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方孝孺

天臺生困暑，夜臥帷中，童子持翣飏于前，適甚就睡。久之，童子亦睡，投翣倚床，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為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畔聞有飛鳴聲，如歌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噆面，毛發盡豎，肌肉欲顫，兩手交拍，掌濕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為，蹴童子，呼曰：“吾為物所苦，亟起索燭照。”燭至，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帷旁，見燭，亂散如蟻如蠅，利嘴飫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噆吾血者耶？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茍至，烏能為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于端，其煙勃郁，左麾右旋，繞床數匝，逐蚊出門，復于生曰：“可以寢矣，蚊已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嘆曰：“天胡產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聞之，啞爾笑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缊，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為犀象，怪之為蛟龍，暴之為虎豹，馴之為麋鹿與庸狨，羽毛而為禽為獸，躶身而為人為蟲，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寓形于其中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為長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卑網，山貢而海供，蛙黽莫逃其命，鴻雁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物獨不可食于人耶？茲夕蚊一舉喙，即號天而訴之，使物為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于天，則天之罰人又當何如耶？且物之食于人，人之食于物，異類也，猶可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后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粟而飲湯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者，白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盬其腦，使其餓踣于草野，離流于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無恤之者。今子一為蚊所噆，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相噆，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后身之道耶？”天臺生于是投枕于地，扣心太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遜志齋集》

〔注釋〕　翣(shà)：扇子。 噆(zǎn)：咬；叮。 盬(ɡǔ)：吸飲。 踣(bó)：倒仆。

“對”，乃文體之一種，《文心雕龍》有《議對》一篇，說它是用來“陳政”、“獻說”的。最早的作者是西漢的晁錯和董仲舒，他們的作品是“辭裁而辨，事通而贍”，既“非迂緩之高談”，又“非刻薄之偽論”，堪稱這種文體的楷模。迨魏晉以九品用人，這種文體因以衰落；唐宋以對策取士，因而它又逐漸繁榮起來，柳宗元的文集就編有“對”一卷，“對”中往往設為問答，互相辯難，使事理愈辯而愈明，論點愈析而愈深，其中的《天對》、《愚溪對》和《設漁者對智伯》等，寓意深遠，析理透徹，一直流傳眾口，具有強大的藝術生命力。明清繼續推行科舉制度，這種文體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繁榮，方孝孺就是擅長這種文體的。《蚊對》、《鼻對》和《公子對》，雖是他20多歲時的作品，但卻理明辭達，言簡意豐，文采風流，才華橫溢，讀來令人愛不忍釋。

《蚊對》借童子之口，闡發了“民胞物與”的大道理。認為天之生物，雖有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天之視物，并無貴賤愛憎的區別。人雖自命為萬物的“雄長”，而在天看起來，同樣是“二氣缊，賦形受質”于宇內的。彼此互相為養，互相依存，人可以食物，物亦可以食人，天不會因“物之食于人”而罰人，亦不會因“人之食于物”而譴物。這就是天的“齊物論”和“平等觀”。人則不然，其視“異類相殘”也為自然的淘汰，所以，“高羅而卑網，山貢而海供”，使禽獸魚蟲，“莫逃其命”，“莫匿其蹤”，似乎這些都是生來供養人的。人們飲其血，吸其髓，敲其骨，食其肉，乃是理有固然，事有必至的，毫無惻隱之心，同情之意。一旦物出而食人，則怒形于色，慍見乎辭，以為猛獸鷙蟲，傷天害理，于是集其同里，奮其智能，舉其刀矛，發其弓矢，必欲殲其族類、不留后患而后快，這能夠說是平等待物么？其視“同類相殘”則完全是另一種態度。看到有的人白晝不動聲色，儼然正人君子，而在暗地里卻伺人之間，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構煽成罪，使之“餓踣于草野，離流于道路”，甚至“吮其血而盬其腦”，被害者的號哭之聲，上于云霄，慘怛之色，可泣鬼神，而他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曾無絲毫戚戚于心的感情，這難道是“先人后身之道”么？天臺生畢竟是有血性的，在童子的嚴詞詰責下，天良發現，于是“投枕于地，扣心太息”，“終夕”反思。

從人視“異類相殘”和“同類相殘”的不同態度，可見人是極端自私自利的。當他認為自己的才高于物、力大于物時，就把物作為自己的養生之具，捕之食之，心安理得，哪里還有一點“仁民愛物”的心理？當他看到別人依仗自己的權勢和機巧，“瞰人之不見，乘人之困怠”，凌壓自己的同類時，為了明哲保身，遠害避禍，便采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自由主義態度，緘口而不言，裹足而不前，正義感和同情心都被拋到東洋大海里去了。在這樣的人心里，只有強權，沒有真理；只有成敗，沒有是非；只有陰險手段，沒有平等觀念，與天臺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種心態，曠古如斯，而能夠見其肺肝，發其隱秘者，卻只有涉世不深、閱歷甚淺的“童子”，可見人性復歸之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