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

六年，春正月，寔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九月，丁卯，子同生。冬，紀侯來朝。

傳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楚武王侵隨，使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為后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北戎伐齊，齊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于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后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郞之師。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秋，大閱，簡車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51〕之，士妻食^〔52〕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53〕。公問名于申繻^〔54〕，對曰：“名有五^〔55〕，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56〕為信，以德命^〔57〕為義，以類命^〔58〕為象，取于物^〔59〕為假，取于父^〔60〕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61〕，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62〕，宋以武公廢司空^〔63〕，先君獻、武廢二山^〔64〕，是以大物不可以命^〔65〕。”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66〕，命之曰同。”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67〕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注釋〕 六年： 魯桓公六年，即周桓王十四年，公元前706年。 寔(shí)來： 實來。指魯桓公五年聘曹的州國國君自曹來朝魯桓公。 公： 魯桓公，即姬允，前712—前694年在位。紀： 國名，都邑在今山東壽光縣東南，與齊、魯、夷等國相鄰。為齊所伐，遷邑，春秋時亡于齊。國君姓姜，稱侯。成： 魯國北邊近齊之邑，在今山東寧陽縣北。 壬午： 八日。 閱： 檢閱軍隊。 陳佗： 即陳他、陳五父，陳桓公弟。前707年，桓公卒，佗殺太子免，自立為君。明年，蔡國出兵干涉，殺佗，立免弟躍。躍母，蔡國之女。此條為無傳之經。 丁卯： 二十四日。 不復其國： 州國國君出訪，國內發生變亂，自度無以平定，決定在外流亡不再返國。《春秋》筆法以流亡國君卿大夫所至之國為“寔來”。 楚武王，即熊通，前741—前690年在位。在他領導下，楚國始強。隨： 國名，都城在今湖北省隨縣南，亡于戰國時。 (wěi)章： 楚大夫，封于(wěi)，又名章。楚武王時，出使隨、黃等國。求成： 求和。 瑕： 地名，屬隨，為楚隨交通要地。 少師： 疑是官名。董成： 主持和談。 斗伯比： 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楚子： 楚武王。 得志： 開疆拓土之志得逞。漢東： 即漢陽，漢水東岸之地。 張： 張大、擴大。被： 具。 協： 協和聯合。 間： 離間。 侈： 自高自大。 羸(léi)師： 故作軍容衰疲之狀。張之： 使少師益加自大。 熊率且比： 楚國大夫。 季梁： 隨國大夫。 后圖： 日后之謀。 信： 誠信。 祝史： 管理祭祀祈禱的官員。正辭： 言辭真實而不欺誑。 餒： 饑餓。逞欲： 力圖滿足欲望。 矯舉： 舉虛假之辭。 牲牷(quán)肥腯(tún)： 犧牲色純體肥。 粢盛： 盛在祭器中用于祭祀的谷物。 博碩： 大。 不疾瘯蠡(cù lǐ)： 不病瘦弱。 絜(jié)： 同“潔”。 三時不害： 春夏秋三季，統治者不妨礙民眾務農。下面的“務其三時”，是說春夏秋三季要專心盡力從事農業活動。 醴(lǐ)： 甜酒。嘉栗： 嘉糧。旨酒： 美酒。 五教：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九族： 說法不一。一般以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并己之同族為九族。 禋(yīn)祀： 祭祀天神。 庶： 庶幾。 北戎： 即山戎。 大良、少良： 或云官名、或云人名、或云酋豪之稱。 甲首： 披甲將兵的頭。 饋之餼(xì)： 贈送生食給人。 班： 先后次序。 郞之師： 魯桓公十年(前702年)，齊僖公、衛宣公、鄭莊公聯合進攻魯國的郞(在今山東曲阜城郊)。 昏： 通“婚”，指魯桓公娶齊女文姜為妻。 耦(ǒu)： 同“偶”，配偶。 齊侯又請妻之： 此時文姜歸魯已四年，蓋以他女妻之。 辭諸鄭伯： 告其事于鄭伯而辭婚。 閱： 檢閱軍隊。 簡： 檢閱。 接： 父親接見初生之子，多在初生三日之內。大牢： 太牢，以牛、羊、豬三牲并用。 〔51〕 負： 抱負。 〔52〕 食： 哺乳。 〔53〕 宗婦： 宗人之妻。命之： 為大子取名。 〔54〕 申繻(xū)： 魯國大夫。 〔55〕 名有五： 取名字的原則有五種。 〔56〕 以名生： 以所生的體形特征和當時環境狀況為名字。 〔57〕 以德命： 以吉祥美德之字為名字。 〔58〕 以類命： 以體形類似之物取名字。 〔59〕 取于物： 假借他物之名為名字。 〔60〕 取于父： 取自父親的某一方面為名字。 〔61〕 以諱事神： 對于已故父祖的名字要避諱。 〔62〕 晉以僖侯廢司徒： 晉因僖侯名司徒，改司徒官名為中軍。 〔63〕 宋以武公廢司空： 宋因武公名司空，改司空官名為司城。 〔64〕 先君獻、武廢二山： 魯因獻公名具，改具山(在今山東蒙陰縣東北十五里)之名；因武公名敖，改敖山(在今蒙陰縣西北三十五里)之名。 〔65〕 是以： 所以。大物： 指上面所說的國家、官職、山川、隱疾、牲畜、器幣等方面的名。命： 取名字。 〔66〕 同物： 同一個月日。 〔67〕 請王命： 拜托魯侯轉向周王請求命令。

(賀圣迪)

〔鑒賞〕 桓公六年，《春秋》記事六條，其中“蔡人殺陳佗”一條無傳。《左傳》記有七條，五條釋經，“楚武王侵隨”、“鄭大子忽帥師救齊”二條為無經之傳。對照經傳所記各條，可見《春秋》、《左傳》記事各有缺略，在取舍上，《左傳》優于《春秋》。傳文中“楚武王侵隨”、“鄭大子忽帥師救齊”、“魯桓公命子為同”三條，敘事詳，可窺見當時思想意識。“楚武王侵隨”條，全文說明： 隨所以能以小邦敵大國楚，在于修政利民，“民和而神降之福”。“鄭大子忽帥師救齊”一條，首敘鄭軍大敗戎師；次述齊國慰勞救齊的諸侯軍，鄭忽怨恨魯人代齊安排的先后次序；最后記鄭忽辭婚于齊侯，班師歸國。全文在論說鄭軍救齊過程中，突出鄭忽的個人品質。“魯桓公命子為同”一條，首記子同生時以生太子之禮慶賀；接著敘說申繻答桓公問，論說為新生兒取名的原則；最后記桓公依據“取于父為類”的原則，給兒子取名為“同”。

春秋時期，大國役使、兼并小國。在小國講究以小事大之道時，隨國大夫季梁的“小之能敵大”理論，尤其值得注意。季梁認為： 在一般情況下，小國不能與大國相抗。但在“小道大淫”的情況下，便發生“小之能敵大”的態勢。他這一理論的基礎，是將道從天道即天命之道轉變為人道即國君“忠于民而信于神”。季梁不曾否定天命，他說：“天方授楚”，將武王時的楚國日漸強大視為天授之命。他要統治者“信于神”，也是為了取得上天的支持。然而，“天命”與“信于神”都不是他刻意強調的。在他看來，天與神都為民所左右：“夫民，神之主也。”這是說鬼神的意志行為依據民眾的心情、愿望。民眾是一個群體，這個群體的意愿，可能一致，也可能相互抵觸。當其一致時，群體內部的關系是和，神也就依民而行；當“民各有其心”時，群體內部不和，神之所行不知依據民眾的哪一部分，也就“乏主”。這種民神關系論，或者天人關系論，是對周初“天命靡常”、“惟德是授”的繼承與發展。二者同是以人事來修正天命，使虛無神秘的天命歸依于實有可見的人事，不同之處是西周統治者強調統治者有德，而季梁則著眼于民和。從天命依據有德至“民和神降之福”，這是思想上的發展。這種發展是將決定天意的人事主體，由圣王轉向民眾。因為民是神之主，也就要求統治者、統治集團“忠于民”，探索如何“忠于民”。季梁指出忠于民要求“上思利民”，具體地說要“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要“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此作為統治者修政的主要內容。

左丘明還記載了鄭大子忽的婚姻觀。春秋時期，列國貴族間的婚媾，往往是出于政治利益考慮的一種結合。齊僖公二度向鄭忽提出妻以齊女，顯然是因鄭國強盛。鄭忽對婚事考慮的可貴處，在于能超越利害計較。他雖被其父親鄭莊公定為儲君，但其地位并不穩固。兄弟中有人要取而代之，他也并非不知。娶齊女為妻，與大國通婚，有利于一己之利。謀臣祭足曾以此相告：“君多內寵，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史記·鄭世家》)但他卻堅信“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婚姻的雙方要門當戶對，貴族的國際婚姻，務必要與國之大小相當。鄭國較之齊是小國，作為太子的他，不應當與大國齊聯姻，而應當在相差無幾的陳、蔡等國中考慮婚事。他又認為自己個人的命運不在于依托某個大國，而是決定于自己的努力，并引《詩·大雅·文王》中“自求多福”為證。他又反對以國家之力圖謀個人利益的舉動。當他大敗戎師，齊侯第二次提婚時，他說：“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這表明在他的心目中，婚姻是不應與利害計較糾纏在一起的；不應當以個人婚姻而勞民出師，損害國家民眾利益。鄭忽盡管品行高尚，但不善于為己謀劃，最終成為政治上的可悲失敗者。

給包括個人在內的事物命名，是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結果，又促使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在給事物命名過程中，逐漸形成一些原則、規律。研究事物得名的原則、規律，稱之為命名學。并由此而產生分支，如地名學。對人名的研究，則形成人名學。在中國人名學的形成過程中，魯國申繻是一位不容忘卻的人物。他研究三代的人物命名，將其歸納為五條原則：“名有五： 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于物為假，取于父為類。”這五條原則無神秘色彩。除此之外，又因周代的避諱事神制度，他提出“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為名。因為以這些事物為名，因避諱之故，將會發生廢名、廢職、廢主、廢祀、廢禮的問題，結果是引起社會、政治、祭祀及禮儀等方面活動的混亂，造成不便與損害。這實際上也是一條原則，申繻將其概括為“大物不可以命”，與可以命的原則相反相成。從那時到現在，過了二千六百年，申繻所定的可以命的五條原則，仍舊見之于人名。而他所定的“大物不可以命”原則，因避諱制度隨封建社會的結束而廢除，原來不用的國、官、山川、器幣也在取名上不受禁止。然而，政治時常變化無常，事過境遷，過去的命名可能成為后世的笑柄。此外隱疾、畜牲等名稱中因不吉祥，或不雅，確有不宜作為人的名字的。可見“大物不可以命”的原則也沒有完全過時，人們在取名時也當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