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茅盾創作了日記體長篇小說《腐蝕》，暴露抗戰相持階段蔣介石反動集團的法西斯特務統治，及在這種罪惡統治下“霧重慶”黑暗殘暴的社會現象。趙惠明是這部小說中的重要人物。

趙惠明生長在一個封建官僚的家庭中。中學時代曾經具有進步、愛國的意識，參加過抗日反蔣活動。在學校里她是個激烈分子，曾和同學發動了“擇師運動”、“封閉教員預備室”。但是，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想，享樂放縱的生活追求以及自傲、虛榮、任性的致命弱點，終于使她墮入泥潭。武漢失守后，國民黨加強特務統治，威逼利誘青年參加特務活動。當特務希強誘逼時，趙惠明為了“生活的舒服些”，被拉下了水。她拒絕了愛人小昭的勸告和挽救，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在作品中出現時，趙惠明已是國民黨特務機關中的小爪牙，是暗害、鎮壓革命進步力量的幫兇了。

作為國民黨特務，趙惠明有著從事這類血腥勾當的人的一般特征。她心狠手辣，狡猾刁鉆，靈魂卑污。她像獵狗一樣，稟承主子的訓守，到處獵取“食物”，雙手沾滿了無辜的鮮血。當以前的愛人小昭被捕后，她服從命令，竟以色情手段軟化和規勸小昭自首。當特務機關得悉她和小昭的微妙關系之后，為了保全自己、茍且偷生，無恥地告發了K和萍的行蹤，使他們處于危險之中。在那鬼蜮世界里，趙惠明混了六年之久，被腐蝕成自私而狡猾的狐鬼。為此，她受過“表揚”。她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她的手是不干凈的。

但是，同一般的國民黨反動特務相比較，除了她的反革命階級屬性之外，趙惠明還有她個人特殊的內容。她尚未完全“鬼”化，良知并未完全泯滅。她還沒有達到死心塌地為蔣介石集團效勞的地步。她曾經有過的進步追求使她對自己身處的污濁環境深感厭惡。先前認為走上這條罪惡的道路生活可以舒服些，然而實際情況并不如此。在這個魔窟中，互相傾軋、勾心斗角，淫邪放蕩，充滿殺機。不是咬人，便是被人咬;愈不像人，才愈有辦法。要沒有靈魂，要卑鄙，要陰險，要像一只獵狗似的，把獲得的食物，趕快銜回去貢獻給主人，才能換得惡鬼的獰笑。“在這樣的環境中，除非是極端卑劣無恥陰險的人，誰也難于立足。”趙惠明感同身受，對此十分憎恨?！斑@簡直不是人住的世界!我們比鬼都不如!”她的這句話表現出她尚有幾分人性。她畢竟是個被腐蝕者，也是個被害者。因此，在現實的教育下，有可能悔過自新，掙扎逃出泥潭而走向新的生活道路。事實也是如此，小昭的被害，進步力量的推動，使她進一步有了覺醒，認清了生活在特務制度下是沒有前途的，必須沖殺出去，最終奔向新生。

“鬼”性和人性的交織，使趙惠明成為一個矛盾而復雜的人物。她從事著血腥的勾當，精神深處也時感內疚。她咀咒現實環境，然而又使盡解數去適應這個環境。她痛恨頂頭上司G，處處設防，卻又按照他的命令去干壞事。她以色情軟化小昭，同時也包含了真實的愛情。她企圖營救小昭，可是把“自首”、妥協投降作為出路。她對K和萍這兩個革命青年充滿敬意，然而在保全自己的思想支配下，出賣了他們，后來又想方設法掩護他們逃脫。她仿佛自傲、自信，是個強者，但一旦到緊急關頭，又往往處于被動地位，顯得那樣軟弱無力。這一切看來是矛盾的，然而是十分真實的，符合她的性格邏輯。趙惠明自己說過： “一個人的境遇要是復雜的話，他的心也是復雜的?！彼ё阆萋湓谀菢右环N復雜的境況中，耳聞目染，人性發生了異化。極端個人主義是她處理一切事情的準則，個人利害關系是她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同時，她對自己的境遇又心有不甘，對壓迫她的外在環境內心深處有反抗的要求。因而也就不難理解她矛盾而復雜的思想感情。

趙惠明最后從“萬劫不復的深淵”里掙扎了出來。她不僅幫助K和萍脫離魔掌，而且營救了與她命運相同的、被誘逼加入到特務機關中來的N，自己也毅然出走。她之選擇自新的道路是有原因的。從外部原因來說，是時代進步力量的推動。K和萍這兩個進步青年對趙惠明的幫助不小。從他們那里，趙惠明得到了啟示。他們為了營救小昭，即使在特務的嚴密監視下，仍不顧自身安危，出入虎穴同敵人周旋，這種大無畏的英勇氣概和戰斗精神，使趙惠明深受教育，看到了自己的出路。從趙惠明的主觀原因來說，則是人性逐步戰勝了“鬼”性。在嚴峻的現實面前，國民黨特務制度的殘酷、腐敗暴露無遺。她目睹這種種的罪惡，失足者原有的天良逐漸抬頭。開初，她對于高級特務雖有反抗、厭惡之心，對于小昭也寄予同情，然而并沒有看清特務統治的黑暗。當小昭被害后，她精神上發生了劇烈的震動， “更加鄙視周圍的人們”，仇視這狐鬼滿路的環境。她設想“要有一番舉動，就要到海闊天空處翱翔了”。對小昭她也有一種負疚感，因而聽從了小昭生前“趁早自拔”的勸導。人性的擴展終于使她認清了特務機構的兇殘嘴臉，并從根本上與之決裂。

對于趙惠明的性格的矛盾和復雜，及其在現實教育下逐步覺醒而走向新路的過程， 小說作了深層的心理剖析。這種剖析不是靜態的、孤立的解剖，而是聯系著客觀外界社會環境的變化，揭示出它對人物心理活動的影響。在作品中，趙惠明的心理活動的節奏是緊張而復雜的，高速度，多變化、多反復。這種心理活動的特點既與抗戰中第二次反共高潮時社會斗爭的緊張節奏相協調，又是她所處的特務機關這個特殊環境瞬息萬變、險惡叢生、詭計多端、殺機四伏的斗爭的必然反應。紛繁復雜的事件，交叉錯綜的矛盾，變幻莫測的情勢，都非常敏感地引起趙惠明或喜或憂、或抑或揚、或進或退的心理變化和內心沖突。比如當她聽到“消滅‘弄軍’”即制造皖南事變的陰謀開始實行，而特務機關內部也加強了“試探和偵察”的消息后，立即發生了提防和應變的心理反映。為了不使人以為她“心虛”，她故意地在吱喳私議的人之間“扯皮”。碰巧在“扯談”中聽到關于K和一個身材苗條的女人常常約會的消息，唯恐涉及到她自己，她的警惕心理一下又變為“處境實在危險”的恐懼心理。類似這種有客觀依據的迅速變換的心理活動，非常典型地表現了趙惠明的精神世界，使這一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現在讀者面前，也使讀者透過這一人物心靈的窗口，窺見陰暗的“霧重慶”的典型社會環境。

趙惠明的生活道路崎嶇不平，她的經歷及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起到了暴露敵人的積極作用;同時也反映了抗日相持階段一部分知識青年經不起蔣介石集團的威脅利誘，背離了抗戰的方向而誤入歧途，由于現實的教育，才從蔣介石集團的藩籬中掙扎出來，追求新生的前程。因而趙惠明這個典型形象，有著很大的認識意義和教育意義。

無論在當時的文壇上還是在作者自己的作品中，像趙惠明這樣的人物形象都未曾出現過。這是作者在藝術上的新創造。對于開拓新文學的創作題材，豐富新文學作品的人物形象，趙惠明的形象都是一個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