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良是蔡楚生、鄭君里一九四七年編導的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里的主人公，是一個在抗戰中被黑暗勢力吞噬了靈魂而墮入泥坑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

張忠良原是個樸實、善良、富有正義感的愛國青年。作為一個紗廠補習學校的教師，他常在課堂上慷慨激昂地向女工們宣講抗日救國的道理，并不顧危險，在公眾場合替抗日義勇軍募捐。為此，他贏得了純潔、善良的女工素芬的傾心相愛，兩人結成美好姻緣。 “八一三”日寇進攻上海后，他毅然離妻別母，參加救護隊，輾轉于抗日戰場，曾經歷南京戰事，險遭日寇槍殺;在保衛武漢、南昌的戰役中，當過救護隊長;宜昌失守后，又不幸被俘，飽受過欺凌虐待，并死里逃生，回到大后方。總之，在抗戰最初的歲月里，他確實出過力、流過血，表現出高尚的情操。

那么，是什么力量把這樣一個既“忠”且“良”的愛國青年，變成一個不忠不良的忘恩負義之徒呢?是什么原因使這樣一個正直、樸實的知識分子，變成一個道德敗壞、喪失靈魂的官僚資本家的幫兇呢?除了性格的因素，更有社會的責任。

當張忠良九死一生逃到重慶，以為可以重新參加抗日工作時，誰知在這個號稱“抗戰中心”的重慶，在這個國民黨政府的“陪都”里，他不但處處受到冷遇，沒有用武之地，而且連一個能維持生活的工作都找不到，只好像乞丐一樣躑躅街頭。這種極不公正的待遇，使他產生了一種悲憤情緒，而大后方上層社會的種種腐敗現象，更加深了他的失望心理。這種悲憤和失望，如能得到正確的引導和啟發，也許能轉化為一種冷靜的思考和徹悟，并由此找到一條全新的斗爭道路。然而，已經脫離了抗日斗爭主流的張忠良，由于機緣、環境和自身性格中的動搖與軟弱，使他走上了另一條生活道路。他求助于戰前認識的紗廠經理的小姨子王麗珍，而王麗珍此時已成為混跡于重慶國民黨上層社會的著名交際花。她憑借自己和官僚資本家龐浩公的特殊關系，把張忠良安排在龐浩公開辦的“大興貿易公司”任職。同時，她又以別有用心的拉攏和墮落生活的腐蝕，使張忠良終于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當然，促使張忠良走向墮落的因素，除了王麗珍以色相引誘外，還有龐浩公權勢的吸引，以及上流社會腐敗生活的熏染。以“大興貿易公司董事長”身份出現的龐浩公，是官僚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既搜刮了大量財富，又擁有巨大權力。張忠良投靠龐浩公后，很快便被這種權勢所征服。他以龐浩公“私人秘書”的身份活躍于上流社會，周旋于商人掮客中間，發號施令，指揮著屬員。權力和地位不僅滿足了他的虛榮心，還給他帶來了奢侈豪華的生活，使他沉醉于花天酒地、紙醉金迷之中。

黑暗的社會勢力就這樣一步步吞噬了他曾具有的善性和良心，腐蝕了他的靈魂，使他心甘情愿地成為龐浩公的奴仆、王麗珍的姘夫。他不僅早已把在淪陷區苦苦煎熬的妻子素芬和老母、兒子忘得一干二凈，而且還助桀為虐、為非作歹。

抗戰勝利后，張忠良隨同龐浩公以“接受大員”的身份從重慶飛回上海。他利用翻云覆雨的權力，不但接受敵偽財產，還把許多漢奸產業變成“大興貿易公司”的產業，成為“劫收”掠奪丑劇里的主角。同時，他又和漢奸溫經理的太太何文艷勾搭成奸，恣意淫樂，過著窮奢極欲的糜爛生活。就在張忠良同“抗戰夫人”王麗珍、 “接收夫人”何文艷大舉宴舞之時，他與已成為溫公館女傭的素芬不期相遇，面對受盡磨難的妻子，他并無愧悔和內疚，卻以冷酷無情的態度威逼素芬。最終為了保住已擁有的權力，地位和財富，他拋棄了妻兒老母，使素芬在極度憤激絕望中投江自盡。

劇作家在表現張忠良的蛻化演變時，既以他與三個夫人的關系作為情節主線來展示其性格逆轉，又始終不脫離對復雜、多樣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環境的描寫：通過張忠良之弟張忠民給素芬的信來簡單敘述，并穿插了若干鏡頭，以此來暗示當時中國的光明面;通過素芬公婆母子的悲慘遭遇，真實感人地再現了淪陷區人民的苦難生活;圍繞著張忠良，生動地描繪了龐浩公、王麗珍、何文艷等一批反動統治者和寄生者燈紅酒綠的腐化生活。以這樣的背景來襯托張忠良的命運變遷和性格逆轉。

張忠良從矢志救國到自甘墮落的蛻變，既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和動搖性，也深刻地暴露了反動統治階級置民族和人民利益于不顧，腐敗荒淫，掠奪社會財富的罪惡行徑，并揭示出他們對青年知識分子的毒害與腐蝕。這也正是張忠良形象的典型意義之所在。

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一江春水向東流》無疑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優秀影片，張忠良的形象自然也在電影人物畫廊里以其獨有的藝術風采而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