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吳越曲·紹興之旅·魯迅故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魯迅故居，在紹興市內(nèi)東昌坊口。1881年9月25日魯迅在此誕生，其童年和少年時代，以及辛亥革命前后，任教于紹興中學(xué)堂和紹興師范學(xué)校期間，都住在這里。魯迅在故居度過了其生命的三分之一時間。

東昌坊口

魯迅故居所在的東昌坊口，相傳是因唐代杭州刺史董昌而得名。唐僖宗中和二年(882)，杭州刺史董昌與浙東觀察使劉漢宏為爭奪地盤而戰(zhàn)，結(jié)果，董昌攻占了越州。“董昌坊”日久訛為“東昌坊”。

東昌坊街市上有爿老牌子小雜貨店，那兒出售的商品中，魯迅最感興趣的是荊川紙和“金不換”毛筆。魯迅三弟周建人回憶說：“魯迅先生小時……喜歡描畫。畫的多數(shù)是人物。從各種書上映畫出來，后來釘成本子。用的紙多是荊川紙，光、薄、透明。……筆老是用小狼毫或‘金不換’，都是狼(黃鼠狼)毛做的小型水筆。”又說這種筆“魯迅先生差不多用了一世，我記不起看見他用過別種筆。”而且這種筆一直是從紹興買去的。魯迅《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中也說：“我并無大刀，只有一枝筆，名曰‘金不換’。”他晚年病重時，仍托人在紹興買這種筆，可惜寄到時，他已經(jīng)逝世了。

魯迅少年時期，周家因發(fā)生了祖父周福清的“科場舞弊”案，而開始破敗。周福清，字介孚，清末甲子科舉人，辛未科進(jìn)士。光緒五年(1878)升內(nèi)閣中書。光緒十八年(1892)因母親去世，周福清回紹興守喪。第二年秋，浙江考舉人。周家有兩個親戚也要應(yīng)考，周福清因親情難卻，就寫了個條子，連同錢莊的一張期票一起封入信封，差家丁送往監(jiān)考學(xué)臺的船上。當(dāng)時有規(guī)定，學(xué)臺到了考地后，不能拆私信。據(jù)說周福清的信送到時，學(xué)臺剛好同撫臺在聊天。學(xué)臺只是把信放在一邊。但送信的家丁不知就里，當(dāng)時即索要回條，學(xué)臺只好把信交撫臺。撫臺奏于光緒。周福清聞知，便在會稽投案自首，被判為“斬監(jiān)候，秋后處決”。一直監(jiān)候了七年，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才獲寬免。至此，家產(chǎn)已變賣將盡，“從小康之家而墜入困頓”。

百草園和三味書屋

百草園，在魯迅故居后面，原是新臺門周氏家族所共有的菜園，是魯迅幼年時代常去玩耍的地方。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深情地說：“我家的后面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作百草園。……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卻是我的樂園。”魯迅在文章中，記下了他和小伙伴們捉蟋蟀、玩斑蝥、拔何首烏的快樂情景。

百草園連同周家房產(chǎn)易主后，大部分園地還保持原樣。魯迅作品中描寫的“短短的泥墻”也依然如故。

三味書屋原稱三余書屋，取古人“為學(xué)當(dāng)以三余，冬者歲之余，夜者日之余，陰雨者晴之余”之意。魯迅的老師壽鏡吾的祖父壽峰嵐依古人“讀經(jīng)味如稻粱，讀史味如肴饌，讀諸子百家味如醯醢”之意，將其改為“三味書屋”。

浙江紹興魯迅“三味書屋”

魯迅從十三歲到十七歲，一直在三味書屋讀書。在魯迅當(dāng)年的書桌上，刻著一個“早”字。這是他在一次上學(xué)遲到后刻下的，用以警戒自己。魯迅還曾做了一個“讀書三到，心到口到眼到”的書簽。讀書時，讀一遍抽一個字。書會背了，尤其是當(dāng)壽老先生讀書入神，有的同學(xué)用紙糊的盔甲套在手指上做游戲時，魯迅即拿出一本“閑書”，放在抽斗里讀，桌上置“君子自重”四字，以防同學(xué)來搗亂。

在書塾里，對課是很使學(xué)生頭疼的事。有一次，老師出的課題是“獨(dú)角獸”。學(xué)童們有對“二頭蛇”的，有對“三腳蟾”的，也有對“八腳蟲”、“九頭鳥”的，魯迅卻據(jù)《爾雅》對了個“比目魚”。壽老先生連連點(diǎn)頭：“獨(dú)”不是數(shù)字，但有單的意思;“比”也不是數(shù)字，但有雙的意思，可見是用心對出來的。又一次，先生讓對：“陷獸入阱中”。魯迅據(jù)《尚書》的“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對以“放牛歸林野”，又大得先生好評。魯迅的對課本上，全都是紅圈圈，可見魯迅不但讀書多，且思想敏捷。

魯迅離開三味書屋后，與壽老先生仍有往來。從外地讀書回來，總要跑到三味書屋去看望他。壽鏡吾先生于1929年7月30日以八十歲高齡在紹興去世。

長慶寺

魯迅是舊歷八月初三出生的，正好和“灶司菩薩”同生日，那年又恰好是閨年。而且魯迅出生時胎胞很薄，紹興一帶叫“蓑衣包”，許多老人都說，這幾條都巧合的孩子很少，將來一定有出息，但也怕難養(yǎng)大。于是，就向菩薩“記名”，表示已是“出家人”。魯迅的父母還不放心，又把他抱到長慶寺里拜和尚為師。

長慶寺就在東昌坊往北不遠(yuǎn)的橋頭，那位長慶寺的和尚就是后來魯迅在《我的第一個師父》中寫的龍師父。

長慶寺里面常常做水陸道場。佛教在當(dāng)時很被看重，長慶寺遂成東昌坊口居民的精神寄托之一。少年魯迅也常同伙伴們一起到長慶寺看熱鬧。1936年4月1日，魯迅在《我的第一個師父》中憶道：“我的師父，在約略四十年前已經(jīng)去世;師兄弟們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們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卻久已彼此不通消息。”

龍師父死后，寺里收入漸漸減少，和尚常有因饑餓致死的。剩下的幾個，也受盡了地痞流氓的欺侮折磨。這樣，一年一年地衰敗下去。后來，長明燈下，只剩下了龍師傅的后代企祥師父一人。

魯迅故居附近，還有土谷祠、恒濟(jì)當(dāng)鋪、咸亨酒店等名勝，已經(jīng)修葺，恢復(fù)舊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