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金圣嘆

同學弟金人瑞頓首：弟年五十有三矣。自前冬一病百日，通身竟成頹唐。因而自念：人生世間，乃如弱草，春露秋霜，寧有多日？脫遂奄然終歿，將細草猶復稍留根荄，而人顧反無復存遺耶？用是不計荒鄙，意欲盡取狂臆所曾及者，輒將不復揀擇，與天下之人一作傾倒。此豈有所覬覦于其間？夫亦不甘便就湮沒，因含淚而姑出于此也。弟自端午之日，收束殘破數十余本，深入金墅太湖之濱三小女草屋中。對影兀兀，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余章，付諸剞劂，行就竣矣。忽童子執尊書至，兼讀《葭秋堂五言詩》，驚喜再拜，便欲拏舟入城，一敘離闊。方瀝米作炊，而小女忽患疾蹶，其勢甚劇，遂爾更見遲留。因遣使迎醫，先拜手上致左右。夫足下論詩以盛唐為宗，本之以養氣息力，歸之于性情，旨哉是言！但我輩一開口而疑謗百興，或云“立異”，或云“欺人”。即如弟《疏解》一書，實推原《三百篇》兩句為一聯，四句為一截之體；傖父動云“割裂”，真坐不讀書耳。足下身體力行，將使盛唐余緒自今日廢墜者，仍自今日興起。名山之業，敢與足下分任焉！弟人瑞死罪死罪，頓首頓首。

——《抱牘山房集》

清初詩人嵇永仁是圣嘆的朋友，也是圣嘆的崇拜者，故其《葭秋堂集》，亦以得圣嘆評論為榮。此序表現了圣嘆在拘守陳規舊例的封建文士的包圍中，或被稱為“立異”，或被誣為“欺人”，所謂“一開口而疑謗百興”。顯然，這不只是由于他主張“疏解唐詩”(即主張對七律分解為前后兩截，把每四句看作一解，由前后兩解合為一詩)，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在殉難之前二十年評改過家喻戶曉的《水滸傳》，又在分解唐律詩之前數年，評改了《西廂記》。此兩書都是在圣嘆的評改加工之后，不脛而走，“風行海內”，起到了發聾振聵作用。因此，同郡的名士歸莊(字玄恭)竟詆金本《水滸》為“倡亂之書”，金本《西廂》為“誨淫之書”。

可貴的是，圣嘆雖身處逆境，卻并無沮喪退縮情緒，而是勇往直前地追求真理。他始終相信自己的批著將藏之名山，垂諸久遠，而拘束于陳言的正統文人之作，雖欲不湮沒，又豈可得？

讀《葭秋堂詩序》還使我們想到：時間無始無終，空間無邊無際。宇宙無限，人生有涯。于是齊景公登牛山而悲，孔仲尼臨洙泗而嘆。于是，詩人們唱出了“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令人氣短的詩句；哲學家則發出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莊子·養生主》)的直面人生的感喟。享樂派認為“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兇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因之主張“且趨當生，奚遑死后”(《列子·楊朱》)。功利派則認為正因為“人生非金石，焉能長壽考”，必須將有限的人生投入到無限的事業中去。庶幾與天地同壽，日月齊光。孔子因之主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大約他那個時代的文化人，已確立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傳·襄二十四年》)的價值觀。對于大多數文化人而言，立德、立功這兩條道路很難走通，于是，像司馬遷那樣地發憤著書，“思垂空文以自見”(司馬遷語)，成了身處逆境而有真才實學的古代正直的知識分子所選擇的人生道路。正如司馬遷所說：“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報任安書》)千百年來，這段名言不知震撼了中國多少知識分子的心靈，激勵他們在逆境中自強不息、奮力拼搏！

圣嘆所從事的著述，雖然和司馬遷所貢獻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皇皇大著有小大之別，但他那“不甘便就湮沒”的憂患意識，那含淚而為的名山事業，以及“一開口而疑謗百興，或云‘立異’，或云‘欺人’”的遭遇，又是多么酷似當年的司馬遷啊！司馬遷和金圣嘆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兩位名人，《報任安書》和《葭秋堂詩序》則曲盡了中國知識分子在專制政治壓迫下的憂憤著書以圖流傳后世的共同心理，寫出了封建專制政治統治下中國文人的悲劇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