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唐寅

君子之處世，不顯則隱，隱顯則異，而其存心濟物，則未有不同者。茍無濟物之心，而泛然雜處于隱顯之間，其不足為世之輕重也必然矣。君子處世而不足為世之輕重，是與草木等耳。草木有可以濟物者，世猶見重，稱為君子，而無濟物之心，則又草木之不若也。為君子者，何忍自處于不若草木之地哉？吾于此，重為君子之羞。草木與人，相去萬萬，而又不若之，則雖顯者亦不足貴，況隱于山林邱壑之中者耶？吾友朱君大涇，世精瘍醫，存心濟物，而自號曰菊隱。菊之為物，草木中最微者，隱又君子，沒世無稱之名。朱君，君子也，存心濟物，其功甚大，其名甚著，固非所謂泛然雜處于隱顯之中者，而乃以草木之微，與君子沒世無稱之名以自名，其心何耶？蓋菊乃壽人之草，南陽甘谷之事驗之矣，其生必于荒嶺郊野之中，惟隱者得與之近，顯貴者或時月一見之而已矣。而醫亦壽人之道，必資草木以行其術，然非高蹈之士，不能精而明之也。是朱君因菊以隱者，若稱曰：“吾因菊而顯。”又曰“吾足以顯夫菊，適以為菊之累，又何隱顯之可較”云。余又竊自謂曰：“朱君于余，友也。君隱于菊，而余也隱于酒。對菊令酒，世必有知陶淵明、劉伯倫者矣。”因繪為圖，而并記之。

——《六如居士集》

幾千年來，孔孟所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的處世思想，似乎已經深深滲入中國士大夫的人格精神中。即便很有些蔑視禮教的名士氣派的唐寅也不例外，他的這篇《菊隱記》，便彌漫著很濃的孔孟氣息。

作者提出，“君子之處世”，無論顯隱，“而其存心濟物”，則應貫一始終。繼而又指出，一個人若無濟物救世的心志，而只是一渾然泛然的俗夫，于隱顯之間全無自覺，自然會在紜紜世間消聲沒跡，低微得如同草木，甚至連草木也不如。

顯隱的故事，屢見于中國的史籍。顯者如早年的管仲、商鞅，輔佐君王，變法圖強；三國時有諸葛孔明，為復興漢家天下，運籌謀劃，一生驅馳，鞠躬盡瘁；又如北宋的范仲淹，為救黎民免遭涂炭之苦，厲行“慶歷新政”，為時人和后代所稱頌。他們之所以丹青留名，為后世敬仰，胸存濟物之志，是一個重要原因。至于隱士的事跡，在中國古代典籍中也俯拾皆是。東漢初年的嚴子陵，東晉末年的陶淵明，是中國最出名的兩大隱士。一位垂釣富春，一位躬耕南畝，都遠離華蓋云集的繁華京都，甘處于荒遠的郊野山林中。但倘若他們只是蓑衣懸釣的漁翁或荷鋤耕作的農夫，人們大約就不會記得他們的姓名。《后漢書》上說嚴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顯然不是個尋常人物，只是他深諳官場的污濁和君王的昏戾，才辭棄光武帝劉秀賞賜的厚祿高官，而甘愿垂釣于富春江畔。至于陶淵明，在“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恬淡情懷中，仍常有“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的勃然豪氣，只是因處在“真風告逝，大偽斯興”的黑暗年代，他才不得不隱跡于田舍茅籬之中。魯迅說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是很中肯的。因此，大凡真正的隱士，仍是胸懷濟物之心的。惟其如此，才為世人所敬重和仰慕，在唐寅看來，“存心濟物”是士大夫知識分子人格精神的根本，若無此心志，“則雖顯者，亦不足貴，況隱于山林邱壑之中者耶？”

唐寅的朋友朱大涇并非官位顯赫的貴介，而只是一個隱于民間的君子，然而他“世精瘍醫，存心濟物”，是一位不同凡響的高蹈之士。唐寅由他的人品醫術，而贊慕他的號“菊隱”，因為“菊隱”兩字的內涵確實包蘊了處于江湖的中國士大夫階層(自然包括唐寅自己)內心孤高清芬的意味。誠然，菊沒有牡丹那份“花開時節動京城”的“好顏色”和富貴艷紫氣，它總是同瀟瀟秋雨、颯颯秋風相系聯，但在中國古代士人的心目中，卻透發出那種孤高雅潔、清芬沁人的山林旨趣，尤為退離仕宦的士人所喜愛。唐寅說它“生必于荒嶺郊野之中，惟隱者得與之近”，就更突出了它的高潔之性。朱君以醫行道，“其功甚大，其名甚著”，卻毫不愛戀牡丹的宮廷脂粉氣，而一心傾慕菊的那份山林荒野氣，從中可以透視他內心的精神品格，而這正是作者唐寅自己的襟懷胸臆。

在古代中國，人們總是將“菊”、“酒”同“隱”相聯，因為這確能體現出不同于朝廷命官的執笏肅立或正襟危坐的那種肅穆簡傲的姿態。唐寅在文末說：“君隱于菊，而余也隱于酒。對菊令酒，世必有知陶淵明、劉伯倫矣。”雖然陶淵明愛菊，劉伶(字伯倫)耽酒，但他們都厭惡官場，蔑視權貴，追求個性的自由放達，推崇精神的獨立不羈，其內在的精神品性并無二致。他們胸存濟物之心而無以報國，只得行吟山水、笑傲江湖的內心體味，正是唐寅所要嘆發的感慨，實際上也是他自己精神生活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