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鶯鶯是王實甫《西廂記》雜劇里的主要人物之一。

崔鶯鶯生活在唐德宗貞元年間，是前朝宰相崔相國的獨生女兒，鶯鶯是她的小字。她年方“一十九歲，針指女工，詩詞書算，無不能者”，而且出落得“恰便似檀口點櫻桃，粉鼻兒倚瓊瑤，淡白梨花面，輕盈楊柳腰。妖嬈，滿面兒撲堆著俏;苗條，一團兒真是嬌”真是一個豆蔻年華、美貌而溫文多才的名門小姐。正如一般處在這一如花初放的美妙年齡中的女子一樣，她也有生活上的理想與追求，渴望著心靈與人生的自由，對美好的愛情有著朦朦朧朧的幻想與追求。但崔鶯鶯生活的封建時代，特別是做為相國名門之女，又有著恪守封建禮教的母親的嚴厲管束，她卻沒有多少自由可言，她的渴望與追求卻被森嚴的封建禮教與家規束縛著。可以說，鶯鶯的青少年時代乃是生活在幾乎與世隔絕的深閨中，承受著封建禮教與家規的重壓。她的母親崔夫人乃是個滿腦子相國家譜、門當戶對觀念，嚴守男女之大防的貴婦人。派紅娘對鶯鶯行監坐守， “但出閨門，影兒般不離身”。在這種拘束與防賊似的監守下，鶯鶯就如一只供養于金絲籠中的小百靈一般，沒有翱翔藍天的自由。崔鶯鶯就長期生活在這種封建禮教拘束下的冷酷環境中。顯然，這與一個十九歲女子的夢想與追求是多么不協調。而崔鶯鶯這一追求自由的生活與愛情的藝術形象，也就在這一矛盾沖突中栩栩如生地塑造出來。

盡管崔鶯鶯被封建禮教與家規拘束著，但這并沒有拘住她追求自由愛情的心，可以說禁錮得越嚴酷，則沖決禁錮、追求理想的沖擊力也就越猛烈。當鶯鶯隨同母親扶父柩前往博陵安葬，途經普救寺，在佛殿游玩時偶遇往京城赴考的張君瑞，在目授心與中，兩顆年輕的心立即撞起了青春的火花。張生的愛慕之心，自然先起于鶯鶯的“解舞腰肢嬌又軟，千般裊娜，萬般旖旎，似垂柳晚風前”的絕世風姿;而鶯鶯之萌發愛戀之意，固然也因張生的一表人材。但這與她長期生活在“內外并無一個男子出入”的環境中，追求愛情之心長久被禁錮有關。一旦有個突破口，則追求愛情之力也就迸發而出。因此，這一邂逅初見，鶯鶯便突破封建禮教的樊籬，萌動了愛情。這時在張生的旁窺下， “他那里盡人調戲彈著香肩，只將花笑捻”。而當紅娘發覺張生偷窺，催促她回家去時，她又頻頻回顧， “且休題眼角兒留情處，只腳兒將心事傳”。她這一留情處，善解人意的張生即“心有靈犀一點通”，馬上心領神會，不禁自白“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便是鐵石人也意惹情牽”。鶯鶯的這一愛情的萌動，應該說是她沖破封建禮教樊籠的第一步，表現了她對自由愛情的追求，而她此后對張生的愛情又要比這豐富而曲折得多。

鶯鶯對張生的愛情既是一見傾心式的，而又在互相了解、傾慕投合中深化。當然，鶯鶯的一見傾心并非感情的濫用，就如她回答紅娘所說的“往常但見個外人，氳的早嗔;但見個客人，厭的倒褪;從見了那人(指張生)，兜的便親”。而這一見便親的基礎正是張生所說的“他有德言工貌，小生有恭儉溫良”，也即是“郎才女貌合相彷”。如果說佛殿的邂逅，已使鶯鶯萌動了愛心，那么花園月夜的祝香酬詩，則又深化了她的傾慕之情。當她傾聽張生吟誦“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之詩時，她不禁贊賞道： “好清新之詩，我依韻做一首。”而張生聽罷她的“料得行吟者，應憐長嘆人”之什，也贊嘆“好應酬得快也呵!”賦詩酬和又溝通深化了鶯鶯張生間的感情，致使鶯鶯“想著他昨夜詩”， “吟得句兒勻，念得字兒真，詠月新詩，煞強似織錦回文”。這時，她的愛情在一見傾心的基礎上更得到感情及理智上的升華， “想著文章士，旖旎人;他臉兒清秀身兒俊，性兒溫克情兒順，不由人口里作念心兒里印”。從而興起了“誰肯把針兒將線引，向東鄰通個殷勤”之想。月夜酬詩使他們的愛情有了更為堅實的基礎，而此后他們的愛情更經受了患難的嚴峻考驗。賊將孫飛虎兵圍普救寺，要擄鶯鶯做壓寨夫人。在這危急之秋，張生挺身而出，請來友人白馬將軍平退了賊軍，保全鶯鶯一家及寺廟眾僧。這一“滅寇功，舉將能”，連紅娘都認為是“兩般兒功效如紅定”，更不用說處于戀愛中的鶯鶯會產生怎樣的感激與愛戀之情了。

鶯鶯與張生的愛情是在反抗封建禮教的束縛，沖破封建家規的樊籬中獲得成功，并以此顯示出它的積極思想意義。不僅如此，她還敢于違抗崔夫人為代表的封建禮教的公開阻撓。當崔夫人因嫌張生貧寒而違背了早先誰退了賊兵，就“倒陪房奩，斷送鶯鶯與他為妻”的諾言，只令鶯鶯與張生兄妹相稱時，鶯鶯在母親出爾反爾的打擊下， “粉頸低垂，蛾眉頻蹙，芳心無那”、 “淚眼偷淹，酩子里揾濕香羅”，雖不敢公開頂撞母親之命，但心中卻有“俺娘好口不應心也呵”的反抗意識，埋怨著母親“將顫巍巍雙頭花芯搓，香馥馥同心縷帶割”，怨恨著“白頭娘不負荷，青春女成擔擱，將俺那錦片也似前程蹬脫。俺娘把甜句兒落空了他，虛名兒誤賺了我”。她更進一步付之行動，敢于月夜私至張生窗下聆聽琴聲，贊賞張生的《鳳求凰》“彈得好也呵!其詞哀，其意切，凄凄然如鶴唳天;故使妾聞之，不覺淚下”。接著又向張生表白“若由得我呵，乞求得效鸞鳳”， “我若得些兒閑空，張生呵，怎教你無人處把妾身作誦”。嗣后，當她得知張生相思成病，便急忙央求紅娘前往探望。后來又通過紅娘私下與張生傳書遞簡，寫下“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之詩簡，約張生月夜幽會。最后，在紅娘的幫助下，她終于徹底沖決了封建禮教的樊籬與女孩兒的羞人答答之情，背著母親夤夜私下委身張生。這一無視封建禮教家規的舉動，是她追求戀愛婚姻自由所邁出的最堅定的一步，也是她擺脫封建禮教的束縛，砸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門當戶對”的封建枷鎖的最具有反抗意義的勇敢行動。也正因此，她與張生的愛情才能成為被我們所贊美的封建社會中的愛情典型之一。

當然，由于崔鶯鶯的相國家小姐的身份，母親的嚴厲管束，她的追求與表達愛情的方式及態度又帶有與其身份教養相一致的特點，這也就使她的愛情顯得更為含蓄豐富。她知書達理，多情善感而又富有教養。初遇張生時，她“未語人前先靦腆，櫻桃紅綻，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屬意張生時，她也只是從“眼角兒留情處”、“腳趴兒將心事傳”。花園祝香，她雖祈望能與張生成就美滿姻緣，但又默而不語，只是“心中無限傷心事，盡在深深兩拜中”，以此引來心直口快的紅娘替她祝告： “愿俺姐姐早尋一個姐夫”。此后在熱戀中，她表達愛情的方式，也都采用聽琴、和詩、品賞琴音詩韻，借助紅娘巧妙傳書遞簡，寓深情密約于詩句中的溫文高雅的方式。而她的相國小姐的身份，母親的威懾，紅娘的對她“行監坐守”的使命，又使她在愛情上顯得矜持、謹慎，矛盾而多變，具有內熱外冷的特點。她明明陷入于愛戀中而央求紅娘前往看望病中的張生，卻又在紅娘前裝得無心人一般正經。紅娘帶回張生簡帖，她故意一變臉色云：“小賤人，這東西那里將來，我是相國的的小姐，誰敢將這簡帖來戲弄我，我幾曾慣看這等東西?告過夫人，打下你個小賤人下截來。”她回簡約張生幽會，又想瞞過紅娘，說“你將去說：小姐看望先生，相待兄妹之禮如此，非有他意。再一遭兒是這般呵，必告夫人知道，和你個小賤人都有說話”。而當張生赴約而至，跳墻摟住她，她又礙于紅娘在面前，變卦怒云：“張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這里燒香，你無故至此!若夫人聞知，有何理說!”并告誡張生“今后再勿如此，若更為之，與足下決無干休”。這種矜持做作，靈巧機敏的紅娘早就看破個中底蘊，揭穿她“對人前巧語花言;——沒人處便想張生，——背地里愁眉淚眼”，“怒時節把一個書生來跌窨，歡時節——‘紅娘，好姐姐，去望他一遭’”!

作為追求自由幸福愛情形象的鶯鶯，她的另一個可貴的思想意義在于，在美滿愛情與門第觀念、功名利祿之間產生矛盾時，她敢于堅決地舍棄后者，這對于一個名門小姐來說確是難能可貴的。她違背母親“門當戶對”的意愿，私下委身于尚是“書劍飄零，功名未遂”的張生，而當崔夫人逼張生赴京“掙揣一個狀元回來”，“得官呵，來見我;駁落呵，休來見我”，她心中極為不快，以致痛苦得“將來的酒共食，嘗著似土和泥”， “恨塞滿愁腸胃”，詛咒這是“蝸角虛名，蠅頭微利”， “折鴛鴦在兩下里”，認為“但得一個并頭蓮，煞強如狀元及第”，并囑咐張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來”。當然，相國小姐的鶯鶯也并非沒有門第功名觀念，她畢竟出身于豪貴之家，又長期受到恪守宰相家譜、門當戶對觀念的母親的嚴厲管教熏陶，這些觀念對她的侵淫是必然的，所以她才會對張生說“你與俺崔相國做女婿，妻榮夫貴”。而當她接信得知張生中科，將回來團聚時，則“喜之如狂”，認為“郎之才望，亦不辱相國之家譜也”。然而正因為她也有著這些觀念，而當她處在愛情與這些觀念的激烈沖突時，敢于毫不顧惜地擯棄功名門第，這就更反襯出她追求自由愛情的熱烈，也更顯出這一愛情的反封建觀念的思想光彩。

崔鶯鶯這一藝術形象，從她出現以后，盡管也被某些死抱住封建禮教不放的人視為離經叛道的洪水猛獸，但她卻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男女青年的喜愛。在我國人民反對封建禮教的壓迫，爭取戀愛婚姻自由的長期進程中，人們從她身上獲得了斗爭的勇氣和力量。她和林黛玉、賈寶玉等藝術形象一樣，已起到了一種典范的作用。因此，她已成為家喻戶曉的文學人物，《西廂記》也成為我國人民引以自豪的古典文學精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