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巧，是我國明代馮夢龍編纂的《古今小說》第一卷《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的女主人公。

王三巧，是家中三姊妹中最幼的一個，因生于七月初七，又喚作三巧兒。三巧兒容貌美麗，“嬌姿艷質”，十七歲便嫁給了從小就訂下婚約的年輕商人蔣興哥。

結婚四年，丈夫尚未出外經商時，三巧兒和蔣興哥是十分恩愛的一對少年夫妻。小兩口卿卿我我，充滿柔情蜜意，“真個是行坐不離，夢魂相伴”。婚后兩年，興哥意欲去廣東經商，她“初時也答應道‘該去’，后來說到許多路程‘恩愛夫妻，何忍分離’，不覺兩淚交流”，而興哥自然也依依不舍，于是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推遲了出外經商的日期。又過了兩年，蔣興哥決意要去經商，她只能依依不舍送走了丈夫，但再三叮囑“好歹一年便回”，表達了對丈夫熱烈的眷戀之情。

在蔣興哥登程出發后，三巧兒起先尚能謹記丈夫臨別時的囑咐， “數月之內，目不窺戶，足不下樓”，但約定的一年已過，蔣興哥卻沒有歸來，且杳無音訊，三巧兒不由心焦起來。急切之下，她“病篤亂投醫”，不惜破費求助于信口開河、專講瞎話的賣卦瞎子。并“歡天喜地”相信了。從此“常走向前樓，在簾內東張西望”。處于寂寞孤獨生活中的三巧兒對丈夫的思念是多么深切感人。

一天，三巧兒在樓上把窗外另一個“恰好與蔣興哥平昔穿著相像”，外貌也相近的年輕商人誤以為是遠道而歸的丈夫。”當她發覺認錯人后羞得兩頰通紅，忙忙把窗兒拽轉，跑回后樓去了，但是那個叫陳大郎(又名陳商)的商人卻自望見妙齡絕色的三巧兒后，“一片精魂早被婦人眼光兒攝上去了”，頓時想入非非，情迷意蕩。

在陳大郎的重金收買之下，奸詐險惡、巧舌如簧的薛婆心設計圈套，一步步地把三巧兒拉下泥坑。三巧兒畢竟年輕幼稚，又長時間寂寞孤單，自從薛婆殷勤上門后， “一日不見他來，便覺寂寞”，遂與她成了至交，不知不覺地上當受騙了。這位年輕的婦人，本和丈夫情深意篤，在蔣興哥外出經商時，忠于婦道。但是，她也有著人的自然的正常的“情欲”，蔣興哥的一年未歸，使她寂寞孤獨，陳大郎和薛婆正是看準了這一點，而拉她下水的。小說在展現王三巧的“失足”時，細致地描繪了她的思想動搖和漸變的過程。如薛婆對蔣興哥的不歸挑撥中傷時，她立即為丈夫作了辯護： “我家官人倒不是這樣人。”但她經不住薛婆和陳大郎的輪番進攻，終于在她的生日之夜，徹底崩潰了思想防線，一頭落入了她們的圈套之中。每天，她和陳大郎“夜來明去，你貪我愛，如膠如漆，勝如夫婦”，甚至墮落到情愿跟姘夫收拾細軟一起出逃的地步，又不惜把“蔣門祖傳之物”珍珠衫親手給陳大郎穿上，親自送他出門，“再三珍重而別”。顯然，墮入情欲的三巧兒此時已經完全背棄了自己的丈夫蔣興哥，成了道德的罪人。三巧兒的“失足”主要是薛婆、陳商的蓄意誘惑，但其性格軟弱、意志不堅，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指出這一點，有利于我們正確地評價王三巧這一藝術形象的審美價值。

三巧兒的“失足”固然可憎，但是她同那種狂蕩不羈，寡廉少恥的淫婦還是有區別的。當三巧兒一旦見到自己丈夫歸來時便感到“心虛，覺得滿臉慚愧，不敢殷勤上前扳話”，當她被丈夫休回娘家，父母詢問起原因時，羞于開口，只是一味地“號啕大哭”，絲毫沒有歸罪于丈夫，為自己作一句辯解，甚至引咎自責： “是我的不是，負了丈夫恩情。”她感到再也無臉見人，欲吊梁自縊，幸被其母所救。蔣興哥對于她的“失足”，不但“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為她遮丑，而且還把她的十六箱細軟之物原封不動地給她送來作為她改嫁的陪嫁。這一切，更使三巧兒在良心上感到過意不去。由此可見，三巧兒還是個比較誠實，且知錯肯改的人。

三巧兒懷著對自己痛悔不已的心情改嫁給一個叫吳杰的知縣。蔣興哥在重娶了平氏后復又出外經商時，不意在吳知縣管轄地區卷入一場人命官司。三巧兒知曉后，想起舊日恩情， “不覺痛酸”，佯稱蔣興哥是自己的哥哥，兩眼噙淚，跪下苦苦哀求后夫吳杰搭救，甚至表示： “若哥哥無救，賤妾亦當自盡。”在吳杰的解救下，興哥被釋放并同三巧兒重新相會了。相見時，三巧兒不避后夫在場， “也不行禮，也不講話，緊緊的你我相抱，放聲大哭”。這哭聲中既包含著彼此依然深深相戀的情感，也包含著三巧兒深切痛楚的懺悔。當后夫感到納罕盤問時，三巧兒索性勇敢地坦率承認了同蔣興哥的真實關系。最后，在吳知縣的善意撮合下，三巧兒終于同蔣興哥破鏡重圓。

在王三巧的身上，集中體現著文學反映社會生活的真實性和典型性的原則。明代中、后期新舊思想的斗爭在市民們的觀念中的投影，由此亦可略見一斑。我國古典文學曾塑造了眾多的婦女形象，有熱烈追求自由戀愛的崔鶯鶯、杜麗娘;有對愛情一往情深、堅貞不渝的杜十娘、李香君，有生性懦弱、甘受玩弄的尤二姐，也有不知羞恥，色膽包天的潘金蓮，但是像王三巧這樣不慎一時失足卻又知錯肯改的婦女形象并不多見。可以說，王三巧的形象在我國文學畫廊中具有其獨特的美學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