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

春，王正月。

傳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經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

傳

“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襃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眛”者何？地期也。

經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傳

“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經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

傳

“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赗”者何？喪事有赗。赗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赗，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赗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經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傳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經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傳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經

公子益師卒。

傳

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注釋〕 君： 指魯隱公，前722—前712年在位，名息姑。 文王： 周文王。隱公即位之年，時當周平王四十九年。《公羊傳》把“王”解釋為周文王是揭示《春秋》尊崇周朝數百年大一統的政統之義。 公： 指魯隱公。不言即位： 《春秋》沒有寫魯隱公即位的事，這表示他沒有舉行正式的即位典禮。 平： 治理。反： 同“返”，交還。桓： 魯桓公，前711—前694年在位，魯隱公的同父異母弟。 桓幼而貴： 桓公小于隱公，但是他是仲子所生。仲子為宋武公的女兒，出嫁時舉行了正式的禮儀，后被封為魯惠公的夫人，因此所生之子地位高于隱公。 扳(bān)： 挽，引，這里意為擁戴。 適： 同“嫡”。先秦國君傳位制度規定： 立儲君可以選擇嫡子，也可以選擇庶子，前者以年長為首選，后者以母貴或本人有賢德而立為君。隱公非其父魯惠公的嫡長子，其母又不寵，不比仲子高貴。根據那時的有關規定，不宜立為君。 邾(zhū)婁： 國名，國君曹姓，故址在今山東省費、鄒、濟寧一帶，國都在今鄒縣。儀父： 邾婁之君，名克。眛： 《左傳》、《穀梁傳》寫為“蔑”，二字古時通用。蔑即姑蔑，在今山東泗水東。 暨(jì)： 與，及，至，到。 最： 聚集。 汲汲： 急切的樣子。 暨暨： 果斷剛毅的樣子。 漸進： 漸進于德。 地期： 聚會之地。 鄭伯： 鄭莊公。克： 戰勝。段： 共叔段，鄭莊公的同母弟。鄢： 鄭國邑名。 殺： 根據《左傳》，鄭莊公并未殺共叔段，只是迫使他流亡國外。 大： 突出。 當國： 權勢太大，幾與國君相等。 其地： 記載事件發生的地點。 無知： 齊貴族，姓公孫，周莊王十二年(前685年)自立為君，次年被殺。 內： 在國內。 天王： 周王。春秋時楚吳等諸侯國君主相繼稱王，所以尊周天子為天王。這里指周平王。宰： 官職名。咺(xuān)： 周王室官員。惠公仲子： 隱公父魯惠公夫人。赗(fèng)： 助葬用財物，如車馬束帛等。 宰士： 周天子的冢宰，掌管王室內外事務。 考： 原意父，后只稱亡父。 賻(fù)： 以財物助喪。 襚(suì)： 向死者贈送的衣被。 不及事： 沒有趕上喪事。 孰及之： 誰參與了盟會。 祭(zhài)： 諸侯國名，始祖為周公之子。祭伯： 祭國君主，他以諸侯的身分作為周朝廷大臣。 遠： 年代久遠。 “所見異辭”以下三句：“所見”指《春秋》作者孔子親眼所見的歷史事件。“所聞”指孔子聽說的歷史事件，年代比親眼所見的更遠。“所傳聞”指孔子所聽到的前人傳說的事件，年代更加遙遠。這里三句是說孔子對于不同年代發生的事件，記載的詳略、用詞是有不同的，益師之死，因年代久遠，孔子不去考訂具體時日。后世今文經學家把“所見”、“所聞”、“所傳聞”作為一個標準來劃分《春秋》所記魯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階段，并進而提出“三世”說，認為歷史要經歷“據亂世”、“升平世”到“太平世”三個時期。

(施忠連)

〔鑒賞〕 根據傳統的看法，解釋《春秋》最權威的經典著作有三部，即《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公羊傳》又稱《春秋公羊傳》，相傳為戰國時子夏學生齊人公羊高所著。公羊學最初只有口頭流傳，西漢景帝時公羊高玄孫壽與學生齊人胡毋子都著錄成書。《左傳》實際上是一部獨立的歷史著作，以詳述歷史事件和刻畫歷史人物見長，時間跨度大致與《春秋》吻合，因而被經學家視為解釋《春秋》的“傳”。與《左傳》不同，《公羊傳》是純粹的經學著作，是專為解釋《春秋》而寫，主要通過詮釋《春秋》的字義、名物、禮儀、制度來揭示《春秋》的“微言大義”。由于《春秋》的文字極為簡略，只是記載事件，因此《公羊傳》所解讀的《春秋》意義大多為傳作者自己的發揮，成為漢代今文經學的主要理論來源。今文經學往往為當時政治、倫理、經濟、法律上的要求而闡發經義，這在《公羊傳·隱公元年》中清楚地表現了出來。

《春秋》“王正月”三字是西周春秋時期常用的一種時間表達方式，其中“王”字一般指當政的周王。但是《公羊傳》認為“王”指周文王，“王正月”表達了“大一統”之義，這就是闡發公羊學家自己的政治主張。雖然孔子是大一統政治理念的倡導者，但是他寫“王正月”只是指明時間。戰國時期列國紛爭，給人民造成無窮的禍害，人民迫切要求結束分裂，實現中國的統一。西漢初期中國大一統的局面出現了，但是擁有獨立的治權、財權，擁有一定軍事實力，占據很大一部分國土的諸侯國離心力日增，對西漢中央政權構成嚴重威脅，因此公羊學家力主加強政治上的大一統局面。西漢中期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向漢武帝提出的主要論點就是以大一統理念解釋《春秋》，以這一理念統一國家、統一思想。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對《春秋》“春，王正月”四字別出心裁地發表了自己獨有的理解：“《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 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這段話不僅重申了君權神授的思想，而且強調了儒家的一個傳統觀念： 君主要使天下之事合于“正”，把儒家大一統的政治理念與德政思想融于一體，從而發展了《公羊傳》對“春，王正月”的解釋。董仲舒的這些論述可以說是公羊學、今文經學的思想傾向、學術特征和理論風格的集中表現。

關于《春秋》“鄭伯克段于鄢”，《左傳》留下了一段十分詳細而精彩的歷史記錄，非常細致地描繪了鄭莊公平定由其弟共叔段發動的叛亂這一歷史事件的醞釀、發生、發展、結束的全過程及其后效。公羊學家不愿對歷史的細節給予過多的關注，其興趣只是在于分析孔子的用字，從中琢磨孔子對歷史人物的好惡褒貶，據以評論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更重要的是認識孔子的政治、倫理思想。《公羊傳》提出《春秋》用“克”字就是要凸顯鄭莊公之惡，因為他必欲致共叔段于死地而后快，不是在事先勸說、警告共叔段，制止其弟準備叛亂的活動，而是惡意縱容，有意讓其陷于“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境地。由此《公羊傳》告訴人們，仁愛應當成為處理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兄弟手足之間關系的根本法則。

雖然《公羊傳》在歷史敘述方面遠遜于《左傳》，但是它對歷史的解釋和經典的詮釋作出了重大貢獻，從而發展了中國解釋學傳統。它特別重視尋求事件和文本的意義，關注歷史的記錄者和解釋者的立場和眼光、他們與現實政治的關系。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學不受經書文字的束縛，如將“王正月”解讀為“大一統”，這雖然會造成附會的弊端，卻為創造性地發揮經義打開了廣闊的空間，無怪乎它在近代成了思想解放的理論武器。此外，由于訓詁是《公羊傳》探索《春秋》意義的主要進路，它在訓詁學上也有許多建樹，特別是對名詞的訓詁，涉及的內容極其廣泛，包括古代政治、軍事、外交、宗教、天文、婚喪、習俗等各個方面，顯示了作者知識的廣博。解釋名詞概念的方式很多，有下定義，如文中第一句“‘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有對比釋義，如文中把“及”同“暨”、“會”加以對比以細致地辨析它們的意義的細微區別；有以共名釋別名，如“‘宰’者何？官也”；此外還有因聲求義，音近相訓，同義相訓，反義相訓，等等。公羊學對于推動經學的發展和革新曾經發揮過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