念不允許晚輩向長輩提出任何異議。所以，沈復一面寫信向父親“認罪”，一面又擔心陳蕓會自尋短見，搶先趕回家中。結果，由于沈復不舍陳蕓，夫妻倆都被趕出家門，投靠了一個好心的朋友。過了兩年，沈父知道了啟堂借貸之事，便把沈復夫婦招回家中。

兩年之后，陳蕓再次被逐，原因是她結交了一個叫憨園的女子。事情由一位親友納妾而起：沈復的表妹婿納一美妾，人人稱贊新人美麗。陳蕓卻認為，新人雖美，但缺少風韻。一則因為爭強好勝，二則也自以為是對丈夫的好意，陳蕓不顧沈復的一再勸阻，決心為丈夫物色一個既美麗又有風韻的女子為妾。終于，她選中了憨國。憨園是名妓的女兒，人很美，通文墨，且與陳蕓感情投合。沈復知道憨國之母貪財，不會讓女兒嫁給自己這樣的寒士。而單純癡情的陳蕓卻以為當事人的感情起決定作用。于是，她對憨園以誠相待，并和她結為姊妹。陳蕓親自向憨園提親時，憨園答應了親事。但是過了不久，她就在母親的逼迫下，嫁給了一個有錢有勢的人。這件事對陳蕓打擊很大。她原來就有血疾，那是因弟弟外出不歸，母親又念子病亡，自己悲通過度而得。遭此打擊之后，她病情加重，骨瘦形銷。沈復的父母因她結交妓類，對她憎惡日甚，盡管沈復極力調解，陳蕓在這個家庭中也已無法生活。誰知不久，禍事又落到沈復頭上。沈復為朋友作保借債，朋友挾資而逃，放債人唯保人是問，催逼下己。年終，沈父回家過年，正趕上放債人咆哮于門，不禁大怒。恰在此時，陳蕓幼時結拜的姐姐華氏，派人來看陳蕓的病情，沈父以為來人是憨園所使，就更是怒不可遏了。他指責陳蕓：“不守閨訓，結盟娼妓”，指責沈復“不思習上，濫伍小人”，限他們三日之內，自尋出路，遲則到官府告他們忤逆。沈復、陳蕓這一次的被逐，情況更為凄慘：一雙兒女尚幼，陳蕓又在病中。無奈，他們硬著心腸把女兒送給人家當童養媳，兒子為友人薦引到店中當學徒。沈復與陳蕓投靠盟姐華氏。一家骨肉，生離死別，慘不可言。

一個被家庭驅逐的人，就更難在社會上立身了。沈復離家后，一直找不到職業，靠求親告友，借債為親。陳蕓則貧病交加，在四十一歲時，竟至于不治。臨終前，她對沈復說：“妾病始因弟亡母喪，悲痛過甚;繼為情感，后由忿激。而平時又多過慮，滿望努力做一好媳婦，而不能得，以至頭眩、怔忡，諸癥畢備，所謂病入膏肓，良醫束手，請勿為無益之費。”又說：“憶妾唱隨二十三年，蒙君錯愛，百凡體恤，不以頑劣見棄。知已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生無憾。若布衣曖，菜飯飽，一室雍雍，優游泉石，如滄浪亭、蕭爽樓之處境，真成煙火神仙矣。神仙幾世才能修到?我輩何人敢望神仙耶?強而求之，致干造物之忌，即有情魔之憂。總因君太多情，妾生薄命耳。”最后，她緊握沈復的手，斷續疊言“來世”二字，含淚長逝。陳蕓臨終前的這一段話，很清楚地展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盡管為了天生的癡情，使她備受折磨;盡管她也沒能當一個好媳婦而遺憾，而悵惘;但是，她對于自己所走過的路卻至死不悔。因為在她看來，人生最可寶貴的是愛情。如果有了愛情，再能粗得溫飽、家庭和睦，優游于泉石的話，這就達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而她之所以備受磨難，正是因為她強求達到在那時人生還不能達到的這種境界。盡管陳蕓還不能自覺地反抗封建禮教和封建倫理觀念的壓迫，但是，她的這種人生理想，她對于愛情與自由的實際上的追求，都使得這一形象的社會意義，遠遠高出那些追求郎才女貌、夫貴妻榮的婦女形象。

明清以來，許多進步作家對人性和人格的尊嚴，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他們經常通過文學作品，反映“情”與“理”的斗爭，表達一種個性解放的要求與愿望。《浮生六記》中的這個愛情故事，就表現了這種進步思想。此外，作品文筆自然流暢，感情真摯動人，對日常生活的描述巧奪天工而又天然無飾，”雖有雕琢一樣的完美，卻不見一點斧鑿痕。猶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開的圖畫，然仿佛處處吻合人工的意匠。”(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記序》)無論從思想意義還是從審美價值上看，《浮生六記》都稱得上是一部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