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勉強看了會兒代數——好比某些官員漫不經心地勉強研究著民生規劃——抬頭看了看依舊的墻壁和依然的人群，悶頭沉思了一會兒——好比那些官員悶頭沉思自己乏味的黃臉婆——我很覺沒趣。
正巧一只小蟲趣意盎然地飛來。它在我頭頂嗡嗡繞了三圈，最后居然誤撞我發，落到代數書上。看來代數那些繞來繞去的概念也“非人地”把小蟲子繞進去了。
我趕緊用鋼筆尖點住冒犯者，從腰帶上解下小刀割去了小蟲的翅膀。鋼筆尖所點之處，代數書洇濕了一片。
小蟲子順著我的中指——“河西走廊”——大模大樣地進入“中原腹地”——掌心，又繼續跋涉，到達胳膊上。大約胳膊上汗毛對它來說太高大了，于是止住不前。我心想汗毛之于它，正如大興安嶺茂密叢林之于我吧。
等著它走，沒承想這蟲子是蟲子中的哈姆萊特，迷路般延宕不走了。這樣過了幾分鐘，大興安嶺火了，把它抖落下來。忽然哈姆萊特要飛，身體脹大了一倍。我沒注意它還有一對備用的小翅膀！忙用鋼筆帽帽住——這叫作“雷峰塔”。哈哈，小南蠻，這回看你往哪兒跑。
“丁零零——”
最后一堂晚自習的下課鈴響了！
鈴聲似利劍刺破了楊瑞明的睡眠，被擊中的他從凳子上一躍而起，濃密的黑頭發似原子彈爆炸時所產生的蘑菇云仿佛一下子聳上了天花板！
“走！”蘑菇云說。
“走！”我合上鋼筆帽，站起來。哈姆萊特低低地飛走了，向著它的“蟲生”。
穿走廊，出校門，我們在夜色闌珊的馬路上飛奔，僅用了十五分鐘便奔到了縣電影院。
“剛開始。”蘑菇云摸到座位，邊脫外套邊說。他已跑出汗來了。我們用汗水服軟了時間。
幕布上，“人生”兩個大字剛剛映出。
一只小蟲子撲棱棱從幕布上掠過。
二
“喂，你知道誰最像巧珍嗎？”楊瑞明悄悄地問。一上午的瞌睡，使他的頭發成為名符其實的爆炸頭。
“反正吳玉芳演得不像。”
“我說咱班里？”
“咱班里？”我詫異地問，抬了頭看他，仿佛要從他眼中拽出什么人來。
他突然打住。好比嘮嘮叨叨的老婆子瞬間丟失了舌頭。我好生奇怪，禁不住掃了他一眼，卻見那雙漂亮的丹鳳眼正脈脈照向前面。順他那股光芒尋去，但見舒紅領著幾個女生正從那邊走近來。
舒紅是我們高一·2班音樂委員兼女生宿舍舍長。期中調位的第二天，她就托我給買“水分”，因為我是生活委員。“水分”就是提開水用的水票，各班生活委員負責統一去學校生活管理室購買。我好好地收了她的錢，以便等課外活動時去換。
課外活動還未開始，我就被班主任賈老師叫到辦公室去了。賈老師開門見山，提出準備讓我干團支書，他說本學期可以先讓我代替團支書的部分工作，如組織、號召等。“通過實踐的檢驗，你還是有號召力的。”這位政治老師說，輕車熟路地運用著辯證唯物主義的術語，“人的認識有一個發展過程嘛——這個我以后要講。從不知到知之很少到知之很多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對你的認識也是這樣。你干衛生委員干得也不錯——試試吧？”
從天而降的榮譽砸得我在教室里一直安靜認真地學習到吃飯時刻，像注射了固定劑后終于立起來了的水豆腐。楊瑞明說“打水去噢”，我才猛地想到自己還懷有重任，拔腿往生活管理室跑去。生活老師看來沒被什么榮譽砸著，早已經拔腿下班了，我分外氣憤地對著房門踢了幾腳，絲毫沒注意到巨大榮譽之下所應有的矜持與安分。晚自習時很內疚地對舒紅說明天再給買水吧。舒紅同情地點點頭，什么也沒說。
三
有時候，你會覺得你對生活無話可說。你會在某一瞬間突然感到失落，感到茫然失措。而這種情緒居然主要是和天氣有關。
青春時分尤其如此。
雨也分短跑沖刺式和馬拉松式的，而秋雨多是后一種不緊不慢的作風。秋雨籠罩了這個小城。小城浸沒在一種憂郁的色調里。開始凋零的樹默默無言地承受著自己的命運，樓房也不管不顧地讓雨水在他們身上嘩嘩流著。所有的窗子都關閉著。人們都是一個樣子地低頭匆匆趕路。
一場秋雨一場寒。秋雨將熱量隨蒸氣收了回去，藏在天上某個地方，預備明年再放出來，送還給大地上的各種生靈。季節邀請朔風，從北面呼嘯而來，即將在人間留下它們一年一度的臨時性工程——冰。我在秋雨中感到寒冷，我在寒冷之中渴求溫暖。
下課時我便不由地哼些歌，讓歌兒溫暖著我的情緒。情緒像風一樣無頭無腦，哼的歌也是無頭無序——“大海呀媽媽”，“長亭外，古道邊”，“紅河谷”……
我哼歌時，坐我身后的舒紅從來不多說話，而且多是立刻不再跟別人說話，只低著頭看書或寫作業。她不像我想象的那樣潑辣多刺，每天很少聽到她說什么話，我真想知道她為什么借走我的《紅樓夢》（上）。我隱約覺得是因為我那么喜歡《紅樓夢》，她才立刻也那么喜歡的，而且她好像唯恐趕不上我的喜歡。實際上沉悶的學習季一開始，我們就沒有比別人多說幾句話。我是從她言談舉止看出來的。她見了我總是臉紅，而且很快低下頭。我的出現使別人自卑，這令我很不安。于是我總是很快又走開。而這走開，恐怕也會被她理解我眼里沒有她。
有種莫名的傷感侵襲了我。我不知這情緒從何而來，而且我不知道為什么它會使我具有那樣一種茫然無措感。我仿佛站立在有霧的海邊。看不清遠方，甚至看不清自己。
就在這時，我感到舒紅的腳搭放在我凳子后檔上，心立刻不敢跳動了。我仿佛被人從后領凌空捏住，而又說不定什么時候會被撒落下來一樣，反正有種被別人抓住的感覺。我用眼角向四周一瞟：教室里很靜，被前方不遠處的大學入學通知書凌空捏住的同學們都在埋頭學習。
她的腳放得很輕很輕，粗心人是覺察不出的。那雙腳分量很輕，可在我心里卻是很重。周圍的一切變得明晰可辨，我的感覺突然變得很敏銳，我的神經變得敏感。我一下子收起小腹，屏息凝神，不敢稍動。
那雙腳放在凳子上面之后就不動了，好像一只啞巴蟬無聲地落在樹枝上。我老老實實地坐著，連喘氣也降低了頻率。
“歐陽風——有人找。”
門口第一排的萬修波對我喊。他先用目光準確定位，然后把指令呼嘯著空投了過來。指令帶著重量砸在了我的心湖上，濺起的水花打濕了周圍的耳朵。
像是被喊聲鉤出水面的魚，我站起來。
要想出去，得先把凳子稍稍向后一挪，我試著在凳子上用了點力，凳子向后退了一些。我立刻覺出凳子還是原來的重量。舒紅的腳早已悄無聲息地抽回去了。啞巴蟬飛了。
四
再推開教室門，就意識到有許多熟悉的目光從教室不同的地方掃射過來，這里面首先有萬修波的，他個頭最小，在最前面，又緊挨著門。他的目光是看門老頭兒的目光。他故意伸出腳去，橫在我必經的路上，拿出要偷偷絆我的樣子。這是我們親昵的一種方式。
楊瑞明和丁鵬的目光帶著質詢，那目光分明就是一句帶鉤子的話，一句審問的話，一句帶著間距、硬度較高的話。我很生氣這樣的目光。
我剛一進來時，還碰見舒紅的目光。那目光是一個做錯了事，只等著長輩來訓斥的可憐孩子的目光。她只看了我一眼，知道開門的是我，知道是我回來了，她也就放了心。
我懷著一種被各種目光攪亂的心情坐到了座位上，發現自己的一張報紙沒了，剛要詢問，舒紅告訴我是朱平拿去了。朱平來找舒紅買水分，看到我桌上的報紙，就順手拿了去，對舒紅說我回時轉告我一聲。我心里倒挺樂意朱平看我的報紙，剛來的一期青年報上，有篇愛情小說，我后悔沒把那篇小說用紅筆勾畫出來……正在這么胡亂想著，丁鵬大搖大擺地走過來。
“你給別人看報紙也不給我看！”一上來就這樣老實不客氣地責備我。
“哪里……”
“等她看完了，我看一下，怎么樣？”
“當然……”
“好，我這就跟朱平說去。”
楊瑞明又晃著蘑菇云過來了。我仿佛感到頭頂烏云密布。
“你報紙來？”他磨磨蹭蹭、慢慢悠悠、黏黏糊糊地問。
“借出去了，要看得排隊挨號！”楊瑞明學習很差，除了那雙丹鳳眼，我再不大佩服他。在我和丁鵬的友誼中，丁鵬是主要的，因為他嗓子好，體育棒，人長得又帥，所以在我們的友誼中，我甘愿處于次要位置上，仿佛大不列顛之于美利堅。對楊瑞明則不同，我是主要的了，是老大的感覺。
“剛才來找你的是誰？”他又問。
“同學。”我簡單地說，打開筆記本，準備做作業，意在結束這次發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狗仔式非正式采訪。
“男同學女同學？”狗仔刨根問底，拿起我放在桌上的鋼筆帽，把弄著，也把弄著我的回答。
我有點火了，心想看來我不說是女的你還不滿意呢，于是便沒好氣地回答說：“女的，名字叫楊瑞明！”
我實在做不下作業了，抬頭去奪楊瑞明手中的鋼筆帽。
“談這么長時間！”楊瑞明說，居然并沒有發覺我的諷刺。
我在抬頭的一剎那，看到那雙丹鳳眼癡呆呆地盯著我身后的舒紅，那張嘴好似也有點向那偏了。達利的名畫《記憶的永恒》中，三只鐘表的表盤都癱軟下來，隨著地心引力而下墜，像液體流動。在我超現實主義的想象中，楊瑞明的嘴也癱軟下墜向舒紅的方向，半呈流體，掛在傻呆呆的臉盤上。
五
有好幾天，舒紅沒有將腳放在我凳子后面的檔上。我并沒有十分期望她這樣做，也并不知這會導致什么，甚至連這些都沒仔細想過。也許只是感到它們本來習慣于放在那里，而當沒有放在那里時，心里多少有點恍恍惚惚。這可能有點像美國人，他們習慣于借別國的債而生活，當中國不買他們的國債時，他們的福利生活多少有點恍恍惚惚。
直到那初中男性同學再來找我，我領他在教室里露了一次面，這種局面才改變回來。那次我懷著亂糟糟的心情，疲憊地走回教室，卻看到舒紅眼里快活的光。她在跟同位開一個玩笑或是說一個笑話，兩個人各分一半笑聲。我剛坐下不久，突然就覺察到它們又飛來了。我敢肯定這雙腳不是隨隨便便放下的，它有選擇。一般來說，假若你為了休息或方便的原因，把腳放在前面那人凳子的檔上，你絕不會把雙腳一齊去放上，而是先放一只再放一只。而舒紅的腳總是同時落在那檔上。我在以后的許多次機會里，都試過把雙腳同樣放法，每一次試的時候，我就想，舒紅是個很細膩很細心的人。她用細節說話。這等同于秘密電碼。不能破譯密碼的人是不能同她對話的。
這雙腳像一對鳥兒，一起棲息在我的凳子檔上，在那里筑了家。我以前起立的時候，總是把凳子往后一撤，正如火箭上天起飛前，總是把大地努力一蹬；或者正如某些人的升遷，總是把同僚狠勁一蹬，踩著人家腦袋往上爬。現在我卻不敢用力了。我要外出，總要先對同位說上幾句話，說“該歇一歇了”或“到出去的時間了”，要不就伸個懶腰或慢騰騰地合上課本，合上鋼筆帽，所有這些，其實都是在告訴那對鳥兒或啞巴蟬“我要出去了，我得把凳子往后挪挪了”。好比一種含蓄的廣而告之。而我挪凳子的時候，也總沒出過什么麻煩。
大雪飄飄而下，這是膠東半島第一場“陽春白雪”。
我病了，腦袋暈乎乎地發脹，咳嗽，覺得自己的腸胃就要吐出來了。流行性感冒嗎？我感到虛汗淋淋。小個子的萬修波風風火火跑來摸摸我的手，冰涼；摸摸我的臉，滾熱。他說我仿佛把臉伸到火爐旁烤火而雙手忘在窗外一樣。他不知道我身上也是熱一陣冷一陣，像是一會兒在火爐旁，一會兒又跑到冰天雪地的門外去一樣。
萬修波建議我回家，我說不必；他又讓我回宿舍，我說再等會。那時再有幾分鐘就要吃晚飯了，我想我還是能堅持到那個時間。萬修波聽我這么說，先跑出教室，打飯去了，我在剛剛趴到桌上時，試出凳子后檔上那雙鳥兒又飛來了，這次它們破例地動了動，像是在安頓，又像是在用力，我的雙腳是停在凳下的，那兩只鳥兒中的一只不小心觸到了我的腳。我的腳下意識地向前一挪，我也能覺出她的腳在這同時也往后一縮。這是半秒鐘的事。世界上時空無限，造物者創造這個世界可以萬年、億年為單位計時，半秒鐘當然算不了什么，但我忘不了這個半秒鐘。在那個下雪天，在我得了重感冒的時候，在萬修波跑出去不久。
晚飯后，百無聊賴。我翻看以前的筆記本，翻到“交朋友”一節。這是一種簡易的算命辦法，不知從哪兒摘錄的。我一陣機靈，想給自己算一下命。
找來一張白紙，分成幾小塊，又做成十八個紙條，寫上十八個名字，九個男的，九個女的，然后把它們團成紙團，混雜在一起放在手里晃，晃幾下便往桌上一撒，從中取一個紙團打開，并依次這樣做下去，一直把紙團順次打開，再和筆記上列的十八種態度一一對照，“命”就算出來了。
算的結果令我很滿意，這種滿意甚至又使我相信算命有時是很準確的。按照筆記本上所說的，舒紅是“永遠和我在一起”的人，朱平是“關心我的人”，丁鵬是“你最可靠的朋友”，萬修波“對我忠心耿耿”，楊瑞明“和我交情一般”。我手舞足蹈，又歌又笑，把打水歸來的萬修波嚇了一大跳，以為我神經錯亂。我不在意他的打趣，只感到很滿足。我甚至立刻想象到舒紅對著我幸福地微笑。“永遠和我在一起”，不就意味著我們要永不分離，我可以把自己的煩惱、憂樂向她訴說了嗎？
年輕人的心啊，從來就是那樣單純。晚自習時我便開始給舒紅寫信。在我當時的心目中，寫信如同聊天；在我當時心目中，這也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秘密，而是正常的交往。我只是想找人交流一下對人生的看法，找一個與我心氣相通的人，找一個靈秀的人。我寫那封信的速度比那天大雪紛紛而下的速度還快。萬修波大感驚奇，說我寫信像我的名字一樣——“像風一樣快”。我沒力氣說什么，我在心里說：那是因為我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沒有絲毫掩飾和虛假。
我不知道的是：如何給舒紅送信呢？
六
“發現新大陸了嗎？”晚飯時，楊瑞明端著飯盒以及他的發現，來到我這邊。
“沒有。”我有點明白校園哥倫布要談些什么了。周六那天，我就發現舒紅的發型奇怪地改變了，原來有些土氣的小辮子不見了，代而替之的是運動頭，像風靡當時的《排球女將》上的小鹿純子一樣。同行的劉秉樹說舒紅性格變了，說她在他們那個初中時是個很活潑調皮的野丫頭，他推論說舒紅變“深沉”了。
當一個人懷有不為人知的使命、責任或秘密時，他就會變“深沉”。舒紅懷有的是什么呢？
哥倫布扒了幾口飯。
“看見了嗎？”他悄悄地說，“舒紅削頭了。”他說到這兒，并沒停下來讓我回答，自己接著評論說，“她真好看。”恰如從來就有的一種評論家，總是自己擬定文本，又據此得出自以為是的真理一般。
“好看什么！一般。”我假裝不耐煩地說，內心里倒有點真的想打擊一下他的“囂張”氣焰。
“敢說！”評論家瞪圓了眼睛，甚至略有點撒嬌的意思。
“搶了搶了。”萬修波在一旁早不客氣了，他用匙子來挑楊瑞明的菜吃，且先作大嚼大咽樣，結果還沒等我們笑，他自己卻先笑起來了。
楊瑞明急忙護住自己的飯盒，萬修波頻頻進攻，造成后方空虛，楊瑞明圍魏救趙，轉而去搶萬修波的菜，萬修波大吵大鬧，作勢要殺楊瑞明，煞是滑稽。
這樣，到飯菜吃到末了時，一直猴在我和萬修波那里的評論家才又擠出一句話：“她很像我原先一位同學。“
“是嗎？”我心不在焉，心里卻一下子明白他心底的奧秘。
晚上，楊瑞明依然來我這兒，不斷地找借口，一會兒要報紙，一會兒要本子，要不就拿我桌上的東西把玩，身子就亙在我和舒紅之間的邊際上，不由地讓我聯想起克什米爾那塊讓中印煩惱的土地。由于他站著，我坐著，他居高臨下掃視的目光使我不能忍受。他說話時聲音故意很大，像臺調不準的收音機。他夸張地笑。我覺得自己像劍，像火藥，片刻就要刺殺和燃放。然而這大火藥桶只是在心里升溫罷了，長劍也只戳著自己的胃腸。我悲憤地在心里罵了許多“奶奶娘”，就像電影《高山下的花環》中的雷軍長一樣，也在心里甩了好幾次軍帽。
楊瑞明根本不知我心里有劍與火藥，還能甩帽子，他像塊超級糨糊一樣，站在我的桌旁就不走了。一會兒說我臉色白了，一會兒又說天氣真好。沒有人理他。過不幾分鐘，他又說快吃飯了。一晚上就這樣過去了。我的劍與火藥依然在肚子里，帽子也沒從口中甩出來。
下了晚自習，舒紅走了，楊瑞明走了，教室里只有我一個人了，門外嘈雜聲不斷傳來，我覺得有點冷，抬頭見門是開著的。
走過去往走廊里瞅了瞅，兩三人正走出西邊出口，我掩緊了門，我想兩三分鐘內不會有人來。
舒紅真是細心。她的桌面上放著幾樣東西：打開而又扣著的歷史課本，成45度角斜放的鋼筆，還有一個三角板。我剛要忍不住去打開她的桌凳，卻突然發現了什么，近視眼發出光芒：她桌凳上的鎖斜掛在壁扣上。我像個警官一樣，對這高超的鎖凳技術報以輕輕點頭；又像個小偷，因窺測到主人家的心態而狡猾地一笑。舒紅制造了這樣一個看似散漫、毫不在乎什么的假象，實際上一切都暗藏心計。我若開凳，必將牽動全部，而她也會在打開桌凳之前，就明白它已被人打開過了。
我小心地打開這個桌凳，像哪部電影上醫務人員從傷病員腦顱里取子彈一樣細心。
桌凳里面的書籍筆記本井井有條，我借給她的那本《紅樓夢》（上）赫然立在叢書的最外邊。我把裝了信的信封放在她所有的筆記本和課本上面。關閉桌凳，斜掛上鎖，擺好桌面上的物什。
仿佛一切未曾發生。
七
我的精神狀態很好，我的競技姿勢極佳。
從把信放入舒紅凳里去以后，我的輕松心情就開始了。我的話語從來沒這么多，我的笑聲從來沒這么響亮而準確，我的胳膊不再懶惰，我的兩條腿爭著往前跑。體育課上，跑一千米猶如在宿舍里偷吃萬修波捎來的花生米一樣，速度如風。
我復習的總決戰已全面展開，化學、幾何、代數、物理等四個理科戰場上硝煙彌漫，戰火紛飛，我軍在向縱深處挺進，戰斗在繼續。在歷史、政治兩個文科小山頭上也響起了零散的槍聲，不久我就要轉移重心，用密集的炮火封鎖這兩小山頭。在語文、英語兩個戰場上，軍號也即將吹響，我的心在嚴陣以待，我的兩雙手十個手指協同作戰——噢，勝利在望，曙光在前頭！
上課做習題，總是剛劃完最后一個題的句號，下課鈴就嗡嗡響起，我用鋼筆點的一點就等于按響了鈴；上自習，總是剛剛復習完自己規定的部分，時間就到了，我合上了書本就等于關上了時間大門。在宿舍里，我沒工夫跟楊瑞明說話，也不愿意同他打交道，對他異常冷淡。這突然的降溫使楊瑞明措手不及。天氣一下子降溫，人就要加點衣服以求溫暖，友誼降溫也是這樣。楊瑞明一整天小心翼翼地陪我說話，像個做錯題的小學生。他說起話來訥訥的，經常與別人說著說著眼神就瞟向我，看看自己是否又出錯，是否說得不對方向。我于是順勢而行，更加不理睬他，更加不看他一眼。下課時他纏著我，問我到哪里去，我說出去休息一下，他趕緊說：“咱倆一塊去。”我就推說不去了，要到廁所去，他立刻改口說也要去廁所，我再說連廁所也不去了，他說：“好吧，在屋里坐會兒吧。”我暗自發笑。晚飯時，萬修波又吆吆喝喝，大張旗鼓地違反“君子協定”，越過“國境線”，到我這邊來搶菜吃。我高聲呵斥了他一下，楊瑞明端著飯盒站在一邊，正想著說什么話，見我開了口，他立刻接了茬口過去，對萬修波的無恥行徑進行了最嚴厲的批駁。我的臉上一本正經，肚里的腸子卻都快要笑彎了。我意識到這種變化是我自己復習展開得好而帶來的。心里就一再對自己強調要好好學習，爭取保持這種精神狀態。
今天的物理測驗考得不壞，明天的代數測驗也會不壞，反正我一點不害怕。我的精神是這樣飽滿。咱的水平是有的，只不過平時心不在焉而已。就像賈寶玉，平日里吊兒郎當，有事沒事專往女眷處鉆，而真要收了心，考個功名什么的也并不是很難的事。
我像一匹脫掉韁繩、甩掉包袱的資深野馬，重新回到了廣闊無垠大草原之上，并為之奮蹄長嘶和激揚跳躍。也正像人民解放戰爭的進程一樣，我的復習過程經歷了我與知識間的防御階段，目前已進入相持階段，不久將進入大反攻階段。我們眼前出現了百萬雄師過大江的壯觀場面，槍聲、喊殺聲、大江奔騰聲在我心中久久回響。
奮斗著的青春自有一股逼人的光芒。
八
舒紅似乎總很高興。送出信的第二天早上，我故意去得很晚，怕有點麻煩。萬一一下子嚷出來，怎么辦？或是，萬一那天早晨不是舒紅本人開凳，而是別的同學偶然借什么東西，去開她的凳怎么辦？這些問題直到我那天早上走進教室才知道答案。一切正常，平安無事。舒紅和同位嬉戲不止，很像池塘里兩只游玩的鴨子。
只是每每打開我的藏有希望的凳，失望就會隨即產生。每天我都要裝作不在乎的樣子，而又特別在乎地用眼睛迅速瞄一下子凳里凳外。我的腦中似乎缺少了什么東西。我在朦朧中期盼。
離送信那天轉眼四天了。我有點不耐煩。我承認這一點，也承認嘗到了等待的滋味。往往在做完作業之后的“下腳料”時間里，我就空出腦袋來想這件事。有時相當不耐煩，有時也有一種奇異的淡淡而美妙的享受。
我并不知道自己實際上是在品嘗一種很接近戀愛的滋味。但那時的我肯定拒絕說我在戀愛。不，我沒有。真的沒有。我有的只是交流的渴望，有的只是相知相識心靈相互印證的渴望。《詩經》上說：“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講的大約就是同一種情形。不過，有人說異性友誼和同性間的友誼，不過都是友誼而已，沒什么了不起，我卻覺得異性友誼是種奇妙的友誼，和同性間的友誼肯定并不是平行等價的。
課外活動時，同舒紅打了一個照面。當我走近她時，我自然地抬起早就準備好的眼睛，到她臉上尋找她的眼睛。她也如此。兩個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我詢問，她審視，共同確認，之后匆匆握“手”，匆匆把“手”抽開——她保持著原來的步伐走過去了。我也沒放下同萬修波的說話，走向她來的地方。
很多事情，是用眼睛來完成的。
九
第五天。時間一下子變得像一個老態龍鐘的老頭，蹣跚而艱難地走。那星期過得奇慢，我既詫異又清楚。
我有些不安，腦子里甚至產生了一些古怪的念頭，但很快又有新念頭把它們鎮壓下去。又一批新念頭沖上來，接著又被更新一批念頭打壓下去。這是怎么回事？成千上萬的念頭到我這兒來大串門嗎？
語文課上，王老師讓舒紅念《察今》第二段，舒紅念得磕磕絆絆，像醉鬼回家。王老師很不滿意。我呢？高興？憂慮？得意？憐愛？不，都不是，卻又都有點。我搞不十分透徹。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誰將情感世界攪亂了，讓我分不出條理來呢？
我煩悶郁悶又苦悶。
楊瑞明依然在向我這邊盯看，他的目光像戰斗片上日本鬼子的探照燈。
一周百分競賽情況又公布了，我的早操和課間操有幾次沒上，被賈老師不客氣地點了名。
這一天除了不順眼的事，就是倒霉的事！
體育課上，萬修波把排球老是打得很高很遠，我說了他幾次，他更加撒著歡地擊球，變本加厲地大笑。排球在天空中越來越小，越來越小，小到和月亮差不多高、和水餃差不多小時，就慢慢地又越來越大，越來越大，但沒等球皮著地，哈哈大笑著的萬修波就又搶著把球送上了天。球又一次次接近月亮與水餃，又一次次地失敗，下來回報地球。有一次，我還被萬修波撞倒在地，他像頭牛一樣壯實，他這一天也像頭牛一樣發瘋了。
一節課沒摸幾下球皮，我氣鼓鼓地走了。萬修波仿佛知道自己玩過頭了，連忙跟了來。我一點不理會他，跑回宿舍。
我躺著，在那陰濕的天氣，陰濕的墻角，陰濕的被窩里，心里也是陰濕的。有幾個沒上體育課的同學，在門外洗衣服，有幾個人在里面窸窸窣窣地翻著書。我躺著，迷迷糊糊地睡著。不過并沒有沉睡，我在想，在想自己苦心尋找的知己。我很早就知道魯迅給瞿秋白那句話，也很早就為之感動過。我覺得自己孤孤單單來這世上一遭，就是為了要找幾個知己，一起做些喜歡的事。這幾乎就是我當時認可的所謂人生意義，但如今沒有一個人能和我暢快地談論人生，直來直去地評論一切不平之事。我想著自己孤獨如此，沒有自己所渴求的那種友情。而沒有別人的娓娓娓言談，沒有了人生的映照，也就幾乎沒有了我生命的華彩綻放，整天只是一堆沒有靈魂的肉，軟在那兒，沒有動力與熱能。
萬物在鏡中發現自己，鏡子則需要在另一面鏡子中發現自我。我就是鏡子，我在尋找另一面能發現我的鏡子。
眼圈有些熱，眼睛有些濕潤。接著，眼淚流了出來，途經面頰。它們流到枕巾上，癢癢地、熱熱地。我放任它們流著，讓眼淚滾出兩條清明小河……
十
西伯利亞寒潮按部就班地向南推進，天氣冷了。冷空氣將人們多余的熱量和額外的熱情一并掠走。冬天是冷酷的季節，冬天因而是實際的季節。
在北風的慫恿下，作為寒潮南侵計劃的一部分和有利的輔助，大雪傲慢而闊綽地飄了下來，駐扎在北風掠蕩后的各個城市、各個鄉村。每個人都知道雪花是什么，詩人都會說雪花和鹽、棉絮一個顏色，都會說雪花比鹽輕，比棉絮重。但不是每個人都想過，雪花比棉絮嚴肅，比鹽更輕靈。嚴肅和輕靈，再加上純潔，這便是獨一無二的雪的境界。
膠東半島埋沒在雪花中，包含進雪的境界里。
我在這北風逐漸收緊它的口袋的時候，對世界產生了懷疑。一系列思索乞丐般涌進我的腦海，仿佛它們都懼怕朔風和嚴寒，躲進我的大腦中尋找歸宿一樣。我整天的學習和生活都沉浸在巨大疑慮之中，我墮入沉思的大洋之中，不能自拔，而且日益下沉，我漸漸被思緒的海洋淹沒了。萬修波不理我了，楊瑞明只知嘻嘻哈哈，舒紅再沒跟我要過一次報紙，教室里冷冷清清，大家一見面只討論天氣，宿舍里潮氣上升，大家偎著被窩只顧保暖，偶爾也罵句天氣之類的話。我學會了記長篇日記，也就是從這時起。我心靈上的大門在白天是關閉或半關閉的，只有到了深夜，才對著自己打開，像不說話且頗有聽德的朋友。我自由地向她傾訴。從那時起，慢慢地，我夜里的世界豐富了。
我發現，我所致力于尋找的知己是不存在的。我對朋友要求甚高，我不可能找到一個“完人”。我所追求的是種純凈無言的藝術環境，在現實中也是找不到的，我只找到失望和懷疑。我從溫暖的家中走出，帶著從書中得來的理想和幻想，去奮斗，去追求，但卻驀然發現，這個世界另有一套不同的規則與要求，在這個環境里，我找不到所要找的知己，我的夢找不到落腳點。
我也發現，在現實生活中，我是多么軟弱無力，我多愁多憂，敏感多疑，從肉體到思想都脆弱無力。我用藝術的尺子去裁剪生活，結果發現生活總是不夠尺寸。我因而更加多疑，并惡性發展，甚至有時帶有病態色彩。我給自己開的藥方是：博覽群書，直面現實。我感到了知識的貧乏和一種對新鮮知識饑餓般的渴求。
我的理想和幻想的鳥兒，在思考中漸漸落在了大地上，就像雪花在北風中漸漸落在大地上一樣。我重新用一種較為實際的眼光打量這個世界，我的心因而變得平靜。
這些思考，對于十六歲的我來說，算得上沉重而又深刻的了。而當我自己親自意識到了這一點時，我所獲得的巨大滿足是不言而喻的。我像是經過一場大病，肌體正在迅速康復，我仿佛經過一場艱苦的沐浴，現在已經接近結束。當我有一天早晨，從睡夢中醒來，突然看見闊別幾日的太陽重新映紅了窗子，并在這突然發現中猛地意識到自己原來是經歷了一場艱難的思考之后，我是多么高興啊！我從床上跳起來，拉開窗簾，貪婪地望著這個新鮮的世界，像一個解放了的奴隸。當我看見新的黎明時，幾乎想向他說出自己的全部秘密，包括給舒紅的信。
舒紅呢？舒紅總是很平靜很高興的。人群里說說笑笑，我們的目光再次相遇了，這次的她悄悄地靜靜地端詳我的眼睛，這次的我悄悄地靜靜地端詳她的明眸。我進入到她的心里，她進入到我的心里。眼睛原來真的是心靈之窗啊！這扇窗戶只允許心的進入，也只有心的輸出，其他辦法是無法進入或輸出的。這是一個秘密。人群里也再沒有人注意到我們倆。像是一棵蔥綠的蘋果樹，所有蘋果都是青青的，除了兩顆已經發紅。每當獨處時，或是深夜里，我總要細細地將她的明眸在眼前閃回，回味幾遍，并在一種心靈上的甘甜中感到了無比的滿足與幸福。
十一
提綱，講義……雪花般鋪天蓋地落在每張課桌上。據班內有關人士不完全統計，在四十五分鐘時間里，英語課代表接連發了十二張提綱或講義或習題。整整一班，別想干點別的事，接過講義，疊起講義，放起講義，再接過講義，再疊起講義，再放起講義——循環不斷直到下課。紙張沙沙摩擦聲，同學不耐煩的嗤嗤聲，查問聲，小聲喃喃聲……好一曲宏大而頗有節奏的發講義進行曲。
老師們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印提綱。
課代表們機械、冷淡地發講義。
爬書山、渡題海的戰役在每張課桌上全面展開，同學們俯首甘為課本牛。
題山題海題公題婆。越來越多越來越厚的眼鏡。不斷地瘦下去駝下去的身體。
丁老師說：“這些提綱綱舉目張。”
賈老師說：“這些習題是上屆考試題。”
牛老師說：“這些習題是精選習題”
王老師說：“這些講義對考大學大有用處。”
話語都是擲地有聲，都能把地球甚至月球砸出幾個坑來——敢情月球上那些坑洼就是中國老師們這樣砸出來的。滿目瘡痍啊。
白天時間全用去“游泳”和“爬山”，每個人都嗆得難受，也都累得要死。
只有晚上，世界才歸于和平和寧靜。風止了，它像鳥一樣，夜晚棲息在樹枝間，休養生息。太陽消去了，代之執行人間照明任務的是教室里的白熾燈和馬路兩旁的高壓鈉燈，這些人造的光明總是溫柔的。晚自習自由的時光，雖被強行剪分成三節，但老師們一般是不來授課的，尤其是第三節晚自習，最靠近深夜，也最自由、溫柔、和平和寧靜，從而也可以說最靠近心靈。第三節晚自習是純粹的自習。這是我一天中最喜歡的四十五分鐘。我在此時記日記，在日記白紙提供的廣大土地上，縱橫馳騁，自由自在地放牧自己的想象。有時我累了，跟班長說一聲，早早回到宿舍，換個姿勢讀書，或者是早點睡覺，提前進入夢的大澤。
現在我就回到了宿舍，瞌睡蟲牽著我。
宿舍里早有丁鵬和搗蛋鬼徐厚興蟄伏在那里，他們對我的回歸報以熱烈的歡迎，場面神似上世紀末中國迎來的兩次真正意義上的回歸。既然“志同道合”，又難免有些共同的話題。
話題首先從班級生活開始，三個人亂七八糟地發了一筐議論，就像我們眼前有一個垃圾筐，我們把一個個臟紙團往里扔。我扔得最少，顯得最沒有洞察力，心里也感到慚愧，同時充滿了對他們兩位先驅或先行者或無產階級革命家（學生就是無產階級）的特別敬意。丁鵬說得尤其多，他和二班氣氛的活躍相比，論證我們班文藝節目不活躍和學習氣氛太濃。他還斷言我班一定會出現“高分低能兒”。“高分低能兒”在當時是個很革命性的詞，像“改革”在個詞在當時同樣時髦，我聽了很以之為然，心中又悚然一動，思量自己會不會也成為“高分低能兒”。
中國人是頗能發明“概念”的民族，近幾十年此種能力尤其優異。有些概念能殺人，有些概念能傷人。有些概念的副作用甚至持續發酵數十年。我不知道“高分低能兒”這個概念是否也是如此。
丁鵬還提到班副。而談到班副，徐厚興的話就多了，他們一人一句，扭麻繩般，扭成一個很長很長的話題。
丁鵬說他討厭班副的巴結嘴臉，他說他與班副一言不發。“一言不發，不管什么時候。”丁鵬這樣強調了一遍。
徐厚興言必稱“偉大的班副先生”，丁鵬更多是正面攻擊班副，徐厚興卻多是為自己分辯，在這分辯中，從反面攻擊班副。因為徐厚興是有名的搗蛋鬼，光從他頭上歪戴的那頂“特務帽”就能看出來，班副屢次說他“斜”，而徐厚興的主要論點是“‘斜’不等于壞”，他其中的一個論據是“靳開來（注：電影《高山下的花環》中的人物）很‘斜’，但人很好”。我覺得這是篇很好的議論文，可以推薦給語文老師王老師當佳作讀的。
這些談話，像我黨的歷次會議對中國現當代歷史總有偉大作用一樣，對我的言行也產生了巨大作用，其實現在看來也許只是一種刺激。第二天，當楊瑞明又把鼻子和嘴貼在后門玻璃上時，我的第一個念頭是跟他斷絕一切外交關系，再不來往，并“一言不發”，不管什么時候。也是第二天，在課間操時，我說了一句話，班副立刻接了過去，而且是笑著接了過去，這種捧場卻令我非常別扭，我連臉也沒扭一下，更沒回答，而是徑直走到徐厚興跟前，拉著他，說說笑笑地走了。
徐厚興的語言總是風趣的。他和萬修波一樣，也來自農村，他們都沒有我的那種煩惱、憂郁什么的情緒，他沒有我這么多“思想”。他們整天笑哈哈，對一切生活片段都能感受到無盡的樂趣。他曾給我講過幾個農村故事，多發生在他童少年時期。他提到許多小伙伴的外號，像“面條湯”、“歪把子梨”等，他還提到十年動亂中的一個砍柴的老頭。所有這些，都使我感受到生活中純樸的美。我向往那些純樸的故事的境界，也單純地、一廂情愿地向往農村。
那天晚上的最后一個話題是最敏感的話題。丁鵬大大咧咧地說，要給我介紹一個“對象”。我立刻像魚兒上鉤樣被他的敘說吸引住了，徐厚興大笑道：“別聽他胡咧咧，他在作弄你呢！”
即使是作弄吧，我也有點心甘情愿，因為丁鵬的故事是那樣新鮮誘人。他說他有個同學，叫司馬雨，她是姓司馬，但原來不是叫“雨”的，因為她愛哭，遇陰天就流淚，逢刮風天也流淚，淚水像雨水一樣多，于是同學們送了她這個外號“司馬雨”，這名字漸漸取代了她的真名。司馬雨天資聰明，上課總愛睡覺，考試總在前十，她說起話來很有幽默感。而且，丁鵬還特別告訴我，她最愛看《紅樓夢》。丁鵬說她讀此書時，也哭，哭得天地變色，哭得晝短夜長，哭得風動雨落，這樣天長日久，書的紙張居然被泡起來，上、中、下三大本《紅樓夢》倒像六大本的分量。
徐厚興一點不信，他聽一句，笑一句，笑后就批駁一句，那架勢跟當下時髦的書評家一樣，當年金圣嘆圈點才子書，也未必這樣細心。徐厚興一口煞風景地咬定，說司馬雨流淚是因為她是個沙眼，而且嘲笑丁鵬，說即便把《紅樓夢》全吃在水里，泡三天三夜，曬干了也沒有六大本樣子。
浪漫的我對徐厚興這篇頗具現實主義傾向的議論文不以為然。
魚兒已經被誘餌的香味強烈吸引，此時以九牛二虎之力也未必能拉扯得回來。
“她住在哪里？多大了？”我問。
“看，急了吧！“丁鵬露出漁夫般的笑，我甚至能感覺到大海在夕陽輝映下所閃現的粼粼波光，“十六了，住在山上。”
“哪座山？”他憑空搬來的這座山壓在我的心頭。
下課鈴響了。早有腳步聲噔噔傳來，晚睡時間到了。
“就是……西山……上。”丁鵬模糊地說，把一個呵欠打成兩半，一半在山這邊，一半在山那邊。
十二
經過難以數得清的“軍事演習”和“練兵”之后，同學們終于很快上了戰場。對情人來說，情場即戰場；對學生來說，考場即戰場；對全部國人來說，人生即戰場。總而言之，我們實則總是處在一種戰備狀態。老校長作了總動員，全校校會如同進攻敵營前的誓師大會。
這是一年一度的全縣大統考。
考試是嚴肅的，換考場運動中，有次我和舒紅剛好走對面。她很注意地看著我，尋找我的眼光，期望再次得到等值的回應，仿佛現在社會上那些熱戀中的男女，渴望以吻尋找吻。但我這次沒法正眼看她，抬頭一直往前走。就像兩列火車相對開來，一輛載著旅客，一輛拉煤，旅客們看著煤而煤無動于衷一樣。過后我對自己這個變化很奇怪。我自己一時也不知道為什么會這樣。我不是要和舒紅交朋友嗎？我不是給她寫信了嗎？我這樣怎么能行？細想一想，也并不全是清楚。很可能是當時考試時緊張的空氣，使我無法顧及她？
也可能是因為丁鵬的話。丁鵬不是說我們班的音樂活動不活躍嗎？而舒紅就是音樂委員。我是那樣篤信丁鵬，以至于他這樣說了以后，自己連想也沒想，就也認為音樂活動不活躍了。而這也就意味著對舒紅的一種否定。當這種心理上的票決自然而然地上浮為行動……
與此相異，我和丁鵬的友誼在升級。嚴冬的氣溫在繼續下降，寒暑表上的紅色水銀柱一天比一天往下走，但我們的友誼剛好相反。世界上事物的搭配就是這樣不同。在最冷的天氣里，偏能產生最熱的情。丁鵬的嗓子很美。他一張口，別人的口就不再能張開。舒紅早發現了這個音樂天才，每次音樂活動都請他教歌。當然，舒紅也是教的，但由于丁鵬是“請”的，所以這樣的音樂活動，丁鵬成了主角，舒紅僅僅是個配角。
舒紅不知道，她請了丁鵬，丁鵬否定了她，作為丁鵬鐵桿朋友的我從而也無情地否定了她。
丁鵬對我簡直好極了，我不敢奢望有更好的好。和我照面時，他的臉上就涌起最親密朋友的笑，那種笑是帶有羞澀的笑，他輕抿的嘴唇和明亮的大眼睛，洋溢著無限的溫柔。他站在講臺上教歌，我坐在位子上，恭恭敬敬地聽，一字不漏地跟他唱。有時，明知他唱錯了，我也不去改，而是勇敢地跟隨著唱。當臺上臺下，我們的目光碰在一塊時，我的心就猛烈地顫抖著，全身充滿了弄潮兒酣游大海時那種特有的快樂和無畏。像一對明快而敏感的少女，當我們的眼光碰在一起時，就會激發出最美麗的歌；像火把和柴堆，我們的目光碰在一起時，最熱烈的火就會熊熊燃燒，而我們兩個都是火把，又都是柴堆；我們點燃對方，也同時被對方點燃；我們為各自而興奮。
同性少男少女最容易產生這種類似于異性友誼、愛情的另一種友誼。因為少年正處于由兒童向青年的過渡中，正處在不成熟到成熟的過渡中，還沒有形成各自獨特的男子漢氣概和少女心理，他們的性格處于一種交融混合的混沌狀態。在這個時期，每個男孩都帶點溫柔，每個女孩都有點直爽。所以，當兩個男孩子或兩個女孩子因互相崇拜、信賴和羨慕而有一種超乎尋常的友誼時，應該看作是有理由的。用時髦的術語來評，會簡單地認為這是“同性戀”，并大力指責，踏上一只腳，或盡可能地踏上幾只腳，如果他們有的話。但我無法指責自己。我在丁鵬身上體會到了一種人間最高尚、最純潔的友情，這是我在父母身上所沒有體會到的，也是我到了集體宿舍后，第一次深刻體會到的。我把丁鵬那花朵一樣的微笑，牢牢地刻印在記憶里，在跟著他唱歌時，我小心翼翼到了有點戰戰兢兢的程度，我生怕出錯，哼走了調，打亂他的教歌計劃，就像我生怕驚跑春天枝頭上唱歌的小鳥。
那天晚上，丁鵬還一本正經地說，他愿意給我和司馬雨搭鵲橋，安排我們見面等。他還說，假若他記性好的話，年假回來，他會給我帶張她的畢業照片。
司馬雨成了我的心病。我的眼前早已有了一個亭亭玉立、愛流眼淚的女孩。
司馬雨也成了丁鵬開玩笑的話題之一。有次，我做完了老師布置的題，抬頭，舒了口氣。我的眼光隨便地一掃時，卻與他的眼睛相碰。他微笑著點點頭，又很快低下頭，寫著什么，下課時，他傳給我一張紙條，我把那張折疊了有萬千折的白紙打開，但見正中寫道：“歐陽風+司馬雨=風雨大作。”
我被他的玩笑逗得哈哈大笑。這張紙條一直夾在我筆記本里，像保存情人禮物一樣仔細，像保存名人簽名的書畫一樣虔誠。
可我現在卻找它不到了。時光何時以何種方式把它收回、抹去，我無從知曉。
十三
放假那天是個晴朗的天，仿佛天庭也正值假日。上午十點開大會。十點以前，臨開會還有幾分鐘，賈老師把我叫到辦公室去。像所有中國大小領導的總結講話一樣，他先肯定我的成績，指出我的缺點，然后話鋒一轉，提出讓我“同丁東換一換”。我起先不明白，心里咯噔一跳，大珠小珠落玉盤，接著又飛流直下三千尺，然后卻下風簾護燭花，忐忑不安地想是否我給舒紅寫信的事露餡，他要給我調換座位了？慢慢地，我才知道賈老師是讓我與丁東換換職務。
丁東是現任團支部書記。
“……你交際能力強……有能力不要藏起來。能力像刀，不用會生銹的。對你自己來說，學習有個壓力，這會給你個督促作用；對班級來說，班級也會受益……你曾被評為優秀班干部，當團支書，可以更好地發揮才能。”
開完大會以后，我推著車子跟萬修波出去玩，迎面碰著仙風道骨的王老師。王老師握住我的車把說：“《光明日報》、《春筍報》舉辦征文比賽，題目一個是‘我和老師’，一個不限題目。一等獎五百元，二等獎……什么來著？……寒假有工夫的話，試試看。”
我帶著萬修波，圍著小城兜風。萬修波在后座上仍是大嚷大叫。他一點不老實，一會指著這個評一陣，一會指著那個笑一陣，他不指時就唱：“歐陽風在吼，歐陽風在叫……”模仿《黃河大合唱》的調子。那歌兒似乎把小城磚紅色的屋頂也擦亮了。
回來時，我將賈老師話細細道與丁鵬聽，征求他的意見，令我迷惑和氣惱的是，他既不喜，也不惱；既不問，也不答，鼻子里只“哼”、“哈”著，好像“哼哈二將”本領全集中在他一身之上了，仿佛我不是他最好的朋友，仿佛他對此漠不關心。我又找劉秉樹，剛跟他說“賈老師讓我干團支書”，他就說“好啊”。我又提到自己的組織能力不夠，他堅決支持我當團支書到了對我這個理由不耐煩的程度，他說：“既然賈老師讓你干團支書，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絕非兒戲。”我被他的邏輯說服了，同時，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他堅定的、真摯的語氣說服了。
十四
新學期開學后的第三天是元宵節，我約著萬修波，萬修波拉著薛永青，同去看街景。
正月初的小城，依然沉浸在舊年的喜慶氣氛中，這種氣氛在正月十五晚上的慶祝中，達到了最后的高潮。小城欣欣然打扮起來，各個地方都是美麗的，而體委運動場中、第一百貨樓前、小城郵局前面的街道上人群最多，也最為熱鬧，尤其是運動場上舉行的群眾性燈火舞會，規模盛大，氣氛熾烈。當夜色全部把小城遮嚴時，我們還欣賞到了用小炮從樓頂燃放的禮花。爭奇斗艷的焰火，使我們眼花繚亂，這種場面，由于是親臨其境，我甚至覺得比國慶節時天安門廣場燃放的禮花還漂亮、壯觀。
在到縣工會去看燈謎的路上，不斷見到舞龍的隊伍、扭秧歌的隊伍和踩高蹺的隊伍，頭頂上不時一片光明，照亮地上一張張歡樂的臉龐，那是焰火在快樂綻放。
最讓我欣賞的是用喇叭、竽等合奏的“豬呀羊呀，送到哪里去……”曲調，在眾多的人物造型中，有唐僧與孫悟空一伙、老太婆、老大爺、毛驢、跑旱船者、縣官及差役、公子及小姐等。我最著迷的是那個老太婆，她風風火火，故意大幅度地晃著身子，手里的蒲扇左翻右扇，夸張性很強；那老大爺，相比之下倒平和得多；看到公子小姐們過去，我睜大眼睛尋找賈寶玉和林黛玉他們，但只看到幾個涂脂抹粉的怪物。
一道紅光閃過，天空中出現一個紅色的球狀物，升到盡頭時，豁然展開，成為一個巨大的圓球，紅星點點耀明夜空。人群中一陣歡呼，人們紛紛抬頭去看。孫悟空手搭涼棚，著急地鑒別來了哪路神仙，老太婆婆瘋瘋癲癲地趕上老大爺，奪下他的煙袋鍋，用蒲扇指指天上這團火球……
“落了，落了……”
“噢噢……”
人們不由地隨焰火的熄落而自嘆自賞。
就在那紅紅的火球將要燃滅時，順著它降下的方向，在遠遠的人群中我突然發現了朱平。朱平著紅紅的上衣，白白凈凈的臉面，即使在晚上也看得分明。她剛好站在馬路的那面。
踩高蹺等的隊伍又歡歡鬧鬧走起來時，不見了朱平。“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然而，那天晚上，我向對面望了幾百遍，卻再也沒見到她的身影。
仿佛是個幻覺，又仿佛是個預言。
“你怎么不說話了？”薛永青問。
“啊啊……沒有什么。”我說。
薛永青是我的好朋友，我們的友誼是從這晚上開始的。
我從沒見過世上還有比薛永青更平靜的人。他從不發牢騷，從不煩惱，他的眼光靜澈得像夏天夕陽下的海水一樣。我因為煩惱多多，所以格外敬重沒有煩惱的人。我以前沒有機會接近薛永青，而這晚上，我在前邊，邊看邊發句評論；他在后邊跟著，邊聽邊贊同幾句，我們像是有約在先，立刻對對方有了好感。
我每次找到一個新朋友，總是快樂得像要發狂。現在，我又覺得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我們一直把小城各主要街道的光景看完了以后，才慢慢走回宿舍。
宿舍里，劉秉樹在下象棋，丁鵬、徐厚興、班副、丁東、朱濤六人在熱火朝天地甩“夠級”——這是一種至今仍風靡于齊魯大地的一種特有的紙牌游戲。楊瑞明剛剛捉完蚤子，抱著棉被偎近我的床，夾在我和萬修波之間。萬修波吹胡子瞪眼，拿出老太婆瘋瘋癲癲的形象，楊瑞明連連告饒：“都是同一戰壕里的階級弟兄，不要這么冷酷無情嘛。”
我們三個人躺下。
“你能看見我的眼嗎？”熄燈后，楊瑞明問。
“看不見。你也看不見我的。”但我分明能感覺他眼睛在溫柔地噴火。
他艱難地呼哧著，把手伸進我的被窩，并順著我的大腿一直往上摸，我把身體蜷了蜷，握住了他運行的手。他便又用蘑菇云頭倚靠在我的頭旁，我的耳朵被刺得難受。但我忍著。
“×××！”他低聲癡情地叫喚著。
“她是誰？”
“《生命的十六天》中的女主人公，漂亮、多情。”
“我最討厭這些東西！”我恨恨地說，“這些作家是些妓女作家，他們把人的感情寫歪了。”
他已習慣于我的評判，不為所動。或者說，他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敘述滑行中，不能自拔。
“……她要留他住宿，何祖璋不敢。她把他送到門口，他將要離開時，她忽然叫住了他，拉開了自己上衣的拉鎖，露出雪白的身體，讓他看……何祖璋給拉上拉鎖，說看到了……”他一邊說，一邊多情地感嘆，將頭更靠緊我的腦袋，那頭發更見刺人。
“×××，唉唉，×××……”他喚著她的名字，很有點哀痛欲絕的味道。
十五
在新學期第一次班會上，賈老師宣布了班團委的改組，我是團支書，朱平是音樂委員，丁東是生活委員，舒紅只擔任女生宿舍舍長，不再兼任音樂委員，班長、班副沒變，丁鵬依然是體育委員，劉秉樹依然是宣傳委員兼組織委員，學習委員楊軍、衛生委員朱濤也沒有變。
黑板上，寫著幾個粉筆大字——“春的季節”。賈老師說這次班會是“改革的足音”——這些年我們聽慣了這種慷慨激昂正氣昂然的詞調，但我們很少想到其實這對一些人來說并不意味著春天，改革用大腳抑或臭腳踢倒了誰、踩傷了誰，很多時候我們也少有關懷。我們只顧慷慨去了。我們過分地信任正氣歌了。
這學期第一次作文課上，王老師主要是講解評述同學們的作文。上次寫的，是響應教育部號召而作的，題目是“我的老師”。這也是王老師希望我在寒假當征文去寫而我沒有完成的。可能像“我的異性同學”這樣的題目才會吸引我去寫吧。
王老師和尚數念珠一樣，數了許多人的名字，說這些人這次作文寫得不壞。這里面有舒紅的名字。
我趴在桌上，用鋼筆無所寄托地在練習本上打點，王老師沒提我和朱平的名字，我覺得這不可能。
“而我要著重提一下的，”王老師終于把那疊作文本推到一邊，把放在邊上的另兩本拿過去，“是——”他說，“歐陽風和朱平的作文。”
一句話，分三回說，用三種不同輕重的語調。我的心一下子提起來了，我覺得許多人在看著我。我的臉一定紅了，仿佛王老師的話是催紅素，而我的臉是當代膽大妄為商人手下的西紅柿。
王老師在評論中，用了“風格”一詞。他說朱平作文的風格，有點像張抗抗的，而我的呢？則近乎五·四運動中涌現出來的作品的風格。催紅素還特別指出，西紅柿的作文水平，“不只在高一級部是拔尖的。”進一步把我往速朽上推了一下。
星期五的每陣鈴聲，對我都有特殊意義。
作文課下課的鈴聲一響，我就把眼光撒向朱平，想找個最佳時機，跟她說我的打算。真巧，朱平來找舒紅，向我走來，我就對她說，團活動內容多一些，向她的音樂活動借點時間。
“行啊！”她脆快地答應，聲音的明快剛好跟我的解釋的拖泥帶水、顛三倒四成正比。
“團活動什么內容，書記？”她好奇地打聽，語氣中明顯后綴了調皮的成分。
“我只教一首歌，剩下的時間全歸你。不過，借了東西可要還啊。”她一本正經地說。
我就這樣借了她三十五分鐘時間，但從沒有還她，許是忘記了，許是對那種玩笑性質的一本正經沒有在意。不過，這已經很高尚了吧，某位名作家公開地要求“借我一生”，某些官員也不惜一次次修改生日、履歷，厚顏無恥地租借、延長任公職時間。
朱平教的新歌是《趁你還年輕》。
十分鐘后，我把王老師又請了回來。黑板上的歌詞擦去了，代之如下幾個大字——“曹雪芹和《紅樓夢》”。
劉秉樹和其他幾個人在布置著。所謂布置，不過是講桌前加了把椅子。黑板上寫了這行字而已。不過這字寫得很來勁，是劉秉樹請班級首席書法家班副寫的。黑板四角也畫了些對稱的圖案。
王老師精神抖擻。站在講臺前的老師，正如同立在作戰圖前的將軍。“把黑板擦了。”他說。劉秉樹愣了一下，尷尬地照做了。王老師在講臺走了個來回，又順手把椅子提到一邊。
“現在開始我們的講座。”他換了一種平靜然而神圣的語氣說。
十六
接下來的一次班會上，賈老師無情地宣念了丁鵬記錄的不上早操的人名名單，其中我的名字被念了四次，我心里又慌又失望，面容還是冷靜的。
那陣慌而失望的心情過去之后，隨之而來的，是一股惱怒。我覺得自己受了丁鵬的戲弄。事實歸事實，朋友畢竟是朋友啊！記錄不上操的人名，是你體育委員職責，但你從來沒有提示我一聲啊！之前之后都沒有！丁鵬傷了我的自尊。我最好的鐵桿朋友傷了我的自尊。
“那是你的錯，不怪他。”我的心對我說。
“可我們是好朋友啊！”我反駁我的心說。我同我的心在辯論，最后都同意我采取理智的態度。我應該同丁鵬禮尚往來。盡管這樣，我覺得自己還是丟了一種東西似的難受。
那一陣子的上帝，仿佛是個美國人，一手胡蘿卜，一手大棒，這不，他給我真的難受，也不忘送我假的好受——我被朱平折服了，我低了頭。
我拿起筆，翻開書——可我根本沒法寫下去。我的腦子里亂極了，仿佛兵變后的軍營。腦細胞們拒絕再為大腦效勞，它們三個一群，五個一幫，拉拉扯扯，吵吵鬧鬧，到處亂逛，又互相沖突。我腦子里嗡嗡直響。那青春蓬勃的神情，那潑辣老練的點將，那悠長幽遠的歌聲，那嫵媚的、真正少女特色的粲然一笑………
我讀不下書。我寫不下字。一種更有力的力量控制了我，我對大腦的混亂局勢無可奈何。我的心著急地和我磋商，我們拿不出一個辦法。
我怎會不被她折服呢？
唱完了以前學的歌，像《小螺號》、《春水灣、淡水灣》和《趁你還年輕》，她又教了一首新歌《小小少年》。這首新歌是那樣強有力地吸引了我，以至于學唱過三遍后，我就會唱了。教完這歌后，時間已經過了一半，原想不會有什么內容了，哪知她依次叫了班長、班副和體育委員、衛生委員、生活委員的名字，干什么？猜謎語！氣氛如同烈火般，大家興致很高。班長沒在，班副猜中了兩個謎語，丁鵬仰頭看天花板，眼睛思考樣轉了三圈，故意沒猜中，罰唱歌曲一支。他從別人手里拿了個歌本，翻一翻去，選了首《火箭兵的夢》。朱濤猜一句詩的作者，沒猜著，他唱了首《黃鸝兒鳥》，這首歌情調明快，教室氣氛熱烈到極點，朱平臉上掛著幸福的微笑。
“每人回去準備一首歌，下星期有師生聯誼會。”
朱平這樣說，結束了音樂活動。剛好，下課鈴討好般響了。
自習課。朱平寫完作文了。她回過來，叫著舒紅的名，想把作文遞給她。她們相隔比較遠，而我就處在她倆中間。舒紅的手還沒有伸出，朱平的手臂伸出老長，手里晃著作文本，紅紅的衣袖、白皙的手指、綠色的作文本封面和晃動著的紙頁，像是倒映在湖里的風中花草。我急急地抬頭，閃電般地掃了她一眼，頗像沒有經驗心浮氣躁的漁翁，見到水面的一絲波動，便匆忙拋出釣竿。朱平顯然感受到了這般閃電，她有點驚訝，但平靜地望了望天空——我的臉和眼睛——又把眼轉向舒紅。她的眼睛在我這邊停留的時間，是最正常的時間。她的視線中沒有我，我只是相當于路邊一棵樹，路中間的一塊石頭。她也許會不吝瞥上一眼，但她的注意力并不在那兒。
舒紅接了過去。我眼里的閃電，從最明亮激烈的光一下子降至最暗淡平常的光。我從熱情的山上，摔進灰心的深淵。一時間里，我眼紅耳燥，感到自己渺小得正縮成一只可憐的小老鼠。
舒紅悄沒聲地又把腳放在我的凳子后檔上。
我突然想：舒紅借朱平作文看，因為我曾經借過朱平的作文看？
十七
我想過給舒紅去信，因為她很憂郁的樣子。打了幾遍草稿，想要往信紙上抄時，又改變了主意。原因是我又感覺她很像無憂無慮。我摸不清她的真實心情，只好把自己對她的安慰、化解和鼓勵，暫時放置了起來。
實際上，憂郁的還是我自己。
聽，窗外的檐雨，“啪嗒，啪嗒……”有著那樣一種慵懶舒適，散漫和閑愁。
如果說秋雨給人的感覺是清愁，春雨就是閑愁。
外邊的雨兀自下著，書桌上的幾何課本打開著，我直直地枯坐著，愁便誕生了。像春雨一樣細密，像風一樣變幻，我的學習勁頭的大小和情緒的高低在一天里，也不斷變化著。愁后便憂，憂后便悲，悲絕生哀，哀后又是愁——這種情緒的車輪戰，把我的學習勁頭打得一敗涂地。我制定了一天的學習計劃，立下了“今日事，今日畢”的誓言，然而，大半天過去了，腦子里嗡嗡作響，腦子像一個路邊旅館，每秒鐘有成千上萬的念頭、感想、言語、計劃……涌入和經過，手中的鋼筆卻像萬鈞重物，竟難以舉起。
“歐陽風，貢獻點歌聲。”沒注意的工夫，朱平飄到我身邊，“聯誼會快到了，給你報個獨唱怎么樣？”
這個女孩就那樣簡簡單單地站在我課桌旁，大大方方而又正正經經地說。她的這種瀟灑的突襲直接構成了對我的優勢的威脅。我居然一下子慌了，腦細胞叛亂，臉不爭氣地紅了。號稱堅不可摧的馬其諾防線被潰穿之時，法軍肯定也是如此慌亂的，只是他們的臉不是紅了，而是白了。
“不行不行……我真的不行。”
我本能地說，眼睛無助地亂望，但并不去看她的眼。她的眼太銳利。我甚至像求助于什么一樣，一下子從凳子上站起來，手足無措。年少的人啊，總是那么敏感，總是那么懼怕失敗，尤其是在自己看重的異性面前，要么過分自尊，要么過分自傲，要么過分自卑，內心波濤洶涌，何曾有過真正的平靜？
我把凳子往后一推時，試出來舒紅把腳匆忙地撤走，像驚飛的小鳥。
“別裝蒜！我看得出來。”
朱平的話語和聲調里，帶有一種巧妙的肯定與贊揚，而且居然還帶有一種小小的可愛的警告。像一個充滿善意和包容的大姐姐對貪玩貪吃的小弟弟明察秋毫般的警告。
“先給你報上啊。”她不客氣地說，其實是以一種商量的語氣說。
她的不客氣帶給我的，與其說是一種惱意，倒不如說是種潛流般的暗自高興。有這樣一種女孩，她坐下來，寧靜得像一湖平平的春水；她活動起來，像一匹活潑動人的小棗紅馬。朱平就是這樣的一種女孩子，她沒有我和舒紅常有的那種憂郁。我欣賞她的寧靜和活潑。
“救命則個！”我很快恢復了自信與幽默，沖丁鵬說，夸張道，“朱平要謀害我！”
朱平挨個統計完節目后，又走回來。
“我說朱平，”丁鵬仰著臉，很倜儻，略帶些居高臨下般的勸告的語氣，喚了朱平的名字，停頓了很深刻的一段時間。短短幾秒鐘很有彈性，它足以引起朱平全部注意力，它足以突出丁鵬本身，也足以使我心里有點異樣的觸動。
“朱平，你要發揚點人道主義精神。別人不能唱，就是不能唱嘛。”他用了“不能”這個詞，蓋棺論定，仿佛我是個殘廢。而且，“人道主義”不就是救死扶傷嘛？
朱平看看無比堅定的他，又看看特別復雜的我，也許是因為她的本子上，已經統計了足夠的節目，也許是因為我請出他來的原因，她點了點頭，什么也沒說，在本上劃去了我的名字。
運載炮彈的增援戰車興許還在路上，盛大的戰事卻已然草草地結束。我勉強謝了丁鵬，心里卻隱約有點不高興。我忽然有股反抗性的沖動，想讓朱平不劃去我名字，而是給我報上，而且報好幾首，我要唱，我要唱得很好，我要證明自己其實也能唱幾首不太走調的歌！
年輕人的心跡，有幾個人能夠讀懂？
啪嗒，啪嗒……
窗外的檐雨，以其慵懶和散漫的節奏侵入我的耳朵、我的腦袋、我的思考、我的靜默。一種淡淡的愁緒油然而生。
十八
師生聯誼會在星期五的最后兩節，在原本是音樂活動和團活動時間里召開了。
“我是最積極的，第一個來。”牛老師一開門，就幽默地牛了一下，同學們報以更牛氣的熱烈掌聲。
賈老師、王老師等一一進來了，掌聲繼續。
給老師們獻過花，我致過兩句開場白，節目就開始了，最難忘的是王老師和牛老師的斗嘴。
“王老師的歌在肚子里。”
“王老師是最壞的一個。”
王老師不愧是語文老師，他巧妙地化解了這一切，牛老師只好先出節目。“王老師對古詩有研究，今天我班門弄斧了。”她清清嗓子，朗朗誦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同學們跟隨著追日跨河，和聲越來越大，最后一句幾乎是全體人員一起吟誦出來的，仿佛全體登上了黃鶴樓、鸛雀樓、岳陽樓……反正不用買票，多登幾個是幾個。
“現在咱們該請魯班了，王老師，來一首？”
對牛老師的聰明挑戰，王老師機智地作了拆答，他站起來，有理有據，有板有眼地分析說：“既然牛老師愿意更上一層樓，那么咱就讓她更上一層樓。來！歡迎牛老師再來一首！”大家嘩嘩地鼓掌，看本年級化學界、語文界這兩大掌門人斗法。
牛老師又誦讀了一首古詩：“現在該王老師了吧？”
王老師笑瞇瞇地又站起來，依然是理由充足：“咱們開始不是說好，要按年齡大小順序嗎？我還是小字輩，由不得我。”
節目就這樣繼續下去。王老師太滑頭，最終只唱了三分之一首歌，拔高時啞了嗓子，歌聲像飛到高空的風箏，遇到了天外來風，忽忽悠悠，一下子搶到地上。這自然是王老師的耍滑技巧，大家轟地一笑，饒了他。賈老師唱了一首關于小白鴿的歌。英語老師出了個謎語，“一頭粗，一頭細；粗的一頭漏風，細的一頭能碰”，謎底要打一物，沒人猜出，英語老師只好自己說出是“針”。
同學方面，劉秉樹朗誦了一首自己創作的詩，朱平、丁鵬、朱濤都唱了歌，但總起來說，老師方面更吸引人一些。
聯誼會后，我和劉秉樹在操場上散步、漫談。
“可惜萬修波沒來，要不——”我提起話頭，沒有說下去。
萬修波前兩天就回家了，有急事，聽徐厚興說，他的父親有生命之虞。
“真是那樣的話，我們應該給他留些什么才好。給他寄封安慰信？要不，就給他留些瓜子吧——要知道，在那種情形——”
我當然是知道的。去年，劉秉樹的父親不幸辭世，當賈老師在班上說了這件事后，我在悲痛之余，寄給劉秉樹一封信表示與之同悲，并激勵他。他收到那封信時，心里不會不充滿一種感情。
我莊重地點點頭。我們便把分送給我們的瓜子兒湊在一小袋里，用細線系住口。
十九
萬修波回來了，臂上戴孝，瘦了。我告訴他，把那小袋瓜子拿了出來。萬修波什么也沒說，雙手接了，小心地放進了上衣兜里。
中午時間，給舒紅去了信，將我在星期五聯誼會后的心情略微一述，就談到朱平給我報獨唱節目的事，請她“代向朱平同學道歉”。在我心目中，早把舒紅當作一個可以與之訴說心事的朋友了。我想我是坦誠自然的，我對舒紅說我可以把日記交給她看，只要她想看。因為，其實原本就只是一種交流嘛。沒有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情。向朱平道歉的舉動，像是畫蛇添足，主要源于聯誼會后的感觸，是一種不安，也更像是一種表現和提醒。
晚飯后，丁鵬、我和薛永青暢談了一些時候。丁鵬由一度的不活潑重新變得活潑，由對生活的灰心一下子又充滿了信心——信心如帆，不鼓不行。灰心可不是青春的顏色。但是，假如真的沒有風來為之鼓帆，這艘生命的獨木舟又會駛往何方？
我趁這種情勢，裝作隨便地問起了司馬雨的事。他沒有提到照片，大約是永遠忘不了吧，不過，他津津有味地說“司馬雨很俊”，他描摹了一遍，用語言給我勾畫了一幅美女圖，像政客慣于向民眾許諾的美好圖景，把我的心撩撥得像是赤腳走在春天草坪上那種感覺，像我小時候，爸爸用他青春的胡子茬輕輕扎在臉上的感覺：癢癢難忍。薛永青率直地說：“你們整天說俊俊俊，什么是俊？歐陽風，你就不僅是個才子，而且還是個美男子。真的，我越看越像。”
我明明白白地析出他的話，全是孩子般的真誠。可我仍然很惶恐，在我心目中，別人總比我更漂亮。我永遠在仰望別人，或者老是在尋找可以仰望的人。漂亮總是別人的風景。
我于是當場否定了他的話，找了條他太主觀什么的理由草草地反對他，而不去享受他由衷的贊美。官員接受賄賂堂而皇之；我接受贊美，誠惶誠恐。那一半還在于，丁鵬也在場。
連小狗都知道，咂摸一塊肉骨頭，要拖到角落里去獨自享用，而不是當著另一只饑餓的大狗的面。
二十
舒紅給我寫了第一封信，這是早飯后，我在桌凳里發現的。早晨時間太緊，我只匆匆看過一遍。她寫得很長，而且字里行間充滿著童少年般的天真，我太高興了。我仿佛是荒原野路探索中的人，在前行的路旁，忽然發現了一株美麗的植物。而她見到我后，也“啪”地綻開了一朵小花，等同于一句問候。
征得了班長的同意，以“送溫暖小組”為名，我們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化學老師牛老師和丈夫離異，和小女兒一起生活，她自己身體不太好，聯誼會那天，不巧她心愛的小女兒也病倒了。她在聯誼會召開前，急急忙忙地把女兒送進了醫院，為了不至于耽誤聯誼會，又從醫院匆匆趕回。聯誼會結束后，她誰也沒告訴，就又騎車上了醫院。這些都是從賈老師那里知道的，我剛一聽說，同班長一商量，就發起了為牛老師踴躍捐款的活動。同學滿腔同情，本來預計全班七十個人，每人捐一毛錢，捐款總數最低在七塊錢以上，誰知剛剛收到第二十八位同學的捐款，款數已超過十塊。我很受鼓舞。
萬修波是這次活動最熱心的帶頭人，班長剛聽到我的建議時，猶豫不決，而萬修波剛剛從我的話中聽出一點風聲，就開始為我宣傳動員開來。我知道他為什么這樣熱心，誰曾遭遇過困難，在這困難中曾得到過別人的安慰，誰就更能理解遭難人的心。他也是第一個捐款五毛錢的同學。他把錢交給我時，我使勁握了握他的手。
丁鵬與薛永青是好朋友，問到他們時，丁鵬掏了掏自己的所有幾個兜——仿佛貪官在質詢的檢察官面前把自己完完全全撇清一般——說暫時沒有錢，便向薛永青借。他們兩個一共交了四毛錢，我讓丁鵬在簿上寫他的名，丁鵬提筆這樣寫道：“丁鵬：三毛。薛永青：一毛。”
到最后時，我又問了問薛永青，他看了看簿上的數目，并沒有大驚小怪地提出異議，只說自己捐一角太少了，便又捐了一些。
我從沒見過，也沒聽說過，丁鵬借了薛永青的錢，還有還的時候。薛永青也從來不問不催，仿佛一切平常。
買禮品時，當我、萬修波、劉秉樹、朱濤提著書包，一起往外走時，薛永青拍拍我的肩膀說：“你辦了一件好事。我佩服你。”
知道這是內心的話，我很激動，劉秉樹順桿爬樹：“聽，有人在崇拜你了。”
一方面我很激動，一方面我真想揍自己一頓，因為我覺得自己激動得快不能自持，要跳起來了。我心里狠狠地罵自己：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太輕浮，并從心底伸出一萬只拳頭，把自己惡狠狠地按住揍了一頓。
去給牛老師送補品時，我還在默默地揍著自己。班長、班副、化學課代表曉芬和我一起去，班長提著提包。我們準備走時，恰巧碰到丁鵬，我把他也拉上，他沒推辭，扯過提包，往里瞅瞅，就提在自己手里。我們一行人，就這樣進了牛老師家，班長打頭，我在最后。
牛老師剛吃完晚飯，在家拾掇碗筷，小女兒趴在桌上翻看《少年報》。我們說明來意，牛老師讓了座，說了些感謝全體同學的話，慢慢談到學習問題上。我說話不多，因為班長、丁鵬在。雖然我在劉秉樹面前會一大套一大套地侃侃而談，但在他們面前，我總是不愿去冒尖，況且那一萬只拳頭隨時會伺候我。丁鵬是跟來玩的，他不像班長那樣，承擔著維持話題繼續的重大責任。他的目光四下里打量，我發現在最后相當長的時間里，他的眼睛緊緊盯住曉芬的眼睛。我心里怦然一動，明白那不是一般的盯。丁鵬和曉芬剛好坐對面，丁鵬的眼睛像釘子釘進木材一樣牢固不移地盯著曉芬美麗的眼睛，從他的眼里，流出一種癡癡的光。曉芬幾乎一晚上都低著頭，看自己眼前的地面，像個千古罪人。
第三節晚自習，我仔細地讀了舒紅給我的那第一封信：
歐陽風同學：
第一次給你寫信，真不知該寫什么。
談你？談我？我認為理所當然應該談我自己（瞧我多自私）。我，十六歲，初中畢業于小城的一所鄉村中學。看到這兒，你一定會啞然失笑，這像是信么？倒像是檢查書。不管它是什么，信手寫來的，只要你能看懂就行。
我剛上高中時，就已決定，到高二上文班。原因很簡單，我喜歡語文。為什么不上理班，原因也很簡單，我不喜歡化學。記得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我的書包里經常鼓鼓囊囊，裝滿大小厚書，什么《西游記》、《一千零一夜》，上課時，強烈的讀書欲望和怕被老師看見的恐懼心情結合在一起，真難以描繪。最后，終究忍不住，把書拿出，那動作就像一個小偷。升入初中，我滿以為我讀了那么多書，語文一定會不錯，誰知，每一次作文發下后，老師的批語就給了我當頭一棒。字不多，只有兩個，外加一個大得驚人的感嘆號“太糟！”這就是初中第一次作文的評語。盡管如此，文學仍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著我。
我曾一度對雪萊佩服得五體投地，也曾不知天高地厚地寫了幾首“詩”，可后來，因詩興大減，對雪萊自然而然地淡漠了。我就是這么一個見異思遷的人。
我喜歡大山、小溪。小時候，放學就爬到樹林后的山上去，摘酸棗，采野花，劃破衣服也不在乎。有一天，因跑得太遠，竟迷了路，直到天黑，才有一位過路的伯伯把我送回家，媽媽一邊緊緊抱著我，一邊罵我“野丫頭”。野丫頭沒什么，本來嘛……
我最怕狗和蛇，即使有大人在前面領著，也不敢從狗身邊走，一定要繞道。媽媽說我是“膽小鬼”，管她什么來，我仍是我。
美好的童年過去了，我總覺得現在越來越無意思，整天運動在一個公式里：學習——吃飯——睡覺，周而復始，枯燥無味。我曾幻想：在一個山青水靜的偏僻地方，有一所小木屋，那是我的家。四周什么人也沒有，我可以愉快地唱歌、跳舞、歡笑、嬉樂，讓我的聲音、身影融進大自然中。當我從幻想中醒來，又暗暗笑自己，白日做夢。
當然生活中也有快樂。一到晚上，我和朱平的調皮話就沒完沒了，昨晚，曉芬厚著臉皮當“紅娘”，要把我嫁給朱平。我和朱平毫不客氣地打了她一頓巴掌，直到她求爹又告娘。看著她的狼狽樣，我們都開心地笑了。
如果你高興，請把你的日記給我看看。我不知道這樣做是不是“出格”。平時，我總想裝作老成，可又總在無意中顯露了幼稚。
另外，我把抄詩、寫詩的本子送給你看，作為一種交換。后面幾首是我自己寫的，《三月，悄悄地說》是劉秉樹寫的。他是我們學校的第一才子，初中時，經常有詩登在校黑板報上。還有，你讓我替你向朱平道歉的事，我也辦了，她說，沒關系，她根本沒放在心上。
同學：舒紅
二十一
期中考試即將來臨，運動會又要在周末舉行，加上天氣稍有轉熱的樣子，教室里秩序不比以前了，徐厚興經常弄出幾個怪動作和怪聲音，像個興風作浪的海龍王。教室氣氛中增加了一點浮躁。晚自習時，教室里嗡嗡揚揚如集市上的聲音，班長制止了一下，那喊聲卻并沒壓倒嘈雜的談論聲，相反，班長的聲音反而聽不見了，倒像一株漸漸萎去的樹。
期中考試前，還發生了一件難忘的事。
班里設有“表揚簿”和“意見簿”，是向同學們敞開的。但長久以來，“表揚簿”上的人和事，皆出自班長一人一手，而“意見簿”上，卻寫滿了對班級、對班長的意見。徐厚興嘲弄性地稱班長為“班頭”，這個光榮稱號很快流行起來，大家再也不用別的稱呼了。班長不同于團支書，他要抓紀律、考勤，要處理種種雜事，直接觸動各個同學的神經，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得罪人。
班長事先同班主任打了招呼，晚自習第三節，走上講臺講了起來。過了幾分鐘，班主任也來了，站在一旁聽著。
班主任進來之前，教室里一片混亂，徐厚興等差點把班長轟下去，連朱濤和丁鵬都附和這股亂潮。我注意地看了看朱平，她顯然是學不下去了，但她一臉安詳樣兒，這陣兒正放下筆，悄悄地和同位曉芬說什么話，她們也在笑，但那種笑是恬靜的、最個人化的笑。她們不介入眼前的混亂，純凈得像無垠沙漠中的一汪綠洲。班主任來時，班長的聲音后面，才沒有了哄笑的追逐。班長一條條對“意見簿”上的意見作了申辯和答復。他表示“天塌下來，我也不怕”，他還動情地感慨自己“有職無權”。
“假若我像一廠之長那樣有權，我早就……”他說。
這話他曾對我感慨過，他說假若像改革后的廠長責任制工廠里的廠長那樣有權的話，他早就把徐厚興等開除了。
班主任隨后講話。他引用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來過渡，高度評價了班長，說他對班級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班主任又講了一件事。勞動課上，李永德不正干，且挑起事端，以巧妙借口，打了萬修波一耳光和一拳頭。
“你，李永德簡直囂張到了極點！作為萬修波，剛剛失去了父愛，遭受了人生中第一不幸，情緒上十分煩躁……”
“……李永德邏輯？混蛋邏輯？……你是怕掉架子……”
賈老師說到了激憤處，兩次拍了桌子。沒有料到的是，李永德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他緩緩地站起，唾沫亂濺地分辯，好一副大無畏的形象。
“就怕掉架，怎么啦？”
“他死了父親不關我事，只要他犯著我，我就不客氣。”
所謂水來土掩，兵來將擋，李永德以“獨特”的邏輯，和班主任賈老師單打獨斗直面交鋒。他甚至舉出了毛澤東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作為理論支持。那副無賴形象，讓你恨不得抓過他來，當胸塞他幾頓老拳，再創造一段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不刮掉他的眼鏡才怪呢！”朱濤課后恨恨地折斷路旁一段樹條，把它當作了鎮關西，“不發泄一下，我心里真他娘地難受！”
二十二
星期五，又是一個星期五。
音樂活動，朱平教唱新歌《只有愛是永遠的》。
第二天就是期中考試了，這還不是放松情緒的時候，同學們多沒有興致，懶得去唱，只有團結在朱平周圍的女生們在微弱地哼著。仿佛哼的不是歌，只是義氣。教室里有笑的，有說的，徐厚興早沒了“特務帽”，露出锃光瓦亮的頭來，這陣子正在晃著說笑著。他一晃，活像房間里二百五十瓦的大燈泡，在風吹來時的情景。李永德間或吹幾聲口哨，我對他恨得要死。
賈老師進來轉了一圈，教室里氣氛嚴肅了。發現人數不太多，賈老師又從宿舍里清理出許多“遺民”來。沒有多久，班主任便退回去了，教室里又犯了病一樣，重新亂了起來。這種景象，也許在外國影視中可能找到相似的鏡頭：一大批教徒在做彌撒，表情莊重，椅子底下和墻角周圍，耗子們在嘰嘰咕咕，碰頭又約會，在大搖大擺地干著自己的偷挪事業。
正在勉強唱著的時候，鏘鏘的鑼鼓聲又從操場上破窗而來。
實在沒有辦法了，教完幾遍后，朱平似乎有點慪氣的樣子，一扭，走下了講臺。窗外的鑼鼓聲仿佛為了慶祝這個結束，一時間大作一氣，聲震霄漢。
同學們大都與窗口齊起身來，將頭探出去，熱心地去看外邊的風景，有踩著凳子的，有跪在桌子上的，統統一種形象，鴨子般向外伸著脖子。
我沒有站起。我覺得不應該站起。這不只是禮貌不禮貌、紀律不紀律的問題，我在幫忙維持朱平應有的自尊。我一動不動地坐著，鐵塑一般，并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
朱平坐下了，俯身時，一綹頭發散下來，半遮了她的右臉，她用手攏上去。因為她是低頭的，那綹不聽話的發又重新滑下來，絲毫不聽手的調度。她坐在那兒，手里握著鋼筆，鋼筆似乎也被房地產商買斷，同樣不太聽她調度。她臉色漲紅了，突然咳嗽了幾下。
我坐不住了。我的嗓眼里難受。
然而朱平并沒有被周圍的亂象壓服住。一分鐘后，她就高高興興地同曉芳說起了什么，嘰嘰喳喳的，分明是春天里最快活的小鳥。
我的擔心消失了。我咽了口唾沫，心里感到舒暢得很。
在這種亂糟糟的情況下，團活動自然也不必有什么大舉動了，再說也沒有什么實質內容。所以，在音樂活動課將結束時的幾分鐘里，我簡要傳達了團支書會議精神，希望那些非團員們在期中考試中考好，為加入團組織打好基礎。
晚飯后，在照例的散步中，我同劉秉樹談論起龍新華的《柳眉兒落了》以及鐵凝的《一件沒有紐扣的紅襯衫》、鄧剛的《迷人的海》等。他很激動，立志考試后寫篇小說，是關于“禁區”文學的。
二十三
最后一門考試結束后，學校安排大掃除，同學中急著想回家的，紛紛打點行李，劉秉樹、薛永青、萬修波都要回家。我拖著一把掃帚，這兒點點，那么拂拂，不時嘆口氣，心里很難受。
我賭氣不和他們告別。打掃完衛生后，我爬上床，打開了一本《優秀中篇小說集》，漫不經心地看著。薛永青輕輕地敲敲床幫，說：“歐陽風，我走了。”我閉上眼，裝作睡著，并不還聲，劉秉樹似乎已走出門外，正對萬修波或薛永青說：“走吧走吧。”薛永青走出對他們說：“歐陽風睡了。”已走出門的萬修波又跑回來，轟的一聲，替我掩緊了宿舍門：“走嘍！走嘍！”他大概揚起了提包，邊跑遠邊高興地喊著。
門掩緊的時候，我的眼淚也滾出來了。
“走吧！走吧！你們都走吧！只留我一個！”我恨恨地叫道，感到自己像被拋棄在孤島上的魯濱孫一樣。
很想起來干點什么，抬起身來，想想又沒有什么可做，便倒頭看那本集子。情緒的低落使我看書也沒了興致。《美食家》的開頭，《藍屋》的結尾，隨便地翻了翻，很覺索然無味。唉，情緒上不來，一切都沒意思。
宿舍里只我一個人，沒回家的，像丁鵬，都出去玩了。我嘆了口氣，兩眼瞪著天篷。這時有陣歌聲，斷斷續續從遠處飄摸進我耳朵：
小小少年
很少煩惱
眼望四周陽光照
……
覺得這歌是為我唱的。
忽然想起朱平和舒紅來。不知她們走沒走，決定到教室去一下。這樣想著的時候，慢慢起了床，細聽遠處的歌聲，早已沒了蹤影，就又覺得有些奇。這歌聲像是有靈性的，來的是時候，去的也合人意，令人恍然如在夢中。
最后一門考試前，如我跟舒紅約定的那樣，我就把信和幾本日記放進她桌凳里。舒紅這時正在教室里，幾個女生圍著她，她在那兒小聲哼歌，她們不時一齊笑一陣。我并不同她們搭話，她們已是很完整的一組風景，搭話是煞風景的。我打開了桌凳，將書本全搬出來，再按次序一一整放停當。這樣整理完了后，我便坐下來，靜靜地摘抄起《紅樓夢語言藝術》來。我的情緒居然也被整理得有條有理，一心舍不得放下自己的書。直到晚上最后一遍鈴聲響起，值班室的小伙計在走廊頭上吆喝了幾句，這才收拾起書和筆記。
回到宿舍時，卻見丁鵬，不知從哪里弄來四副撲克，正捧在手中長笑不止。伍子胥鞭尸之時，楚莊王“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之刻，范進中舉之后，恐怕都無法與此種笑法之特相比肩。他以史上最長的時長完成了仰天大笑的動作后，左手抱著撲克，右手在空口一掄，口里一聲吆喝，眨眼間六個人圍成一圈，熱火朝天地打起“夠級”來。這里面還有朱濤、班副、徐厚興、楊瑞明等人。
《紅樓夢》下冊剛剛被舒紅借去，我拿出上冊和中冊，鉆進了被窩，揀自己最喜歡章節看，并體會《紅樓夢語言藝術》中的許多論述。
我慢慢地看著書，眼睛漸漸地有些澀了，便合上了書本。東面的六個人還在打撲克，西面的同學大都進入了夢鄉。我靠著窗。此時正是深夜，窗外萬籟俱寂，偶爾有幾點小聲，卻是分外清晰，像是窗外那棵柳樹正在抽芽，或是兩個小螞蟻在打架，一起從柳樹上滾下來，落在小草上，小草顫悠悠地抖了一下……
不知不覺中，我也進入了夢鄉。
二十四
賈老師公布期中考試成績。班長退了，劉秉樹退了，朱濤退了，丁鵬退了，舒紅退了。只有朱平像跳龍門的錦鯉，飛躍直上，閃亮在前幾名內。
朱平當上了音樂委員，這個職務沒有拖累她，反而托舉著她大大前進了一步。而舒紅呢？我很擔心，我敏感地覺出，部分原因是她想象太盛大，精力不在學習上所致，心里有點后悔給她看《紅樓夢》——在我們那個時代，它屬于影響學習大業的閑書——我心里不是滋味，很想立即給她寫信，安慰她一下。
我也不知道朱平對我，為什么有那么多魅力。自從托舒紅向她道歉后，她偶爾也用一種特殊的眼光瞥我一下。她常向劉芳說話，而劉芳剛好就在我前面。兩個女同學在我面前，高談闊論，我很不自在。而她背過身子去時，我就在后面偷偷看她幾眼，雖然感到不好意思，卻也是不能自禁。兩顆相互不明心跡的心，相互揣度對方的心理，恐怕就是這個樣子吧。好多年過去了，我才明白這一點，才后悔當初沒有足夠的勇氣，去大膽地和她交朋友，去自然地交流，去縱情地說笑，去自由地暢談即將盛裝上演的未來。
可是，又是什么阻隔了我們？性別？自卑的心理？校規？學習的壓力？時代？我想起了初中時灑脫不羈的“八大金剛”，想到了與舒紅的通信。交流的通道隱約存在，可是對于沒有把握的嘗試，特別是對格外看重與心儀的異性，我還是小心翼翼，不敢輕舉妄動。是啊，萬一失敗了呢？萬一天塌下來咋辦？
是的。我提到了我們的天。在青春的大地上，心儀異性的一個眼神，一個微笑，一個不經意的手語，就可以是我們各自的天。
我們在默默地成長。
我們在寂寞里前行。
我們在成長與前行中一次次地錯過。而當錯過得太多時，我們也許就會走向麻木。
當賈老師宣布完成績時，我的心里涌起一股致命的羞愧，并且帶有歇斯底里反抗的小形象。知恥而后勇。我主動同朱濤換了位，滿足了他的要求，讓他有個安靜的學習環境，我去和楊瑞明坐在一位。這樣一換，遠離了舒紅，也遠離了朱平——其實在每一位學子心目中，學習永遠是第一位的啊，他的心再搖擺，總有一天會擺回正規的，而我的心就在這一天“回規”——剛這么一調換，萬修波就對我說：“你怎么跟他調了呢？你吃虧了。”我坦然一笑。我認定學習是自我努力的事，不在于環境，特別是小環境的好壞。
在我換位之前，給舒紅留了一封信，勉勵她克服自卑，在以后的學習中努力，雖然這其實也是我的毛病。
每一個多愁善感的少年，多少都會有一些自卑。自卑是謙卑的兄弟，其實近乎一種美德。只有追求完美的人才會有自卑心，那些沒有自卑心的，好多并沒有一顆求美之心。
二十五
我所倡導策劃的“班刊”《小荷》誕生那天，朱濤被人盜去人民幣七元多。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七元，約莫相當于今日的七百元，甚至更多。
上一年萬修波和丁東都被人盜過，我認為有必要把這幾件事連起來看，賈老師注意地聽著。順著這個茬，我們又仔細商量了一會。之后，我們暢談起別的話題來。賈老師勸告我以后報哲學系，不報文學系，他說搞文學創作是很苦的事，而我又善于思考，對哲學、思想偶然有些獨特的見解。我們還談到班里各同學的學習，談到朱平的進步時，從班主任嘴里得知，朱平快要轉學了，因為她父親剛剛調到上海去了，她全家不久也要搬過去。
聽到這條該死的消息，一股依依不舍之情黯然生于胸間。我甚至想把我所有輾轉想過的，以及我同舒紅之間通信的事全都告訴她。我又想到了丁鵬，想到和他一起起草，以全班的名義寫一封信。甚至，在我心中，連其中個別字句也都酌斟過了。
此般柔情，可惜后來不知不覺全盤交由了風。
“你病好了嗎？”萬修波一覺醒來，見我直瞪著眼，在那里唉聲嘆氣，便過來問。
“嗯。”我應了一聲，心想這可是塊心病。
二十六
看見朱平，我的心氣兒就不安定。
化學課上，課講了一大半，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從牛老師那兒，滑到她身上。她的身上有種圣潔的光。她兩手握著筆，然后頂住了唇部，臉微微昂起。一個眼鏡片兒、紅衣服、黑發、白臉，這是她的臉面形象。
“舒紅——”
我正在心里為朱平畫像的時候，牛老師提問了。
舒紅站起來。
“你講一下，制氫氣為什么非得用濃鹽酸和二氧化錳反應不可？”
舒紅講了一些，但顯然并沒說完全。
“朱平，你來補充一下。”
我的心一跳。
朱平像從竹筒里往外倒豆子一樣，“嘩嘩”把所有理由說全了，而且一口氣背出了其化學反應分子式。
我松了一口氣，沒去看舒紅。牛老師讓她們倆都坐下。
“錳元素是個偉大而渺小的生靈。”牛老師充分展現了作為資深教師的講課藝術，“昂首挺胸的氧化銅，不可一世的氧化鋁，都想從HCL中奪取Cl，但都失敗了。HCL是個頑固的保守的老太婆，她不想把Cl2隨便嫁出去。于是MnO2來了，Mn可是正四價啊！”
“MnO2派錳元素奪取了Cl2，擇娶了這個驕傲的公主，兩人結合成了MnCl2，因此他洋洋自得，自以為很偉大，但是，由于他拋棄了昔日幫助他成為偉大者的氧元素，而變得渺小，因而哪，錳的價值就下跌了，從正四價變為正二價。而氧元素與氫元素幸福地結合了。”
這節課是我聽得最認真的課之一。
下課時，劉秉樹約我出去，說各所大學里的招生廣告已貼滿報刊欄，拉我去看，雖然不是畢業班，可畢業是所有學子們的未來。我同他、薛永青、徐厚興等一起去。
看廣告時，碰到班副，諸人一起勸我別學文，說學理很實惠，有個工作，有個職稱，有吃有喝，任何政治風險來了都不怕——那時的中國，剛剛脫離一場巨大的政治風險，人們還是心有余悸——班長則獨樹一幟地說，要當大官還是得學文，他說周恩來和毛澤東都不是學理的。他很自信。
朱平也在看那些廣告，和曉芬一起。她談笑自如。她們兩個那樣親密，整天有說不完的話。她的笑等于我心里的一把草。她一笑，我就別想往別處看，心里頭草長鶯飛。她在看一所南方大學的廣告。那地方一定很美。
再回到教室時，看見舒紅坐在座位上，低頭做著習題，打開的書，似乎還是化學。
打開桌凳，我無意識地撥弄著自己的書，拿出下節課要用的語文課本和筆記，放好化學課本和筆記，又就勢想了一會，猛然想起一句話，便從語文筆記上“嘩”地撕了一頁紙，切割分明了，寫上一行“吾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衩哉”，向楊瑞明要了膠水，貼在桌凳內面上。楊瑞明化學課上打了四十五分鐘的長盹，這會兒正抓緊課間十分鐘睡覺呢，被我弄醒了，朦朦朧朧的，很不樂意，一邊收拾他留在桌上的足有三寸長的涎水，一邊迷迷糊糊地湊過來看，一邊哼著：“歐陽風，你瘋了嗎？”
王老師進來之前，班副在分發油印的第二期《小荷》報。我和班長在報紙內容設定上的糾結，實際上讓班副總負責了《小荷》的主要辦理工作。這期上的文學內容只有朱平的一篇幽默小說《到底誰缺德》，是我約的稿。
二十七
“‘有些’這個詞怎能放在‘十年動亂以前出版的小說’的前邊呢？不能！這樣容易產生歧義。中國有一個十年動亂就夠了，難道你還希望它有好幾個嗎？”王老師用這段話駁倒劉學君和朱濤后，又來征求大家的意見，“誰還有不同想法？”
手掌急切地豎起來，如一片樹林。
王老師的目光仿佛樹林上空的鷹，它飛翔，盤旋在林子上空俯仰著，尋找著，最后，它停在了朱平豎起的那棵瘦而白的小樹上。
“朱平。”
朱平，這個語文課代表，是有威信的，她一站起來，下邊爭論的雜聲就壓下去了，大家都注意聽她的看法。
“‘有些’可以放在‘十年動亂以前出版的小說’前邊。”
她顯然懂得自己的價值和在師生心目中的地位，所以她說這話時，是用了下結論的聲調，一字一頓，帶有韻律，鏗鏘有聲。她很嚴肅，仿佛是個專家，被請來鑒定處理大家都治愈不了的疑難雜癥。
她剛說完，下邊的雜聲，像剛剛才趴下了的人，重新抬起了頭。
王老師不耐煩地揮揮手，一是讓朱平坐下，二是把雜聲按下去。他皺起了眉頭，用幾乎是要打斷任何人話語的神情，爭辯說：“不對！”
爭論在繼續。楊瑞明被吵醒了，瞇著眼問我發生了什么事。他還以為是誰打架了。教室里很熱鬧，集體分貝比較高。
朱平趴在了桌子上。
她臉色通紅，眼睛中，我是看不清的，但我想象著，那里一定噙著晶瑩的淚珠。由于趴在桌面上，長發拂住了桌面，蒙住她的臉，仿佛一束圣潔的黑紗罩在雪地上。
她用手去堵住嘴巴。
她強大的自尊之墻，卻是用紙糊成的，別人一戳，那墻就會倒掉或殘破，露出墻內的脆弱來。她在臉紅和掉淚，而一秒鐘前，她還是那樣自信，那樣指點江山，那樣胸有成竹地以一個最后鑒定人的身份，去評判這場學校語文史上少有的學術爭論。但她此刻一下子變得這樣弱。她坐下來，俯在桌上，像朵萎落的花。王老師培養了她的尊嚴，又傷了她的尊嚴。我用惡狠狠的目光盯住這個瞬間成為“兇手”的人。
“兇手”站在黑板前，只管講他的理由，信口開河，滔滔不絕。我越聽越覺別扭，剛開始，我是同意王老師觀點的，現在，居然只覺得他每句話都是錯的，我的小樹癢癢著，預備他一結束滔滔不絕，就起來反駁他的“無恥謬論”。
下課鈴響了。
王老師連忙自己熄了戰火，讓同學們記下作業，但讓戰火留到課下去燎原。
這時的朱平，已恢復了她純白的顏面，理了一下頭發，專心記著作業。
我直想告訴王老師，他對朱平產生過多大傷害。
但是，青春與成長，其實本來就是由如此這般的傷害組成的啊。傷害多了，人們便會不再稱之為“傷害”，而稱之為“常態”。成年人就生活在常態之中，或者說，過多的常態成就了一個又一個的成年人。
二十八
一天中午，同朱濤在教室里時，朱濤哼著一個新歌的調子，哼著哼著就走調了。
“這歌太好了，可是我學不會。”
他是聽了廣播里的播送，只會了幾句。
“讓朱平教一下怎樣？”我隨便提個建議。
“對啊！”他眼睛一亮。
“怎么跟她說？”隨即他眼睛又一暗，望望我。
“你直接跟她說呀！就說你想學，拜她為師不行嗎？”我大大咧咧地指點江山，像無處不在的諸多業余專家慷慨激昂指點中國的未來。
“那不行。”朱濤一口否定，“怎么好意思。”
年輕的心啊，都是一樣地自尊當道，誰也不愿意矮誰一頭，哪怕只是虛晃一槍。
我們最終想出了一個辦法。我拿出紙筆，寫下一行“請教唱《故鄉情》可以嗎？”簽名時，把筆交給朱濤，“你也得留點筆跡。”“我留下什么呢，你都寫好了？”朱濤說著，接過了筆，在字條右下角綴上了“想學《故鄉情》的兩個同學”。
“是你自己想學，別把我拉上。”我特別小心眼，斤斤計較。
“那怎么寫？”朱濤咬了一陣筆桿了，“對了，”他說，“把其中的‘兩個’劃去。”
“行。就這樣。”我說。
找一張白紙，謄好。
下面的問題是怎樣放字條了。這可不僅是個技術活。
朱濤建議夾在課本里，又怕老師不講課本，只做習題。放桌凳？也不妥，好像別人翻看過她桌凳似的，我們可是光明正大的。朱濤搔搔頭發。
“召開一次會議，討論一下吧。”我開玩笑。
最后，我們兩個人就臨時召開了這次會議，一致同意把字條放在她鉛筆盒里，這樣既保險，又得體。于是全體滿意，皆大歡喜。
做了這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之后，會議解散，并很快把這件事忘光了。直到星期五音樂活動上，朱平真的教唱這首由程琳唱紅的日本名歌時，我才想起來曾有那么一回事。這一想不要緊，歌沒學好，亂七八糟的事倒想了很多。
朱平向來是不鎖凳子的，每次放學回去時，只是將和頁謹慎地扣在桌壁上，并不上鎖，但桌面上布置著筆、鉛筆盒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把字條放入她鉛筆盒后的第二天中午，她鎖了桌凳子。這種風格倒和舒紅差不多：由不謹慎到謹慎，由放松到警惕。
青春最初其實是不設防的。你見過春桃拘拘束束了嗎？你見過春花不蓬勃爛漫了嗎？但是，當春風一拂，春雨一點，那景致才稍稍端莊利落一些了。
晚飯時，迎面和哼著《故鄉情》調的朱濤相遇，我們會意地一笑，早各自湊上臉去，輕輕碰在一起，摩擦了一下，讓外星人以為我們是蟻族的。
二十九
星期六，我和朱濤從電影院回來。我們手里拿著的報紙和刊物是剛從小攤上買的。邊走邊讀，不知不覺地來到縣汽車站。抬眼時，我忽然瞥見舒紅的背影。
她手中提著橘紅色提包，顯然是在等車回家。不期然見到我們兩個，窘迫地避到車站門口那棵樹后。樹干擋住她的臉，只顯出她的一個側面，視線向著車站里面，她用這種姿勢說明她的處境，說明她并不知道該選用什么態度來和我們打招呼。我和她習慣了在信中交往，但信與信的交往是間接交往，而人與人的交往是直接交往，對于后一點，我們還很陌生，豈止是陌生，我們何曾當面交心過？
況且身邊還有個朱濤。多了個朱濤，就等于把原來可能是一次的私人晤面提升為了社會性見面。魯濱孫在孤島上時可以裸身獨對大地海洋，但他回到大陸之后，必得束上腰帶。
《紅樓夢》第四十六回“尷尬人難免尷尬事”中，那“尷尬人”是鴛鴦，而現在，少女初見少男的尷尬中，那“尷尬人”是舒紅。
朱濤也看見了。
“不要招呼了。”朱濤跟我悄悄商量著，低下頭走路。
在電影院門口，我們也遇到過幾位本班的女同學，我及時地向她們問了好。那時，朱濤正忙于看電影廣告，沒顧上打招呼，待臨到他必須說點什么時，他的目光從電影廣告移過去，毫無準備的表情，很尷尬，只搓著手干笑。他為此惱了一會，認為自己真笨。
他這樣對我說，對我是一個為難。我們和舒紅越來越近了，近得我拿不定主意，是向她打招呼，還是不打招呼；拿不定是聽從自己的，還是朱濤的。我們低著頭，踢著腳下的小石頭，談論著連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話，假裝什么也沒有看見，就那樣一步步接近那棵樹，接近那次尷尬。
到了。
我下意識地采取了一種折中的方式：不由自主地抬頭望了她一眼。
誰見到火山噴發前，山下溫泉那種熱度？誰見到亙古森林燃燒時，山上的那股大火？
我在一眼間，就看到了這些。我覺出一股巨大的熱量撲面而來，排山倒海一般。
那是她的回眸一望。就在我想著打不打招呼時，她也在想打不打招呼；就在我不由自主地想看她一眼時，她也這樣不由自主地做了。
我無法全部道出她一秒鐘的眼神里，所包容的巨大能量和復雜內容。它包含了一切，它暴露了一切。時間和時代沒有給她以機會，向我表白。但一切都凝聚在她的眼光里。她的眼神里，一定包含了她許多個日夜想對我說的所有話，所有心情，所有心聲。這些日積月累的情感在心里發酵，早已具有核聚變一樣的能量，現在，在這特定的場合，由她的雙眼發散出來，更加集中和火熱。
見到朋友的激動、少女的激情、巧逢的喜悅、相見的歡愉，以及不安、慚愧、羞怯和自卑……所有的蘊藏都涌上來，不能從口中說出，只能從眼里表達，這些蘊藏都爭著展示，終于使作為舞臺的臉面漲得通紅，正所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我分明感受到她眼光中輻射出來的熱，又擔心超過引起朱濤懷疑的必要時間，連忙低了頭，照舊和朱濤一起低頭走路。
相比她火熱的目光，我用來迎接她目光的目光，顯得多么平靜和小氣啊。這種不平衡，便使我產生了一絲不安，少女的盛情，少男的平淡，溫度會殺死溫度的。我覺得自己做錯了一件事。
那可是一道強烈到不能再強烈的光亮！
三十
再次從家里回來時，舒紅穿了一套刺眼的衣服。
粉紅的底子，繡著紅花，像是撲了粉的花一樣，光艷奪人又有些讓人難以接受。
薛永青說看不慣，他說見了這套衣服就作嘔。
“一個鄉下女孩，到了小城，半年多就變得妖里妖氣了。”
我很想為舒紅說幾句，但想想薛永青說得也很在理，于是心里就只好埋怨舒紅了。
下午，在為非洲饑民捐款過程中，高興了一陣，又憤恨了一陣。高興的是萬修波、徐厚興捐那么多，憤恨的是李永德幾個見面遁逃，或說“無錢了”的話。
大體上收完錢后，我和薛永青去書店。但什么書也沒買成。空手去，空手回。在書店外面，意外地撞見了我那位初中同學，他叼著煙卷，正在翻看一些封面很大膽的通俗刊物。見了我，他很高興，高談闊論了幾句。在一大堆以裸體半裸體女郎為封面的刊物前，我感到心跳加快。
“一到了社會上，我就煩。”回來的路上，我對薛永青說。
薛永青也感嘆社會上犯罪的人很多，他還說《中國青年報》辦得不好，繼而又批評自己只看到社會陰暗面。
薛永青談到他舊日老師中，有一個一心往上爬的老校長，有一個現學現教的數學老師，有一個沒有文憑的外語老師，這些都是他初中的事。
談到丁鵬，他說沒有人能使他的脾氣變好。我說有一個，那就是朱平。我其實也是一種試探性的說法。好比是放一兩只花花綠綠的氣球，看對方舉不舉氣槍。
我們還談論古詩和現代詩，談到音樂。他說他喜歡古詩，不喜歡現代詩，一點也不喜歡音樂，認為音樂不會給他帶來幸福。我對此挺感遺憾，又被他的真誠和愛好的新鮮奇特而吸引。
“我很自卑——無論在哪一方面。”他說。
我很不相信，我所敬仰、喜歡的薛永青居然也會有自卑？我原以為這世上只有我一個人常有自卑心的。沒想到卻發現這是青春少年的普遍現象！
其實關于自卑，我還想說，它也許也與那個時代有關。畢竟，我們整個民族那時還處在改革開放的最初階段，與強大的外部世界相比，整個民族其實還帶有明顯的民族性敏感、多慮與不自信。
談到將來時，薛永青希望畢業后能做一個養海帶的人，居住在一個遠離大陸的小海島上，與藍天、海浪、海鷗做伴。
三十一
第三期《小荷》發到同學們手中時，正是自習課，班長皺了皺眉頭。班長上講臺說，由于期終考試臨近，復習時間緊，決定停辦《小荷》。
我有些惱火，不是因為停刊，而是因為停刊的方式。《小荷》有四個編委，分別是班長、班副、劉秉樹和我。我們三人一點也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就這樣糊里糊涂地停刊了。
賈老師信任班長，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略給我些許安慰的是在這最后一期的《小荷》上，刊登了我根據朱平小說改編的小小劇本《到底誰缺德》。這是唯一的藝術作品。我看見朱平在仔細地看。她會想什么呢？
課外活動時，我去生活管理室結算一周的賬單，偏偏那么巧，朱平也在結算賬單。
“喂，朱平，給你。”我掏出那張“華東六首一市作文競賽啟事”，遞給她。這是我跟王老師要的，共五張，一張貼在教室最顯眼的地方，一張給劉秉樹，一張給班副，一張留著，一張預備給朱平。我本想通過舒紅給她——多年后我忽然悟道：通過一位女生給另一位女生傳話、收轉物什，怕是我最幼稚、最天真的做派之一。
她拿著看，連問：“什么什么？”好似唇下掛著一串紅紅的冰糖石榴。
“你自己拿著看吧。”心事兒很重的我相當困難地說了這幾句話，居然拔腿就跑了。
我的青春，我少年的時光，我的向往和小秘密，很快也會這樣，拔腿就跑掉了。
三十二
班風在變亂。徐厚興、萬修波對班副的矛盾，李永德對丁鵬包括對班長與班主任的矛盾凸顯。這一切焦點在于教室后面黑板上的“暮鼓晨鐘”一欄。“暮鼓晨鐘”是黑板報新開辟的欄目，是班副的主意，上面專門登載一天之內的“壞人壞事”，包括遲到的、曠操的、違反紀律的人員。結果，寫上去，便被人擦去了。班副給徐厚興、萬修波的罪名是“上課說話”，而他倆堅持說是在討論問題，弄得班主任也沒有辦法。班長干脆以少管閑事為座右銘，高掛免戰牌，騰出時間復習去了。
矛盾雖然勉強平息下去了，但正如把皮球壓到水下去，保持水面的平靜，而手總有疲倦之時，皮球總有重出之日。班中的平靜，恰如一潭死水。
我的心情也不佳，低落得如天邊最低的云。連日來，又沒有個好天氣，連一貫平靜的薛永青也有些憂郁了。
一天，我搞了個小小的心理測驗：“在晴天，你心情開朗，隨白云一起飄蕩；在陰天，你心情憂郁，隨烏云一起低吟嗎？”
薛永青回答：“是的。”楊瑞明則干脆回答：“不是。”
又一天上午，睡眼惺忪的楊瑞明忽然對我講：“你一定飄蕩了吧？”
我向窗外一望，陰了幾天的天重見笑顏，暖陽下，石榴樹紅籽兒在簇綠中一閃一閃的。
我的心緒真的飄蕩起來了，對楊瑞明述讀《射雕英雄傳》的滑稽態容也不去挖苦了，甚至認真聽取了他的一些文學批評。楊瑞明一見我對他感興趣，也就立刻來了興致，更為詳細闡述他卓絕的文學評論，像“黃蓉太調皮，罵人很厲害”，“歐陽鋒華山比劍，天下第一，可惜發了瘋”等等。我對這個歐陽鋒很不以為然，細打聽這個“同名者”，知道他很毒辣，頗不高興——這大約有點類似于未莊的王胡忌諱阿Q說“亮”啊什么的。
下課時我與萬修波比試臂力，以1︰1平了紀錄，很是轟動過一幫周圍的人。
周末，秉樹沒在，我同班副散步。我們不知不覺向郊外走去。待站在田野邊上，看綠油油的麥苗一望無際，風吹來，像海浪的波濤一樣起伏，麥香陣陣，我們的心兒也似乎隨之蕩漾起來了。
班副說別人都誤解他，以為他向上爬，實際上他作為班副，上有班長、班主任，下有眾同學，夾在兩股力量之間，兩面受擠。我很留心，很警覺地聽他講這番話，但想了想，他的確也有苦處，于是又同情起他來，陪他說話。望著萬頃麥田，看到小路旁的柳樹，柳樹邊的小河，班副感嘆地說：“二十年后，我們各自在哪里？在干什么？”這使我很受觸動。我們約定二十年以后，還在那塊有小路、柳樹、小河、萬頃麥田、水井和機車、蔥地旁邊相會。班副還說他向往一種“桃花源”的境界，一種“夾花生樹，落英滿眼”的地方，也同樣讓我擊掌相嘆。
如今，時光早已過去了二十多年，我在這么多年中居然一次也沒再見到班副。我們的美麗約定當然也隨之消散。那些過去的好時光，為什么就那么輕易地忘掉呢？我也曾想，我們曾去的那片田野，不會也被征地用作房地產開發了吧。
就在我們文文縐縐地抒情時，還親眼見到了一件更為抒情的事。我的另一位初中同學，著名的“八大金剛”之一，有名的奶油高干，同一位漂亮的女孩子摟抱在麥地旁邊，不巧的是，正是在我們散步的必經之路上。
這位金剛，在初中時與我并無深交，在這種情形下，更是不愿意與我深交。他把頭稍稍埋了下去，那個女孩子則幾乎把頭埋到了小巧的鞋里面，一頭秀發全部垂了下來，遮住了她的臉。我能感覺到，她很漂亮。
這位奶油金剛在初中時就已公開談戀愛，女友很漂亮，他沒考入高中，當時不知在哪兒落腳。
田間地頭也自然不比封閉校園。描寫青年男女戀情的鼻祖《詩經》中，有二十多首詩提到情人間約會的地點，大多都是在野外的田間地頭。一者可以遠離人群，二者可以回歸大自然，豈不美哉。
然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絕對是驚世駭俗的出格行為。
三十三
音樂活動內容是同學們點播節目。朱濤第一個被點播，他唱的是《故鄉情》，朱平很細心地聽他唱。丁鵬被點播后，神情傲慢，慢騰騰地唱了一首，這時場面就有些冷了。有人想嘲弄李永德，遞字條給朱平，點他唱，結果他死也不起來。朱平又展開了另一張字條，是點播劉學君的，劉學君真叫人生氣，她仿效李永德，說他不唱，她也不唱，仿佛李永德是她的光輝榜樣，李永德干啥，她也干啥一樣。朱平再四再五地請他們兩個起來唱，那種神態簡直帶點苦腔了。我這才意識到朱平也這樣軟弱，軟弱到你起來唱首歌，她會感激到涕淚交流的程度。沒辦法的辦法，她自己唱了一首《酒干倘賣無》，也是仿我們這輩的同齡歌手程琳的，作為過渡。
這次音樂活動也有個高潮，但這高潮來得很不正常。班長擔起這一重任，他被徐厚興公開點播唱《只有愛是永遠的》。班長站起來，說他不太喜歡這首歌，說它太輕浮，太羅曼蒂克，太“小資產階級”——這不比現在時髦的“小資”。在那時，這可是正兒八經的一個貶義詞，是一個能把人貶死的貶義詞——再說調子也高，不過，他說他可以唱首《燕子和小花》，說這首歌借燕子和小花，歌頌大地，歌頌春天，聽來很順耳。說話間便唱起來了。這一唱不要緊，全班人中，沒有不在笑的，很少有沒笑出眼淚的。班長唱的兼有大鼓書、山東快板的味道，又用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那種軍旅刻板的調子，摻和成他的演唱。朱平笑得不能自抑，她用牙齒咬吮著拳頭，努力不使自己笑出來，但那憋紅的和發笑而抖的身子卻說出了口里沒說的事實。徐厚興惡作劇很成功，他也仿佛自我實現一般，達到了一種頂峰體驗，只見他忘情地大笑不止，朝天笑一陣，朝地笑一陣，兩手不住地敲打桌子，算給伴奏，也算是對自己杰作的贊賞。劉姥姥進大觀園，給大家帶來的歡樂不過如此。可敬的是，班長是不笑的，他在徐厚興粗野的伴奏下，極有興致，一唱到底，恰如一逗到底的草書，又如一鍋亂七八糟的稀粥。
還幸虧班長這一唱，真正讓同學樂了一樂，要不，朱平真會下不了臺的。
團活動課人氣不旺。我漫窗望去，見丁鵬在打籃球，感到很生氣。有一天中午，我和朱濤沒有午休，在教室里學習，那天恰巧是丁鵬值日。“回去睡覺去！干什么？”他一步闖進教室，沒等我們反應過來，劈頭就這樣說，話中絲毫沒有開玩笑的意思。當時，臉上想堆笑也堆不起來了，現在，該我上團活動，他又領幾個人在外打球，是故意報復我嗎？
班長是在教室里的，他在打噴嚏，像是感冒的樣子。班長是第一個穿涼鞋的，他穿涼鞋是沒有辦法的。他有三雙布鞋：一雙老頭布鞋，一雙運動鞋，一雙軍鞋，但三雙分別都丟了一只，班長只能穿涼鞋。單單班長的鞋丟了，又單單是三雙鞋各丟一只，這實在是令人生氣的問題，班級之亂，也由此可見一斑。班長已懷疑是徐厚興或李永德干的，含沙射影地罵了幾句。
因為沒有別的事，我和薛永青他們到書店去，見賈平凹的《月跡》，劉秉樹、班副和我各買了一本，我們都歡歡喜喜。我沒帶錢，薛永青給我買的，回來找給他錢時，他的臉卻紅得像下山的太陽一樣。為什么我們都喜歡賈平凹的散文？班副說，他的散文清新細膩，將人帶到了一個準“世外桃源”的世界，讓人領略到在現實中領略不到的風光。
回到教室打開桌凳時，發現一封信。
“誰給你的信？”班副首先發現了。他的這句話招蜂引蝶，立刻引過來許多目光。
“歐陽風談戀愛了！”徐厚興大驚小怪地下結論。
“別瞎說。”我匆匆看了一眼，裝作滿不在乎的調子，一邊往口袋里裝信，一邊說：“一位男同學寫的。是對團活動的一些建議。”
三十四
那封信是舒紅寫給我的第二封信。全信如下：
歐陽風同學：
你好！
不知為什么，今天突然想到要給你寫一封信，也許心里有很多事情要同你說，反正是一種強烈的欲望，迫使我拿起筆。
第一件事，先謝謝你對我的幫助。也許，朋友之間不需要這么客氣，不過，以禮相待是必要的。期中考試考得不好，致使自己灰心喪氣，干什么都沒有勁，你就反復開導我。有時，我的這種壞脾氣，連我自己都覺得討厭，可你仍不厭其煩，不管遇到什么困難，都不悲觀。我有信心進步，你相信我嗎？
上次跟你說我要學文，就是希望到高二能分開班，現在想來，倒希望它不分。全班同學在一起，轉眼已有一年，彼此之間的感情很深厚，融身這樣的集體，幾乎從每個人身上都可以學到內在的東西，盡管有幾個人神經不太正常，也有幾個壞得出奇，但那畢竟是少數。在我們班內，我認為最可敬的要數班長。那一次，他在班上說：“我一人做事一人當，想用精神壓力使我屈服，那是辦不到的。”我當時聽了，差點兒掉下眼淚。回宿舍后，許多同學都為班長鳴不平，朱平也對我說：“我當時聽了，真想上講臺說句：‘我們謝謝你’。”
高中生涯快一年了，最大的莫過于我思想的變化。班長的責任感，你的穩重的待人處世態度和朱平的純真，使我改掉了以往對社會的許多錯誤看法。在這個社會中，好人總還是占多數。對照你們，我感到了自己的危機——思想混亂，而且很悲觀。劉芳曾對我說：“你太復雜了。”對于這句不置褒貶的話，當時我只報以苦笑。過后，我問自己：“你真的很復雜嗎？”回答是模糊的。我也是一個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我有著人應有的感情，有著人應有的理想，只是自己太多愁善感，這一點，也許就是她認為我復雜的原因。在初中時，我常為自己沒有一個真正的知心朋友而苦惱，自上了高中，確切地說，自你給我第一封信時起，我才覺得我不是孤獨的一個。人原本都是孤孤獨獨的一個，只因大家都孤獨的事實，才使人覺得并不孤獨。我的朋友中，最好的是你，其次便是朱平了。昨天下午，劉芳說了句：“做人真難。”我聽說，感覺上很近，覺得她定會成為我的朋友。課外活動，我與她推心置腹地談了整班，我真沒想到，她所喜歡的人，正是我所喜歡的；她所討厭的人，也正是我討厭的。雖然放走了四十五分鐘，可我又增添了一個可以說知心話的朋友。人生，真是一個誘人而又令人害怕的字眼，我將怎樣度過它？只有探索。
你在日記中，不止一次提到朱平，不只你喜歡她，我也喜歡她。她純潔而真誠，浪漫又開放。我在宿舍里稱她是“平平”，她呢？只管稱我“紅紅”。這是我們的內部語言。
時間關系，不說了。
謝謝！
同學：舒紅
看到舒紅的信，我與其說是平靜的，倒不如說是略有擔心。她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模仿朱平，模仿更多的人……她的言語話談，明顯地受到了我日記的影響。
我很快復了信。雖然我對舒紅性格變化之大有些吃驚和不安，還是用了明快的筆調給她回了信。我著重談了學習，希望她努力學好功課。
剛寫完時，秉樹來找我。我把信推給他看。他默默地看完了，充滿信任地、無比堅定地握了握我的手。
三十五
作為團活動的一次，我和二班團支書商量，兩班賽過一次籃球，是男生籃球賽，那時，丁鵬出了大力，我們班比他們多投進了三個球。二班表示不服，又要來賽女生籃球，這次是班長組織的，全班人馬圍場助戰。開戰時，我方贏了十幾個球，最終卻輸了三個球。班副說：“男同學打下天下，女同學又拱手送出去，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區別。”
舒紅在場上，穿著那件新得令太陽也慚愧的上衣，徐厚興說這倒像一次時裝展覽。丁鵬孜孜不倦地盯著曉芬那苗條的腰身，他喝彩時，我不知他究竟是為球喝彩，還是為人。楊瑞明則不懈地盛贊舒紅，他像個一級評論員，雖然他對籃球狗屁不通。
劉學君不知什么時候站在我旁邊，我是從耳旁一聲凝重的嘆息，才得知她的到來和存在的。她不和常人那樣去贊揚，偏偏采取了嘆氣的樣子，自己班里進了球，她緘口不言，二班進了球，她偏高興。我于是很討厭她，覺得她是用她的裝模作樣的嘆息，來引起我的注意。我站了禮貌上過得去的時間，抽身而去，遠離操場。從大樓值班室開著的窗玻璃的映射中，看到劉學君站在原地眼睜睜地看著我，不知所以然的樣子。
躺在宿舍里，鄰屋里飄出《媽媽的吻》那首歌。這是十六歲的南方少女朱曉琳的成名作，當時風靡大江南北。歌的曲調那樣婉轉動聽，我安安靜靜地品賞，不由得想起了朱平。朱曉琳和朱平好有一比：都姓朱，都有著美麗的嗓音，都愛好音樂，都是十六歲，都與南方有著密切的聯系。對我來說，遠方的朱曉琳，就是近處的朱平；或者說身邊的朱平，就是遠方的朱曉琳。而期終考試結束后，朱平就要走了，就要和朱曉琳合并了。我心靈中的一角明凈的天空就要坍塌了。
晚上臨睡前，鄰屋錄音機又把這首歌放了兩遍，我在歌聲中睡著。第二天早上，我睜眼便唱起了《媽媽的吻》，唱得那樣的熟練，把楊瑞明和萬修波嚇了一大跳，以為我有神助。
三十六
丁東又少錢了。
第一次，丁東丟過十塊錢，現在又丟失八塊錢。八塊，相當于他兩個星期的生活費。他剛剛從家割麥子歸來，全部錢就不翼而飛了。
我和薛永青商量，想秘密湊一些錢，湊夠八元，給丁東放在他原來放錢的地方，就當作他一時沒找到。
“那怎么行！”班主任直接否定了這一建議，當我與班長站在辦公室里，同他匯報時，他說，“這次一定要查清，不能再讓這個小偷漏網！”
賈老師氣得渾身發抖，他還沒有成熟到遇事不慌的境地。他甚至一氣之下，決定不報考今年的函授了，全力搞清這件事。我和班長不由地對望一眼，感到我們更是義不容辭了。
“丁東星期四晚上，從家里回來，第二天中午發現錢丟了。這就是說，小偷作案時間是在一個晚上和一上午的短時間內。”班長思考著，敘述并分析。
“他剛一回來，就被小偷盯上，說明小偷不是外宿舍人，也不大可能是社會上的小偷。”我說。
“說不定是個和丁東很熟的人。”班長自言自語道。
事件的分析就這樣擰麻花辮般繼續下去。班主任馬不停蹄，又連續招來丁鵬、班副等許多人。據班長考勤記錄，星期四晚上只有丁鵬一人請假，病了躺在宿舍中，星期五，丁鵬全天躺在宿舍里。而且，據丁鵬回憶，他在這段臥床時間，只出去過兩次，一次是早上，一次是上午，都是外出解手，每次大約需要十分鐘。
“早上，你出去解手時，是什么時間？”班主任問。
“早操時間。”
于是查上操紀錄，丁鵬病間，由班副代記，一查，是李永德和徐厚興沒有上操。
“肯定是徐厚興。”班長想到了徐厚興在課堂上的搗蛋，并非胡亂聯系地說。
“肯定是李永德。”我對徐厚興是有些認識的，不太相信是他干的，但這個毆打萬修波的李永德，我卻總看不順眼。
“把他們兩個叫到我辦公室來！”班主任立刻說，但他馬上又改口了，“不，先叫一個來——叫徐厚興吧！”
三十七
早自習時，我向學習委員楊軍要一本詩歌選。
楊軍找了一本又一本，都不是。
“就是它！“
終于找出來了，我大喊一聲。
不想他的同位李永德聽見了。
“你說我是小偷？”他過來問。
“誰說我說的？”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你剛才說的。”
“我剛才說的？我剛才說什么來著？”
“你剛才說‘就是他’，不是朝著我說的嗎？”
“那不是說你……”
“怎么不是？”
我很氣惱，和他爭辯不出結果。更為惱火的是，楊軍懼怕李永德的漏風掌，沒敢起來證明。我恨死了楊軍，由此更覺得李永德是小偷了。
班長聞知后，一針見血地說：“做賊心虛。”
班主任也這樣認為。
偷盜一事已風聞全班，大家議論紛紛。丁鵬是最積極的行動者。一來他和丁東是同胞兄弟，丁鵬父親和丁東父親是親兄弟，二來丁鵬是最有力的見證人，三來丁鵬又是個熱心人，天性好事。
班長卻很少言語了，他把精力一直放在學習上，他的眼光透過厚厚的眼鏡片，深深地盯在了幾天后的期終考試上。
后來，李永德向我道了歉，他知道是他聽錯了。我也立即表示了和好的態度。
夏天正在逼來。天悶得出奇。
教室里凡是能打開的地方，全都打開了，連厚積了一年灰塵的后門上窗也不例外。國民黨當年從人民中征兵，也沒征得這么徹底過。我們把所有窗戶都征用了，空氣里還是悶。從破掃帚頭子斜斜撐起的后門窗子向外望去，人們都期望能看到窗外柳枝的招展。然而，柳條兒正在休息，似乎是無休止的休息，一絲也懶得動，樹葉上直愣愣地反射著陽光，每片葉子就是一面鏡子，刺眼得很。葛朗臺若還健在，準把外面的柳樹看成是掛滿金子的圣誕樹，他準幸福得死去活來。空氣曖昧得很，懶洋洋得煩。
幾何課上，老師講了十四道題，畫完圖便寫，寫完便講，講完便擦，擦完再畫……化學課上一節課不曾看完半頁書，一班下來，書角下邊，只留一個汗油油的手印，算作上課的戳記。語文課上，王老師踱來踱去，我覺出肘關節在流汗，肌肉像卸貨車上的貨物幾乎要從骨頭架上卸下來，軟癱在桌上。
悶死了。
天悶人悶，可謂“普天同悶”了。
復習當中每每偷懶時，總聽到有一個聲音在隱隱約約地讀課文，不用抬頭，我就知道那是朱平。她坐得總是那樣端正，總是那樣認真。我自嘆不如，罵自己無能，心中卻還是懶得發慌。
三十八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六晚上，手表上的時針指到十點了，我和班長在操場上散步，一圈圈地，圍著三百米周長的跑道，我們邊走邊談。談論的主題是丁東少錢事件。
開始，我們肯定這是李永德，證據也有點，后來，否定了李永德，又找出徐厚興，又否定了徐厚興，因為那天早上，他倆是在一起的。線索接不起首尾來，像一團亂麻。
“丁鵬那天一個人一整天都待在宿舍里嗎？”我問。
“是的，”班長說，“你懷疑他？”
我不置可否。
丁東是中午發現被盜的，丁鵬若作案，他有充足的一上午時間。在這之前，只是因為對他來說，作案時間太充足、太明顯了，他又是班干部，沒有人懷疑他。但與案件有關的其他人員一個個被否定，他被肯定就順理成章。
“班副也跟我說過。我們開始就沒有想到他。”
談論在繼續。
又是一個從引出人物到少許懷疑，從少許懷疑到多許懷疑，又到百分之百懷疑的過程。
百分之百懷疑就是肯定。
晚間的風冷冷地吹來，冷不丁地介入我們的談話。我和班長禁不住都顫抖了一下。
“我心里發毛。”班長說了這句話，便不再說。我們一起抬頭向四周看。空蕩蕩的操場上，別無他人。夜色和風占據了一切。西斜的月亮在陰暗的背影下，顯得冷漠無情。只有辦公室還亮著燈光。
我們決定先囑咐丁東一番，穩住他心，再去找班主任商量。
丁東被從宿舍里叫出來。剛剛囑咐完畢，李永德、丁鵬等看電視回來了，李永德走在前面，看到了班長與丁東囑咐的鏡頭。真是有點玄乎。
與此同時，班主任也在到處找我和班長。
師生三人重新漫步在操場上。原來，案情偵破的必然發展，迫使班主任也懷疑到了丁鵬。“英雄所見略同”，這句話流傳了幾千年，的確有它的理由。
無論從時間、地點，還是種種別的關系上，丁鵬是百分之百的作案者。
他與丁東是同胞兄弟，但他卻就偷了他這位兄弟的錢。而且，還有以前，朱濤、萬修波、李永德等的錢……
“我心里真發毛。”班長又說。善良看到了丑惡，發抖的卻是善良。
班主任理解地笑了笑，半為班長的善良與膽小，半為自己的淡定與成熟。他決定不在本學期了卻此事，決定給丁鵬留下面子。再說，面臨期終考試，讓這一切事都變成小事就是上策。
因為懷有了共同的使命與秘密，我和班長相處更為默契了。
三十九
復習在繼續。
對楊軍的惱火消去了，而且，由于復習期間，我常有不明白的題，就去問他，他都一一解答，我同他居然好起來。楊軍也有一雙丹鳳眼。有時，我覺得，區別一個人的好壞，以其眼睛是否是丹鳳眼為出發點。孟子似乎也是這種觀點，他老人家說：“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雖然孟子所說的“了”與丹鳳眼還差老大的距離，但本質上還是暗合的。丁鵬也是丹鳳眼，但他的丹鳳眼沒有楊軍的圓潤，倒有些三角之嫌。“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吊梢眉”，王熙鳳不就是這樣的嗎？可見我是有理的。
談得多了，漸漸談到別的事上去。有一次，我說我討厭他的同位李永德，謂之“李不德”。楊軍說他同樣如此，他討厭李永德，經常生他的氣，有一次，他賭氣一天沒跟李永德說一句話。這使我又驚奇又高興：原來楊軍也會生氣！在我的心目中，別人都是幸福的，自己的痛苦、煩惱總是最多的，所以總羨慕別人，現在發現別人內心世界的秘密，仿佛盜墓賊通過盜洞打探到了遠古珍寶的信息，能不又驚且喜嗎？于是我同他越來越好，甚至把萬修波、薛永青、劉秉樹一時都淡漠了。晚上放學后，我和楊軍一起運用起“統籌法”來，很是新鮮。宿舍、水龍頭和廁所在三個地方，以往，我總是先回宿舍，拿出牙缸牙刷，到水龍頭刷牙，再回宿舍放好牙缸牙刷，最后是到廁所去。自從跟楊軍后，我們改變了路線：一放學，先上廁所，再到宿舍拿家伙，最后到水龍頭去刷牙。楊軍說這就是“統籌”。中學學過華羅庚的一篇說明文，主要談的是統籌方法問題。楊軍不愧是學習委員，會活學活用，把課本和生活結合起來，使知識融入生活中，又好像整個人都生活在知識的國度里。
萬修波說：“歐陽風，你跟楊軍這么親密，我要嫉妒了。”
劉秉樹說：“看你們勾勾搭搭、狼狽為奸的樣子！”
薛永青只是笑，蒙娜麗莎一般平靜而神秘的微笑。
四十
試前試后，一切都是匆匆的。
考前準備、考試、閱卷、講卷、布置作業，選舉“三好學生”和“新長征突擊手”、班會、校會……楊瑞明和李永德在考試中作弊，一個扣二十分、一個扣四十分，兩個都被通告。萬修波、徐厚興、薛永青、班副、丁鵬和我考得都不好。班里有好成績的，是班長、劉秉樹和朱平。
朱平在發語文卷時，問起過我，她問：“萬修波在哪里？”這件小事使我高興了一晚上，她注意到我和萬修波好，關鍵是她主動問我了，好似我平白無故地撿了一沓子錢一般。
下午最后一節的下課鈴聲響時，我正同薛永青在操場上轉圈，聽到鈴聲響起，我拉著他就往教室跑，他不知我要干什么，我只說去“看看”。實際上我是去看那個剛剛讓我撿了一沓子錢的朱平。從后窗看去，朱平不在，正懊喪間，一回頭，見朱平正從教室門口那邊閃將出來，向這邊走，低著頭，自哼著一種輕松的小調。
我突然被感動了。
“朱平——”我叫了一聲，鬼使神差地。有個薛永青在，我似乎大膽了一些。加之考試結束了，我心態放松了不少。
她站住了，穿堂風聳動她衣袖飄飄，使她恰似一株亭亭玉樹，“嗯。有事嗎？”聲調與玉臉同時上揚，是那種調皮的樣子。她自哼的小調暫停了，這句話就成了休止符。
我的嘴唇擋住了牙齒，牙齒攔下了舌頭，三者正在打架。窗外樹上有小鳥在嘰嘰喳喳，仿佛替我著急。
“沒事，你，要回去嗎？”我在心儀的女孩子面前，永遠只會說些廢話，嘴皮子總會習慣性地失靈。酒鬼在陳年好酒前，一定也是如此。
“是啊。已經下課了呀。”
我一時又沒話可說，繼續笨笨地添了句廢話：“嗯。下課了。”
朱平笑著，我也笑著。青春的花朵盛開。
“那，再見吧！”朱平及時說，對著昔日的好時光。
“再見！”我說，對著模糊的未來。
朱平微笑著走了，依舊沉浸在什么的樣子低著頭走路。她也是心地明凈，別無雜塵。走到遠處時，似乎又哼起她的小調。她仿佛永遠生活在音樂中。
我無法留住時光。我只能站在時光的岸邊，像孔老夫子那樣感嘆：逝者如斯夫。我也無法留住別人的未來。別人的未來在別人的時光流里，一去千里，無法回轉。
但是，假如時光倒流，假如霍金所說的時光穿越真正實現，假如我重新站在那最后一個離朱平最近的時光岸邊，我會直率地說：喜歡你。走好。長相憶。勿相忘。保持聯系。永遠聯系。
還有好多好多知心的話……
“我知道那封信是誰寫給你的了。”薛永青笑著說。
我破例沒有回答。青春何曾有過答案。青春也不需要答案。單單青春，也許就已經是一切。
最后一個晚上，宿舍外邊燃起了大火。我們把打掃宿舍弄出來的破鞋爛襪子一并點著，把我們的舊時光一并點著，把我們一年來的風雨寒暑一并點著。屋里，丁鵬、朱濤、徐厚興、班副他們在打“夠級”，朱濤唱起了《故鄉情》，唱到癡處，把撲克牌一扔，全扔到火里去了……
一個學年，隨之結束。
一段青春時光，隨之靈光一閃，也被看不見的上蒼順勢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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