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是中國思想文化界大動蕩、大碰撞和大整合的世紀，兩千多年來形成的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百年間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風雨激蕩。其中涉及對《孝經》、孝論的研究、解說，對傳統孝道的分析、評判。它對學術界、尤其是思想界的影響，不應該被忽視或低估。本章就20世紀關于《孝經》、孝道的研究、評判問題，作一次史的考察和質的辨析，這對于我們今天建設精神文明，倡立新倫理道德，亦有其借鑒作用。

一、世紀之初的《孝經》研究

孝，是儒家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范疇之一。儒家經典如《論語》、《禮記》、《孟子》等，都有許多關于孝的論述。《孝經》則集中闡述了作為家庭倫理的孝道，以及作為社會國家倫理的孝治的思想。從經文的表述看，正如《漢書·藝文志》所言“孔子為曾子陳孝道”。從篇幅上看，《孝經》是“十三經”中“最小”的一部，但它在歷史上曾具有很高的地位，產生過廣泛深遠的影響。漢人推尊它，說：“《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 《孝經緯》，傳為鄭玄所作）“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鄭玄《六藝論》）這種觀點，一直延續到清代仍是“正統之說”、“權威之見”。其間，雖然在作者、今古文本的差異、傳授源流的辨析等問題上，《孝經》研究者有過不同的觀點，但對其根本宗旨和基本內容卻罕有異辭。

近代研究《孝經》的著作有：簡朝亮的《孝經集注述疏》一卷（附《問答》一卷），曹元弼的《孝經學》七卷、《孝經鄭氏解》一卷，唐文治的《孝經新讀本》一卷，馬通伯的《孝經誼詁》一卷，廖平的《孝經學凡例》，鄔時慶的《孝經通論》，陳柱的《孝經要義》等。這些著作，基本上以相關問題的考證，經文義理的闡發為主要內容，可視為西漢以來傳統《孝經》研究的尾聲。

鴉片戰爭爆發后，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被西方列強用大炮轟開了。社會的變化，民族的危機，刺激著近代知識分子，引發了要求變革的思潮，它首先表現為固有思想的非正統流派的復活，如龔自珍、魏源等開始用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譏諷時政，進行改革的理論宣傳。康有為在變法維新運動前期，刊行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借助今文經學，把孔子改塑成托古改制的“大教主”，在學術界、思想界引起軒然大波，其“明古文之偽經”，動搖了古文經學的正統地位，開近代疑經疑古之風。

就《孝經》研究來說，曾由朱熹提出的“《孝經》乃齊魯間陋儒所纂”之說，及清代姚際恒認為“《孝經》……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的觀點又被提出來了。梁啟超曾堅決地否定孔子手著《孝經》的舊說。他在《經籍解題及其讀法》中說：“《孝經》自漢以來，已與《論語》平視，今且列為 ‘十三經’之一，其傳孔子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為孔子手著，即此兩種。其實此二語出自緯書，純屬漢人附會。‘經’之名，孔子時并未曾有，專就命名論，已是征其妄。其書發端云：‘仲尼居，曾子侍’，安有孔子著書，而作此稱謂耶！”自近代以來，各派學者，不論其對傳統孝道所持觀點所作評判如何，已基本上不信《孝經》為孔圣所著的說法，如吳虞在《經疑》一文中引朱熹、姚際恒之說而疑《孝經》。不同時期的新儒家對《孝經》作者及形成過程作辨析時，多取“漢人輯綴而成”之說，但《孝經》反映了儒家思想觀念的事實則是基本上被認同的。

世紀之交的前后十年，封建王朝日薄西山，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空前高漲。在“孝道評判”問題上，這一時期最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的“國粹派”對傳統倫理思想進行研究、分析和評判。以章太炎、劉師培、黃節、鄧實、馬敘倫諸人為代表的“國粹派”，“多是一些具有傳統學術根柢的知識分子，不僅主張從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中汲取精靈，以增強排滿革命宣傳的魅力，而且強調在效法西方改革中國政治的同時，必須立足于復興中國固有文化。”“他們追求中國社會的民主化，但更關切傳統文化的命運，孜孜以復興中國文化自任。”“國粹派”援引西方的自由、平等學說，特別是借助18世紀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這一思想武器，批判了后儒由孝道比附、推衍出的綱常名教的舊倫理道德，提出了改良社會倫理、家庭倫理的構想。劉師培的《倫理學教科書》是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劉師培、黃節、馬敘倫等人從維護“孔學之真”，反對經歪曲的“偽儒學”的思想立場出發，指出上古圣人所揭示的“五倫”關系，僅為對待之詞，并無尊卑之義。“三綱”之說始見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馬融以“三綱”說釋《論語》。后來，宋儒高談義理，尤其是程、朱，以“三綱”立教，其學說實際上輔翼了專制政體，也喪失了孝道的真意。但“國粹派”強調，傳統的家庭倫理，固然弊端橫生，卻當主改良，不容言廢除。劉師培說：“于一族不能和睦，又安望其能合群？于親屬不能施恩，又安望其能博愛？”這種思考，實際上正是儒家“修齊治平”思路的體現。他們還提出了改良傳統倫理的構想，其第一項，即針對“孝道”提出了“父子平等”的主張，宣稱：“欲新家庭倫理，必自父子平等始。”黃節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托父母氣而生耳，父不得專也。”即以自然人性論作為“父子平等”說的基礎。父母養育子女未嘗無恩，子女應有回報之責，但二者既同屬人類，從根本上說，彼此就應該是平等的，而不應當有尊長卑幼之分。

劉師培還對孔子所言“孝”的涵義進行了分析、解說：

為人子當有孝親之責。所謂孝，服勞奉養僅是其狹義，更重要的還在于“愛利親之謂孝”，即“非徒順親”才有益于親；父之言合于公理固當從，不合則須“正親之過”，孔子言而無改于父之道，乃指父道之善者而言，非可概論也。

劉師培的這些解說，反映了他在積極意義上理解“孝”之涵義并加以肯定的思想傾向。

清末民初的“國粹派”對以“三綱名教”為顯性表現的舊倫理道德的流弊進行指斥、批判，提出改良社會倫理、家庭倫理的構想，這是他們對中國社會的近代化所作的努力之一。其進步意義應予以肯定，但是，他們在理論中抽象地使用自由、平等、人權、人性等概念，對共和社會的理想化想象，都顯出了幼稚和虛幻。而且，他們提倡回歸“真孔”，又不敢對“真孔”進行一分為二的辯證，因而在理論上也時有勉強之處。

以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清末民初，“國粹派”學說及其他各種“新說”在打破權威信條、使孔子及儒家經典世俗化、歷史化、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恰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必不可少的思想鋪墊。例如將吳虞的“非孝”、“反禮”言論，視為承續“國粹派”對“三綱”說批判之推進、深入，應該是可以成立的（雖然二者在本質上有所不同）。