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唐人嶺南詩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但此類詩歌數量眾多，構成復雜，創作趨向因人因時因地而異，未可一律看待。這是因為，唐人來嶺南的身份背景、方式途徑本身就不一樣，其居嶺南的心態和創作也不同。據王雪玲《兩唐書所見流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第4期）統計，通過貶官、流放、刺郡、入幕、出使、流寓、過境等方式到過嶺南的文人，數以千計。而嶺南本地文人也有詩歌創作。作者身份不同，其詩的題材、主題、風格取向就不一樣。以往的研究過于偏重外地詩人，對其他作者關注不夠，不利于研究的深化。本文

將唐人嶺南詩區分為鄉土作家、遷客流人、做官出使等三個類別，力圖分辨出其間的不同及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促進研究的深化。

一

（一） 唐人遷客詩的“怨”與“戀”及對嶺南的漠視和丑化

詩人作為創作主體，受生活環境的限制，總是會去寫他熟悉的生活。但受環境和心境的影響，再熟悉的生活也不見得都寫進詩中。同一事物，只因詩人身份、處境不同，就可以有不同的主題取向和藝術表現。唐人嶺南詩在這一點上就表現得相當顯著。同樣是寫嶺南，遷客流人筆下的嶺南和鄉土作家、做官出使者所寫就有明顯不同。遷客流人受謫放沉淪身世的影響，大率以怨與戀為基調。怨即怨恨被貶流放，戀即留戀京城家園和昔日榮華，主要意思可概括為“盼歸”和“不樂”，盼歸寫盼望回到北方家園，不樂寫不樂嶺南居住，不喜歡這里的風土人情。嶺南總是作為北方的對立面而存在。對他來講，深有感觸的生活是貶官嶺南而不是嶺南風土，所以即使在嶺南為官數年，照樣對這里的風土熟視無睹。從李百藥、宋之問到李紳、李德裕，莫不如此。其貶放期間所作詩文，對于嶺南的表現始終停留在泛寫層次，所述和嶺南總是保持著疏離狀態，對其貶苦卻表現深入。這種詩歌并非真正的嶺南詩，而是文人政治抒情詩、作者的內心獨白。例如宋之問、沈佺期，各有流貶詩三十多首，近半數是寫路途見聞感受，和嶺南并無很大關系；另一小半是對嶺南的正面表現，但也未真正深入，只是以離家、白云、洛浦、北望、衡陽、歸雁、帝鄉、赦書、雨露等象征性意象來表達瞻戀京華的主題。偶爾使用儋耳、雕題、鬼門、鯨魚、椰子、藤花等詞來泛詠嶺南風物，感情浮泛，不僅和他人之作寫法相近，風格雷同，而且自我重復。由于總是抱持著北方人的文化優勝心理和對南方的地域偏見，對嶺南的可愛一面總是不愿意正視，更不贊美。經由這些唐人的反復渲染放大，嶺南變成了可怕之地，載于兩《唐書》《唐語林》等的韋執誼怕見《崖州圖》的故事，說的就是這一現象。《舊唐書·韋執誼傳》說，執誼“自卑官常忌諱，不欲人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州，執誼遽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不敢出口。及坐叔文之貶，果往崖州，卒于貶所”。說得相當迷信，可見其對嶺南的畏懼程度。受此影響，甚至一些并未貶官嶺南的人也有類似作品。如元稹《送嶺南崔侍御》：“蜃吐朝光樓隱隱，鰲吹細浪雨霏霏。毒龍蛻骨轟雷鼓，野象埋牙劚石磯。火布垢塵須火浣，木綿溫軟當綿衣。桄榔面磣檳榔澀，海氣常昏海日微。蛟老變為妖婦女，舶來多賣假珠璣。”元稹并未到過嶺南，他的嶺南知識主要源自唐代嶺南方志、小說雜著，加以個人耳目所接。由于秉持的是北人立場，他筆下的嶺南，盡是一些不無歪曲鄙視意味的似是而非的情緒化表達，并不是真正的

。總之，由于嶺南經濟文化、自然環境

原因，故北人一到此地就不喜歡，覺得不宜居住。在這種心態作用下，紛紛渲染其環境惡劣，遍地毒物，夸大其可怕的一面，其詩情充滿悲劇色彩。在這種心境作用下，作者日漸衰老，或竟死于此地。然而世人所作詩文，卻都把北方文人貶死于此歸因于嶺南瘴毒，其實炎瘴只是客觀因素，文人那種生不如死之感才是真正的誘因。

（二） 做官出使過境者之詩對嶺南的平視和泛覽

外來士人固然是唐代嶺南詩歌創作的主力，然而絕非全部。前引王雪玲統計的結果，唐代赴嶺南的士人有1248人，其中文人381人，占總數的29.6%。自流貶而來的152人，占嶺南流動士人總數的11.2%，流動文人總數的38.8%。這意味著在唐代，還有上千個非流貶的外地文人到過嶺南，他們在唐五代來嶺南的士人中仍占多數。只是流貶者名氣大，地位高，所作詩文容易引人注目。與左降官和流人不同，到嶺南做官、入幕的作家，由于不曾受到貶官流放的打擊，不是朝廷政治犯，沒有這樣的身份背景，便不受貶官因素影響，沒有壓抑心境，所作詩文，自然就不會有悲苦情思和怨憤格調，能夠如實再現生活，摒棄了流貶詩中慣見的夸張、丑化，能夠取信后世。但由于都是外地人，對嶺南也談不上深厚感情，所以其嶺南詩往往缺少思想和情感深度，所賦難以盡情表現作者性靈，頂多只是嶺南風景的多重組合。所持心態既非仰視，亦非貶低，而是平視，看不出明顯的褒貶。其中嶺南東道節度使有楊於陵、徐申，幕僚有韋詞、李翱，客游過路者有李群玉，朝廷使官有許渾、徐鉉等。這些人在嶺南任職期間所寫詩篇，就沒有一篇是怨恨、丑化和漠視基調的，但也很難找到充滿贊美和喜愛的作品。例如李群玉，大中末自湖湘客游嶺南，逗留年余，未能入幕而返。今《全唐詩》李群玉集中就有多首客游寫景詩，皆寫廣州一帶景物。例如《登蒲澗寺后二巖三首》《中秋越臺看月》。前二首寫廣州蒲澗寺邊山巖景色，第三首寫越王臺中秋節賞月，一副淡定心態，盡管流于平面鋪敘，但至少沒有那種過度的情緒化表達，筆下的景物都是真實的。由于他到嶺南，身份是客游，而非入幕，更非流貶、做官，主要是過路和寓居

，故所賦以紀游為主，是從一個過路者的角度來切入的。

但由于留心觀察，所作詩文能抓住嶺南的地域特點。其他作品如許渾《聞韶州李相公移拜郴州因寄》、徐鉉《清明日清遠峽作》，都是這種風格，與李群玉寫法、風格相近。外地作家的嶺南西道詩主要出自李商隱之手，作于大中元年供職桂林使幕期間，作年和李群玉相去不遠，寫法

亦相近。由于李商隱的詩歌藝術要高出不少，故還留有佳作。例如《桂林路中作》，

文字洗練，筆觸生動，

被視為摹寫桂林風景的名篇。像這樣的詩作，照樣可以視為地域文學名篇，并不因為作者是以流寓身份就有所稍減，可見這差別的背后，關鍵原因還是作者前來嶺南的社會背景和身份地位，它們影響著創作心態和藝術表現。在這種去除了心理陰影和主觀情緒的創作背景下，詩人的心態就會由不樂、厭棄變成平心靜氣的審美欣賞，作品就能做到如實反映，外來的過路者

變成異鄉風土人情的發現者，筆下的意象、境界會含有審美意識，

顯現出景物自身的審美價值。

（三） 嶺南鄉土作家對故鄉的熱愛和夸贊

與遷客流人創作取向相反的是嶺南本土詩人。

據左鵬《唐代嶺南流動文人的數量分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1年第1期）統計，有31人，與南遷者多達234人相比，

比例接近一比七。其中最知名的莫過于張九齡，被公認為嶺南文學之祖。現存的200余首詩中，詠及嶺南的有近50首。與貶官詩不同，張九齡的嶺南詩有明確的鄉邦意識，對嶺南的態度不同于外地詩人。同一個地方，一個被寫成既遠且惡，不是人境；一個卻山川明秀，風物宜人。哪個更真實，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樣的本土作家詩作，具有獨特的地域屬性，能夠在唐代嶺南文學的主流——貶謫文學的夾縫中謀得空間。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依然是作者身份和創作心態。張氏是嶺南人，故無論在嶺南所作還是客居外地依靠回憶所作，都能直面嶺南，用自己的鄉土觀念、依戀心態去塑造地域文學形象。由于作者的政治家身份和眼光見地，有時所寫還超越了鄉土本身，能夠表現時代氛圍，具有可接受的普遍性。個人成長經歷、青少年時代的嶺南生活經驗，加上成年以來出仕異地的歷練，使得他們的詩歌呈現出非北非南、兼容眾體的復雜面貌，即既不是足不出境者那樣濃厚的鄉土風味，也不是異鄉客所持的那種異樣眼光。這就如同1930—1940年代寓居京滬的鄉土作家，既熟悉京滬，又因流寓異鄉而常懷故土，然而在現實中又不能回家，于是只能在文學作品中構建一個戀鄉懷土的精神家園。張九齡也是如此，他既熟悉長安、洛陽，又熟悉嶺南風土，寫起京洛來如話家常，寫起故鄉來更沒有距離，帶有足夠的關愛，代表了唐代嶺南本土文學中切近現實的一面。立意和主題方面，關注的主要是光明面，對其負面揭示很少。藝術風格屬于抒情型，特色是對鄉村山水作細致描摹和詩意表達，自然美、人情美融合，較有感染力。與張九齡類似的還有嶺南西道詩人曹鄴、曹唐。二人都是桂林人，早年以科舉及第，踏入北方社會謀求仕進。主要生活于晚唐前期，

雖然詩歌

較少涉及故鄉，偶爾作詩送友南游嶺表，卻沒有一首是帶鄙視和不喜意味的，都以深情懷想為基調，與北人所作在感情和風格上有天壤之別。這二人的例子再次說明作者立場、創作心態對于詩歌主題和風格確立的重要性。

二

以上所述不過是一般面相，但實際上所說的三類作者、三種情況并不適合于每個作者，不同作者仍有不同表現，有必要作針對性分析，使

持論更切實際。比如第二種情況“做官出使過境者之詩對嶺南的平視和泛覽”，就并不適于全體，而只能是少數。唐代到過嶺南且非貶謫的何其多也，但真正做到了平視的也不多見，許渾、李群玉、李商隱算是其中做得好的，其余多數要么不寫詩，要么無詩留存，真正有詩且持平視態度的不超過十人。第三種情況“嶺南鄉土作家對故鄉的熱愛和夸贊”表現突出的也只有張九齡，其弟張九皋、侄孫張仲方就不是這樣，曹鄴等也不是這樣。曹鄴甚至羞言自己是嶺南人。同是韶州人，翁源邵謁在《全唐詩》中亦有詩一卷，提到故鄉的只有兩首，其余都是寫外地，寫自己，看不出他對故鄉韶關含有多深的感情。廣州人鄭愚咸通中官至嶺南東道節使，亦號嶺南名人，但在《全唐詩》中卻只存詩二首，研究無從下手。第一種情況“唐人遷客詩對嶺南的漠視和丑化”差別更大，情況更復雜。

為了說明問題，可以韓愈和劉禹錫為例做比較。韓愈貞元十九年春貶陽山縣令，劉禹錫元和十年貶連州刺史，兩人貶官年代相近，地點相同，寫作對象都是連州，但詩的內容和風格迥異。劉禹錫到連州時，已在朗州貶官十年，迫切希望結束貶謫，重獲起用，但朝廷仍出其為遠州刺史。而韓愈卻是初次貶官，且在連州不過年余即量移江陵。照理說，劉禹錫應當怨望更深。但實況正好相反，劉在連州作有《莫徭歌》《插田歌》《海陽十詠》等，對連州風俗民情、地域景觀做了多方面描述，其二十多首連州詩，并沒有很濃的怨望情緒，貶官對他的連州詩并無深刻影響，詩風平和中正，寫作態度客觀，能夠看到連州作為嶺南州郡的可愛一面。《海陽湖別浩初師》對連州海陽湖的迷人景色做了傳神寫照，開篇就稱之為“殊境”，完全是歌頌態度。《送曹璩歸越中舊隱》云：“剡中若問連州事，唯有千山畫不如。”這種贊美口氣，韓愈詩中一句也沒有，其他唐代嶺南遷客詩中也極少見。韓愈初到連州，對這里

很不喜歡，作詩多持否定態度。《縣齋有懷》等詩，對連州的山水井泉、風雷霧氣做扭曲變形的表現。詩中還直言自己對連州“憎嫌”的態度。而他在結束了連州之貶，北歸量移途中所作的十多首詩，態度卻來了個大轉彎，唐人詩中遠惡的郴州、衡州，這時在他筆下竟變得十分可愛。回長安后所作《送桂州嚴大夫》更云：“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驂。”把到桂林做官說成是“遠勝登仙”，桂林的景色之麗、地貌之奇、物產之異、人情之美，都有概括。同一個韓愈，寫同一地，差別卻如此之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作此詩時已是長慶二年，幾經蹉跌之后，心態已趨淡定。作此詩時已為朝廷高官，遠離嶺南，事隔十多年后，當日“聞猶惡”的丑地在現在的他看來，已經變得令人遙想，可怕一面則因遠離當地，對詩人生活和心態構不成影響而逐漸淡漠，不再提及。由上可知，

對同一事物的不同表達，與作者的身份心態、氣質個性、人生觀念、創作方法都有關。在臺閣則言臺閣，在山林則言山林，作者的生存環境和社會身份固然決定了他的處世心態和寫作態度，而氣質個性也能影響到作品風格。劉禹錫性格豁達，性情倔強，遇到逆境想得開，雖然外貶二十多年，但并不以貶謫為意。到連州后，能深入了解百姓生活和地方風俗，甚至出游山水，發現美麗，散發憂心，并對其作忠實記錄，使得千余年后的讀者還能了解到中唐連州人民打獵、捕魚、插田等生活實況。韓愈則不然，他性情忿激，急于功利。被貶后受到強烈刺激，難免把心中怨憤傾瀉到當地事物上，因此才有其嶺南詩對當地風土的情緒化再現，究其實際，只不過是個放大了的心影。這說明，對于一個本來很美的客觀景物，要做到傳神寫照，首先就要摒棄功利化的立場和態度，只有這樣才談得上真正的審美判斷。過于切近現實，他的判斷就是帶有社會政治背景的，不是審美判斷，而是道德政治判斷和現實生活價值判斷。流貶者到嶺南后，考慮得較多的是個人利益，難免把個人得失的考量投射到客觀事物上。在這種目的性視野下，

美好的事物也往往失去其本來面目。只有遠離了當下，筆下事物成為審美客體之時，才會有客觀如實的再現。

唐人嶺南詩內容風格上的差異性，說明了地域文學作品內涵和風格上的復雜性，表明對待地域文學作品，不能一刀切，先定性地認為出身決定立場，身份決定心態，而應注意到創作背景和成因上的差異性。文學與外部世界的聯系是多樣的，不僅作者的社會構成多層次，而且文學也是多樣化的，要審美地體現特定條件下的審美客體，必然要聯系到作者創作所處的特定背景及心態。受不同的主客觀原因影響，作品體現的善惡美丑判斷，有時是理性的準確的，有時又是非理性的偏執的。多數情況下文學是無功利的，但有時審美性也會讓位于現實性，這樣就構成了文學作品內涵和風格上的多層次性。認識到唐人三類嶺南詩內部的多樣性及成因上的復雜性，有助于我們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嶺南文學。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中國古代文學制度研究”（項目批準號：17ZDA238 ）子課題“中古文學制度研究”成果；湖南省教育廳創新平臺開放基金項Y目“館閣制度與北朝文學研究”（編號16K033）成果]

（作者單位：湖南科技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社會文化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