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西詩詞

江西詩詞，興起于晉、唐，及宋而達鼎盛，元雖疲弱但余勢猶存，故明初得以中興。有明一代三百年，江西文學由盛轉衰，復由衰轉盛，再由盛轉衰，幾多沉浮，無論是“歷時性”發展，還是“地域性”分布，都值得我們對其深入進行研究。

明洪武前夕至建文朝，明代江西詩歌以劉崧開創的“江右詩派”為代表，與同時的其他四個詩派相比，因迎合時勢需求而獨領風騷。江右詩人溫厚醇雅的人品與文品，既適應了明初高壓統治的需要，也造就了溫雅醇正的詩風，為此后“臺閣體”的產生作了鋪墊與積累。在由元入明的作家中，大致有兩類：一類是元末遺老，一類是明初諸家。前者如張昱、危素等，為江西文學揭幕;后者如劉崧、陳謨、吳伯宗等，為江西文學或開宗立派，或導夫先路，樹立典范。他們共同成為明代江西文學繼往開來的領路人。

明永樂至成化朝，在文壇占主導地位的是“臺閣體”。作為盟主，“三楊”之首的楊士奇繼承江西先賢的文學傳統，開創了平正典雅、雍容醇厚的詩文風氣，影響明代文學達百年之久。在臺閣體作家中，江西籍占大多數，故有人把明代臺閣體看成是江西的文學流派。臺閣體雖然有缺點，但不宜全盤否定。

明弘治至正德朝，江西文學呈現較明顯的衰落之勢。此時占主流的作家群主要有茶陵詩派和以復古為號召的“前七子”，其中很少或幾乎看不見江西籍作家的身影。江西籍作家主要活躍于理學領域，他們以理學名家，且成就卓著，故江西素有“理學之邦”的美譽，而作為作家的他們卻不能成為主流。

嘉靖至泰昌朝，江西文壇特別昌盛。有詩文集傳世的作家較多(近50位)，而且大多兼以理學名家。文學巨匠湯顯祖的出現，為江西文壇再鑄輝煌，故稱此時為明代江西文學的中興時期。湯顯祖以他“情至”的文學理論和宏富的詩文創作實踐，對明后期詩文的反復古運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他創作的以“臨川四夢”為代表的傳奇(即戲曲)，代表了明代傳奇的最高水平，奠定了他在明代乃至整個古代戲曲史上的崇高地位。

天啟、崇禎及明清之際，作家數量也不少，猶如夏夜的流星劃過天空，雖然美麗但略嫌短暫。此時的詩歌成就不高，但因一批殉國作家和遺民作家的涌現，給即將謝幕的江西文學增添了一抹亮色，其高尚品格與浩然正氣，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從“地域性”角度看，江西作家的分布與文學的盛衰呈現出明顯的不平衡態勢。明代江西有文集存世的作家共186人，分布在十三個府的不同縣。按府來分，吉安府59人，占總數的31.7%，居第一位;南昌府32人，占總數的17.2%，居第二名;撫州府28人，占總數的15.1%，居第三名;饒州府與建昌府均為13人，占總數的7%，并列第四名;廣信府12人，占總數的6.5%，居第六名;臨江府與贛州府均為7人，占總數的3.8%，并列第七名;九江府6人，占總數的3.2%，居第九名;瑞州府4人，占總數的2.2%，居第十名;袁州府3人，占總數的1.6%，居第十一名;南安府與南康府均為1人，占總數的0.5%，并列第十二名，亦即倒數第一。雖然沒有對明代江西作家1061人的區域分布情況作數理分析，但由此可見一斑。

吉安、南昌、撫州三個府占據明代江西作家的半壁江山，尤其是吉安府，是明代江西文學的重鎮。明初“江右詩派”的開山祖劉崧與“臺閣體”的盟主楊士奇，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沒有他們，明代江西文學便會黯然失色。南昌，歷來為省城之地，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詩歌成就處全省之前列，自然在情理之中。撫州，承先達鄉賢之余烈，故詩歌能保持較高水平。尤其是湯顯祖和“臨川四家”中的艾南英，代表了明后期江西文學的最高成就。如果把明代江西文學分為兩段的話，那么，前期由吉安府作家占盡風流，后期則由撫州府(即臨川)作家領軍。前后交相輝映，共同演繹明代江西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