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鵑一九五八年奉獻給當代文壇的短篇小說《百合花》，是一顆晶瑩剔透的明珠，它謳歌了軍民之間的骨肉情誼。其中那位無名無姓的小通訊員所散發出的沖淡而又久遠的光芒，即便在目下某些“橫空出世”的杰構面前，也毫無愧色。

無論怎樣說，小通訊員還是相當稚嫩的：寬寬的雙肩，一張棕紅色的充滿著孩子氣的圓臉，他有十九歲，看起來頂多十八歲。他本是山區幫人拖毛竹的，翻身解放后踴躍參軍成為人民戰士。入伍一年來，革命戰士的光榮和自豪使他出落得棒棒的。戰爭，為勞苦大眾謀求解放的神圣戰爭，在他的心目中，幾乎如同一首詩。彌漫的硝煙，轟鳴的炮聲，血肉橫飛的戰爭無法銷蝕他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無法壓抑他的青春的朝氣。即便在總攻前夕，他的愛美之心依然郁勃，竟還有心思把偽裝當作裝飾，肩上的步槍筒里插著幾根樹枝和一支野菊。他像多數來自農村的小伙子一樣，憨厚樸實。他不習慣同女同志在一起，也怕與女同志打交道，在年輕女子面前總顯示一副局促和靦腆的模樣。陪“我” (系女性)去包扎所途中，他總是與“我”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盡管他又是那么細心周到地擔負起保護和照顧的責任。他見“我”挨他坐下，立即會張惶起來， “好像他身邊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對于“我”對他的詢問，他的回答極其簡單，問到他“有沒有娶媳婦”時，他會飛紅了臉，忸怩得不能，冒出一頭大汗。

可是，這位十九歲的小通訊員的胸懷寬廣著呢!把“我”安全送抵包扎所，本來他可以回團部述職，但他還幫著包扎所向群眾借被子。他不善言辭，怕和女人打交道，在單獨向新媳婦借被子時碰了釘子，他的埋怨挺簡單一—“老百姓死封建”。好一個快人快語的小大人!但當聽到“得罪老百姓影響可不好”時，他卻馬上松松爽爽帶“我”前去解釋。當得到新媳婦的允應后，你看他的慌張相， “繃了臉，垂著眼皮”，接過被子就轉身，竟讓衣服掛住了門鉤，撕破了衣服。新媳婦笑著要給他縫，他羞澀得高低不肯，挾了被子就走。正是這個“冒失鬼”，知道手中的被子是人家新婚時唯一的嫁妝，心里又立刻感到不安……在臨回團部時，還不忘戰友，主動掏出饅頭給“我”開飯。這個傻呼呼的小伙子又好笑，又可愛，難怪“我”不知怎的，已從心底愛上他。

革命隊伍這個大熔爐沒有改變小通訊員的心理特征，卻深刻地鍛鑄了這個年輕戰士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革命責任感。正當在傳統的中秋團圓之夜，他或許思念著他的爹娘，他的弟妹，他的那位姑姑，他本來是應該享受著天倫的撫愛和關照的，然而，正是在這樣“天邊涌起一輪滿月”的夜晚，他為千千萬萬戶人家的團圓和幸福，為了保衛普通百姓的生命安全，毫不猶豫地獻出了自己十九歲的生命。他的生命是短暫的，但他的精神是富饒的，他是人民的忠誠的兒子，他是人民的光榮!那位羞答答的新媳婦不習慣服侍那些受傷的小伙子，總有些放不開手，可是臨對這位重傷快死的小通訊員，她“已輕輕移過一盞油燈，解開他的衣服，她剛才那種忸怩羞澀已經完全消失，只是莊嚴而虔誠的給他拭著身子”。她側著身子坐在小通訊員旁邊，“低著頭，正一針一針的在縫他衣肩上的那個破洞”，至小通訊員死去，她還像什么也沒看見，什么也沒聽到，“依然拿著針，細細的、密密的縫著那個破洞”。她是鐘愛自己那條新婚的被子的，它是一顆姑娘的心。可是當裝殮小通訊員遺體時，有人要收起這條被子時，她的“臉色發白，劈手奪過被子，狠狠的瞪了他們一眼，自己動手把半條被子平展展的鋪在棺材底，半條蓋在他身上”。衛生員為難地說明被子是借老百姓的，話音未落，新媳婦氣洶洶的嚷出“是我的——”幾個字。她有多委屈啊!死去的小通訊員是她比親人還親的人，是她的階級兄弟。這是天地間至誠至深的情誼!小通訊員生前愛美，他死后人民將最崇高的敬意獻給了他，他贏得了人民晶瑩發亮的淚，在如水的月光下， “那條棗紅底色上灑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這象征純潔與感情的花，蓋上了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的臉”。

作家通過細膩而有層次的心理活動來刻畫小通訊員，采用第一人稱的手法，以“我”貫穿全篇，透過“我”的內心活動，如同打開一扇扇心扉一樣，由遠而近，由淡而濃地描畫出小通訊員的性格風貌。

小說以情動人，色彩輕柔，被茅盾稱為“靜夜簫聲”，《百合花》中的這位十九歲的通訊員，應和著簫聲將長久地活在讀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