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龔自珍
御史某與侍郎某相惇也。御史公得大學士和珅陰事,欲劾之,謀于侍郎。侍郎曰:“大善!比日上不懌,事不成,徒沽直名;誠恤國體者,遲十日可乎?”御史諾:“緩急待子而行。”
上幸木蘭熱河,留京王大臣晨入直,有急報自行在至,發之,和珅答侍郎書,大略云:和珅頓首謝,種種有處置矣。月余報至,亦和珅與侍郎書,辭甚啴,謂君紿我。侍郎慚,急詣御史曰:“可矣!”御史方飲酒,劾竟上。是月,以弊典罷官,亦無禍。
浙后進曰:御史頹放人也,安慮天下有穽己者哉?欲明不欺,成其獄,雖易地以計,烏可已?顧負忼直之意,偵主喜慍,乃一發聲,留隙俟處置以敗,信道可不篤耶?設少年悍者擊之,中矣。
——《龔自珍全集》
這是一篇紀實小品,集中在一件小事上,先敘后議,揭示清王朝的腐敗和官場上的奸詐,批判了敗壞道德、賣友求榮的小人。
文中的和珅,是有清一代最大的貪贓枉法的大官僚。乾隆朝時,他極受寵信,權力很大。此人貪心極大,常常枉法弄權,聚斂財富,一時財勢逼人,滿朝文武,對他都畏嫉。和珅由侍衛擢戶部侍郎兼軍機大臣,累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封一等公,執政二十余年。家中積累財富,在他被嘉慶帝抄沒家產時計,達國庫年收入十分之一。當和珅在權力頂點時,許多沒有骨氣的貴族官僚,千方百計去巴結和珅,企圖升官晉爵。《松江兩京官》正是當時官場風氣的富有戲劇性的故事。
文章可分敘和議兩部分。敘寫故事,議論析其事。議論又以“浙后進曰”為引出。這個“浙后進”,即是作者。
在敘的部分中,最使人注意的是,作者把一件官場丑聞當作一個戲劇小品來描寫,因此,筆墨集中在人物的言行上,對于攻劾和珅的奏章和內容本身,輕輕帶過。這里有三個人物。一個是御史公,正直、敢言,卻又有書呆子氣,輕信同鄉朋友。當他偵知和珅陰私的事,先是找人商量,再是由別人決定他上奏章的時機,最后在自己毫不清醒的酒醺醺時倉促上奏,既失密,又失時,更加上輕信,失敗是必然的。不過,這個御史仍不失為一個有骨氣的正直官吏。第二個人物是侍郎。此人位居高位,但權力欲和貪欲,仍然使他處心積慮向上爬。當他知道同鄉要彈劾和珅時,認為機會到了,先是穩住御史,造謠說皇上最近心情不好(不懌),暫不上奏為佳。騙得信任,贏得時間,迅速密報給隨乾隆巡視熱河的和珅,使和珅有了應變準備。更為可恥的是,那位大大咧咧的御史忘了彈劾這事,以致和珅白白準備而指斥侍郎的時候,侍郎為了個人升沉,竟然急不可待地慫恿御史上奏章彈劾。實際上是侍郎與和珅串通做好的陷阱,由侍郎騙御史往里跳。結果可想而知。侍郎開始僅僅是賣友求榮,后來又加上自保,于是,種種無恥的陰謀手段都用出來。以這個人的行為,可見他內心是多么卑鄙無恥。第三個人是和珅。人物并沒有出場,只有兩封信。第一封說“頓首謝,種種有處置矣”,顯示這位權臣應變的能力,可見其炙手可熱。一個“謝”字,暗示了將來提拔侍郎的許諾,也很有內涵。第二封信更簡,“辭甚啴(平和),謂君紿(欺騙)我。”欺騙和珅,這罪名對侍郎來說真是偷雞不成蝕把米了。“君紿我”三個字,具有明顯的指責和威脅。結果逼使侍郎再去催御史上奏那封毫無作用的彈劾。和珅前恭后倨,基于他對權勢的依存關系。這三個人物,面目各異。在場上的御史和侍郎,形象尤為鮮明。
議的部分,是作者的觀感。作者主要從批評御史輕信的角度,論析這次彈劾失敗的必然性。側面也剖析了在清王朝官場上,堅持正直,維護正義,又是十分艱難的事。由此可見官場風氣的腐敗丑惡。對于侍郎、和珅,作者不置評譏,實在是不屑評譏:他們只是黑暗勢力的一種代表,也是腐朽垂死力量的代表而已。
士林風氣和官場腐敗,常常是近代正直人士抨擊的要點。官僚是支撐封建國家機器的主要力量之一,后備官吏的士和已成官吏的腐敗,直接導致一個王朝的衰亡。因此,龔自珍這一代先進的中國人,對官場腐敗的抨擊,實際上是他們對整個腐朽的封建制度抨擊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的人們,可以從這些尖銳的散文中作出自己的判斷。
這篇散文,富于戲劇性,情節性,這是龔自珍散文的一個特點:常常在形象的活動的畫面中,體現出深刻的社會內容。同時,作者謹慎巧妙地處理紀實與戲劇性的關系。這件事是有出處的。御史名曹錫寶,字鳴書,上海人。官陜西道御史,彈劾和珅,因為不合事實,革職留任。和珅敗亡后,嘉慶時贈副都御史。侍郎名吳省蘭,字泉之,上海南匯人。官工部侍郎、侍讀學士。勾連和珅,出賣友人曹錫寶,終于身敗名裂。龔自珍以曹、吳二人事實為據,但作了戲劇性的處理。把二人的籍貫歸于松江,把二人交往活動寫得富有情節性。不用真名實姓,這既有存忠厚之心的意味,主要的是為主題所需。對于揭示這一件官場丑聞來說,主要的并不是揭丑,而是透過這件丑聞,昭示整個清王朝官僚體系的腐敗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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