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王若虛

歲己未，河朔大旱，遠邇焦然無主賴。鎮陽帥自言憂農，督下祈雨甚急。厭禳小數，靡不為之，竟無驗。既久，怪誣之說興。適民家有產白驢者，或指曰：“此旱之由也。云方興，驢輒仰號之，云輒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眾萬以附。帥聞，以為然，命亟取，將焚之。

驢見夢于府之屬某曰：“冤哉焚也！天禍流行，民自罹之，吾何預焉？吾生不幸為異類，又不幸墮于畜獸。乘負駕馭，惟人所命；驅叱鞭箠，亦惟所加。勞辱以終，吾分然也。若乃水旱之事，豈其所知，而欲寘斯酷歟？孰誣我者，而帥從之！禍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禱，言出而雨；衛之旱也，為伐邢之役，師興而雨；漢旱，卜式請烹弘羊；唐旱，李中敏乞斬鄭注。救旱之術多矣，盍亦求諸是類乎？求之不得，無所歸咎，則存乎天也，委焉而已。不求諸人，不委諸天，以無稽之言，而謂我之愆。嘻，其不然！暴巫投魃，既已迂矣，今茲無乃復甚？殺我而有利于人，吾何愛一死？如其未也，焉用為是以益惡？濫殺不仁，輕信不智，不仁不智，帥胡取焉？吾子，其屬也，敢私以訴”。

某謝而覺，請諸帥而釋之。人情初不懌也。未幾而雨，則彌月不解，潦溢傷禾，歲卒以空。人無復議驢。

——《滹南遺老集》

〔注釋〕　歲己未：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 邇：近。焦然：禾苗枯焦的樣子。無主賴：沒有依靠。 厭禳：祈禱解除災難。小數：小法術。 怪：怪異。誣：無根據。 臆倡：胡亂提倡。 見夢：托夢。府之屬：帥府中的僚屬。 預：相干。 異類：非人類。 分：本分。 寘：置。酷：酷刑。 委：聽之任之。 桑林：地名，桑山之林。 邢：古國名，在今河北省邢臺市西南。 卜式：漢代河南人。弘羊：桑弘羊，漢代洛陽人，漢武帝時任治粟都尉，領大司農。 李中敏：唐時隴西人，曾任監察御史等。 愆：過失。 暴：同“曝”。投：驅趕。魃(bá)：旱神。 益：增添。 私：私自。訴：申訴。 謝：道歉。覺：醒。 懌：高興。 彌：滿。解：停止。 潦(lào)：澇災。 空：沒有收成。

這篇寓言小品，托物興諷，形象生動，對比突出，訕刺尖銳。白驢托夢是全文主體。通過驢的自述，作者勾畫出一個鮮明的動物形象，寄寓了對現實的不滿，對世情的激憤，對執權要者的鄙薄。夢中陳詞，轉折深入。先鳴冤：“冤哉焚也！”一聲憤怒的呼喊后，著十二字說明民罹天禍，與其無干，結論明確，出語爽捷，適足震動帥府僚屬。繼之訴苦伐功：“乘負駕馭，惟人所命；驅叱鞭箠，亦惟所加”，僅四句便寫足受苦負重，忠于職守之狀。水旱災禍有無，完全非其所知，“而欲寘斯酷歟？”以反問句對罰不當罪提出抗議。接著問罪責帥：“孰誣我哉，而帥從之！”既追究興謗之人，又責備定罪官長，義正辭嚴，毫無畏葸之態。以下自“禍有存乎天”至“而謂我之愆”，分析禍因，陳說除禍之術，是白驢托夢亦全文重筆所在。白驢的精辟見解在于：“禍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它正確地看出，對待世間災異，人若能加以防范或事發后迅速采取措施，則可化險情，減后果，人事是災禍消長的決定因素。“人者可以自求”六字為全文樞紐，貫通上下。以下引典故來證實己論。述典之意，以古律今，暗含抨擊。筆意冷峻。“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禱”，是講湯因天下大旱“以身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贊揚湯勇于引咎自責，實為不滿當時統治者之委過于人，嫁禍于物。“衛之旱也，為伐邢之役”，肯定衛旱時討伐無道之邢的義舉，意亦在不滿于當時國多無道之行。引二典為明一意，即希望最高統治者在災異發生時應承擔責任，采取措施。“漢旱，卜式請烹弘羊；唐旱，李中敏乞斬鄭注。”鄭注為唐文宗時奸佞，慣于誣陷忠良；桑弘羊于漢武帝時推行鹽鐵酒類官營專賣政策，采取了改革的進步措施，其功其過，歷來有紛爭，此處不論。而引此二典的含義亦很顯然：災異發生，需在人事中尋求止險弭禍的辦法。引四典后，驢發一問：“救旱之術多矣，盍亦求諸是類乎？”——救止旱災的方法多得很，何不尋求漢唐這些作法呢？這分明是借古喻今，對金朝章宗承安年間奸佞當道、弊政百端流露了憤慨。實際上是問：何不烹今日之桑弘羊、斬今日之鄭注！據《金史》本紀第十一載，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五月發生旱災，時應奉翰林文字陳載曾上疏言四事：“其一，邊民苦于寇掠；其二，農民困于軍須；其三，審決冤滯，一切從寬，茍縱有罪；其四，行省官員，例獲厚賞，而沿邊司縣，曾不沾及，此亦干和氣，致旱災之所由也。”由陳載所言可窺見當時政局多么混亂，內外交困，朝野不和，民間擾擾，險象叢生。這次旱象持續月余即雨。實在是天災并不可怕，而所畏惟人！在分析禍因，提示救止方法后，驢又說：“不求諸人，不委諸天，以無稽之言，而謂我之愆。”對委過于人的執政者發出憤怒指斥，這是驢憤激情緒的高潮，一個反抗的形象勃然而立。再下則指陳后果，白驢指出發生災異而委過于物，這是愚蠢的，既會益惡，又會貶己。“暴巫投魃，既已迂矣，今茲無乃復甚？”這是指出焚驢祈雨比其他厭禳小數更為愚妄可笑。“殺我而有利于人，吾何愛一死？如其未也，焉用為是以益惡？”著一假設，再一推斷，指出焚驢只能助長怪誣之說，助長臆倡之言。“濫殺不仁，輕信不智，不仁不智，帥胡取焉？”以斬截急速的語調，警告鎮陽帥不要自取惡名。最后提出要求，寄希望于僚屬陳情。

寓言小品，一般都在生動的物類形象中寄寓作者的思考和理念。柳宗元筆下一麋一鼠一驢諸等，或諷恃寵驕縱者喪身，仗勢胡為者斃命，或刺外強中干者下場可悲，攀高負重追名逐祿者丑惡可恥，都在諷刺物類所象征的人情。此文賦驢以正面形象的特點，寓意似更積極。驢勉力“乘負駕馭”，任人“驅叱鞭箠”，勞辱終身，很容易使讀者想起牲口一般窮年辛苦的農夫。他們“才了蠶桑又插田”，“……浚河才了又修城。挑泥鍬無休日，失業妻兒有嘆聲。”他們不遑寢處，流血流汗。然而不同的是，白驢遠非忍淚吞聲、甘受宰割之輩。它敢于向府衙僚屬陳情，憑心而訴；敢于分析人世禍因，敢于征古證今，暗示斬卻人間奸佞；它敢于唐突一方大帥，斥其不智不仁，警告他不要委過無辜而益惡招尤，透出一股桀驁不馴的反抗精神。它甚至聲言，“殺我而有利于人”便不吝一死，表現出敢于犧牲的獻身精神。這是正直敢為、有膽有識的人的象征，包含著作者為受欺壓者鳴不平，憤激于世道昏暗的戰斗意向。

文章對比手法運用突出。為了勾畫白驢形象，注意將白驢與帥比照，堂堂鎮陽帥在“河朔大旱，遠邇焦然無主賴”的情況下，他毫不考慮勤政愛民以減輕旱象后果，只是“督下祈雨甚急”，愚妄之甚而“自言憂農”；“厭禳小數，靡不為之”，尸位素餐，面目可憎；既而又輕信怪誣之說，“命亟取”白驢“將焚之”，把一場自然災害的解除，寄托在殺害無辜之上，何其粗蠢無知。作為封建社會的一方之長，就是這樣的昏庸，這個形象有極大的概括性。又，驢與眾人比，驢之險遭焚殺，全為“一人臆倡，眾萬以附”，“云方興，驢輒仰號之，云輒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久旱之中忽見云興，驢異而仰號，物之常情；愚人妄測，實為荒唐。而尤為危險的是“眾萬以附”，萬口一詞便形成強大壓力，將置驢于死地。而驢被釋后，“人情初不懌也”，眾猶頑固不化；在雨潦傷禾的事實面前，才“人無復議驢”。這樣寫，深刺了無知妄測、人云亦云的可驚可駭。與兩種人相比，驢便愈益顯得卓然挺立，膽識可佩。驢向被視為蠢物，如柳宗元筆下之黔驢。此文則在物形象征上，作了翻案筆墨。一方之帥也好，衙門佐吏也好，一倡萬和的眾人也好，他們原來與蠢笨的驢還相去千里。“文章自得方為貴，衣缽相傳豈是真”(王若虛《論詩詩》)。這篇正是作者的自得之文。它好在既無雕琢過甚處，又深含意旨；既無經營過深處，又“辭達理順，無可瑕疵”(王若虛《滹南詩話》)。通篇比照鮮明，物象突出，譏刺深刻。正如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里，評價晚唐皮、陸小品所言，我們可以說《焚驢志》是金元時期“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